戴新伟︱记章汝奭先生的“夹棍”说

几年前我还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副刊时，拟推出一个名家系列访谈“谈艺录”。顾名思义，这是关于艺术人物的专题，但不想做成最有名或有职务的浮头人物“威水史”——大致而言，正好是要在这类人之外圈定人选。当时请教了不少师友，上海的石建邦兄推荐的第一位便是章先生。那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章先生的名讳，记得几年前白谦慎先生在电话里就谈起过他的这位书法老师；我最近一次读到白先生写章先生的文章，是2017年9月7日他在澎湃新闻所发章先生过世消息的《记与恩师章汝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每一忆及，辄感世间文字总有因缘。

南都对章先生的专访《章汝奭：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近一万字，刊发于2015年1月15日。读后，我对章先生的家世、生平、学书经历才略有了解。让我注意的，一是先生生于1927年，岁在丁卯，与先祖母为同年生人；二是抗战中章先生流寓大后方，曾辍学（金陵大学外文系）到新津机场美军空运部做翻译。新津是成都附近一个小城，抗战时国民政府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成当时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美军援华航空指挥部就在这里。抗战后期，远程飞至日本本土轰炸的盟军战机，也有从这里起飞的。抗日，这在章先生来讲当然是一大胜业，但在我却因家乡曾有这样一位人物短暂驻足而感到荣幸，所以对这位尚未谋面的老前辈充满了好感。

众所周知，章先生擅行楷书，尤其是高龄仍可以书写心经、金刚经等经文，蝇头小字，无界格，书写无错漏，行气十足，成为一时谈论的绝技。大概就是同时吧，《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连续刊出章先生谈论题跋的文字（《谈谈书画题跋》《章汝奭藏手札墨迹记》等），题跋多写于笺纸上，不仅展现了传说中的小字工夫，而且兼谈艺林掌故，文辞造句之美、追忆前辈之大方得体，均令人受益良多。我一直觉得，大众媒体刊载的这一类作品实在是功德无量，因为这绝非我们常见到的所谓书画家的“书画作品”，那种只知炫人耳目，实质空洞，为人不学，下笔无文的“作品”，没有灵魂，“刷屏”而已。章先生写的是一种掌故，其精神实质是中国人的知人论世，因此也反映作者的学养与人格。这是当之无愧的传统文化精华。章先生所谈的前辈如高二适、陆俨少等人，无不娓娓道来，是近世以来绝妙的学人逸事，对有志于书学的读者，也有普及知识的功用。得体最难，我一直记得章先生在行文中有（深恐）“交浅言深”、“妄自矜重”数语，其为人之自爱自重，可见一斑。昔溥心畬指点江兆申学诗之法为“多读书”，如果仅仅为书画而书画，水平如何，其人如何，可想而知。

从此我格外留意章先生的书迹。石建邦兄一次路过广州，专门带了章先生两件小字长卷给我开眼：《楚辞》和《古诗十九首》。那是章先生中岁时期的作品，较晚年的小字更端正整饬，从中能够领略到章先生书法的宽博和纯正，对比晚年的书法，还可以体会到中间的过程。那么多字，丝毫没有今天常见的剪、拼、作等痕迹（当然，主要是没有剪、拼、作的意识），十分安详、正派。但当时我仅仅能领会这么一点点，如果用前人的措辞，我只能是在观摩之后，“唯唯而已”。

不仅如此，我还有一点疑惑。

几年前，我曾经观赏过北方某名角的戏曲表演。终场之后有互动环节，这位名角说得兴起，拿书法来做了比喻：写大字才有气魄，写小字则全不足观，云云（大意）。其实自习书法以来，自己对书法的体会和认识也是逐步增加、提高，对世间的各种书法观念——其实很多尚不足以称为观念，只是粗浅的偏见而已——一般抱敬而远之的态度。那位戏曲名家的结论让我吃惊。虽然这人在我看来是不知书者流，不过细想一下，竟然也无从辩驳。这个疑惑一直到我遇上章先生的字才解开。先是东方早报上刊载白谦慎先生的《凌云健笔意纵横——章汝奭先生的小楷》一文，有云：

很多年前，我曾向老师请教写蝇头小楷的用笔。他说，你看过篮球运动员上篮吧，写字也要有那上篮的意思。章老师当时并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但上篮这个比喻，却给予我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在激烈的比赛中，那些优秀的运动员，在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身体姿势投篮，那“意思”总是在的。章老师小楷的点画，看起来并不像唐代楷书那样按部就班，面面俱到，但即便是最为细微的运笔，都会呈现出每个笔画应有的形态及其走势，哪怕透露的只是一丝一毫的端倪。只要一个动作的“意思”有了，“势”在了，点画也就活了。点画本身长一点也好，短一点也好，并不是关键，运笔过程和点画形态是否完整，全依赖“势”的完整，关键要有那个类似上篮的“意思”。

这篇长文里面谈到了不少学习书法的金玉之言，但这个“运动员上篮”的妙喻是最打动我的。白先生是著名的艺术史家，最能体会和阐释老师的书学理念；章先生是身体力行的书法家，故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解决乱麻绳一样的问题。“运动员上篮”虽然通俗化，但我以为是非常深刻的书学理论，这也是我真正感受到“章先生是书学前辈”的开始。

2015年末，在友人的热心帮助下，我和内人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的插图是我写的字、内人画的水彩画。我们两人都是业余水平，承蒙章先生慈悲，为我们题了“写字画画”的签条，倍增光宠。笔记本印好之后即快递给石建邦兄转呈，不久石兄来电，章先生带话：要多临帖。次年5月，接到石兄转来章先生写赠的心经条幅，并有一张短笺：

老人郑重嘱咐：漂亮的恭维话就不说了，要你在字的结体、章法、点画、行气布局上多加些“夹棍”，用些苦功。他是把你当自己人看了。

如果说，“上篮说”我还有点似懂非懂，“夹棍说”立即豁然开朗了，虽然也不大懂。这不仅仅是知道怎么批驳如那位戏曲名家的高论，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这种书学观念，尤其是参照章先生的书法作品，更觉得他在书学上的贡献，实在远胜那些浮头名家们聱牙诘屈的理论。练书法、写楷书，岂独仅仅规整、好看而已！惭愧的是，我生性贪多务得，做事缺少恒心毅力，没有像章先生指点的那样下苦工夫临池，故写字一直处于业余水平。

看章先生晚年书迹，无论大小字，也无论、行、草，其笔下的腾挪跌宕，呈现笔法的丰富，足可见心胸的宽大方能滋养这样的气魄。相比之下，以字的大小来看书法，是何其浅薄的皮相之见啊。章先生去世后，追悼会上挂的是他生前所写的一幅对联：

任老子婆娑风月，看尔曹整顿乾坤。

我看到这幅挽联，不仅深觉允当，而且感受到章先生那种不谐俗、自尊自信的人格。试看当今，有几个人当得起这两句呢？这不是只靠写写书法就可以修到的境界。

2015年秋天我到上海，石建邦、顾村言两位兄台特意陪我到古北路拜访章先生。扣门之后，出现的是一位十分瘦小的老先生，当时我心里有点吃惊：怎么，那些字、那些文章，就是这位老先生写的？！

不消说，章先生在我心里是高大的，甚至有点严厉。前人有云，“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以前读并不太明白，觉得隔了好多层，而章先生，无论是字里字外，正是曾文正所说的“光明俊伟”一类人物的注解。

那天在章先生府上，拜观了他抄写的《法华经》册页，以及他老伴留下的便条，鼓励章先生好好抄这部经文。关于这个字条，章先生有文章记述。还有大字草书字卷，以及那天凌晨写的一通心经，据说是他女儿的朋友求书。那天看章先生的作品，我有一个感受：他的书法造诣深厚，因此所谓的擅长小字，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准确的。观看他的各种字体，“上篮”和“夹棍”非常容易体会到：他在书法上花的时间、精力和想法都太多了。

章先生每天早上两三点便起来写字，几乎随时都在写，他用的毛笔写完字便装上笔帽，因为过不了一会又会写。不过那天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章先生的性格——我们刚一落座，他便批评一位在媒体上“大放厥词”的书法名家。他并不掩饰他的火气。他提及当年下放南京梅山时与高二适的交往，特别是高二适要为之宣传而被他所婉拒：“你还有点性格嘛。”听这样的复述，并不觉得这是自我标榜，恰恰相反，深深感受到这位老人家性格上的倔强，人格上的孤高和自爱。

章先生出身世家大族，青年时深受离乱之苦，中岁遭遇文化革命，在南京梅山烧了十年饭，“每一顿两个人淘八百斤米，还要装饭、卖饭、洗碗”，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自己坐着小矮凳，在另一个凳子上搁上砚台，就这么写字。只有这个条件。写大字也写，就得把铺盖搁开，在床上写”（见访谈《我就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拨乱反正之后，章先生是上海对外经贸学院的教授，是广告营销学方面的专家，成就卓然，“营销”一词便由章先生定名（“‘营销’这两个字，还是我给起的”，见访谈，同前），晚年生活事业均佳。经历过逆境的人，与顺境中的人很不一样。但不论境遇是坏是好，章先生始终给人一种志气不失的劲头，他的心中始终有一种高迈的人生标准，他之批评时风，以有益教化为己任，正在于此。人的心中应该有超越物质的追求。这一点也最让人心折，因为这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言不惭大行其道的时代。

无论在生前还是去世时，章先生可以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名气，受到很多人的敬重。历经了上一个多灾多难、文化人尤其不得安生的世纪，受到晚清民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种种影响，无论是对西方的了解还是对传统士夫文化的继承，章先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他们这一类人、这一代人越来越少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纵观社会上的名家，我以为，章先生这样的人虽然很少，但也不会成为“出土文物”那样的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书学成就，生前生后也有足够分量的评介，然而他始终不是“学术明星”那样的人物。这不是章先生的不幸，恰恰相反，西方有“无限多的少数人”一说，章先生的道德文章必然会被这少数人所铭记，与他交往、受他启发的人也将永远保存这位可敬老人的回忆。

那年沪上之行后，我从南京回广州，在去机场的地铁上，忽然看到一处地名“梅山”，我想到了章先生。平心而论，我与章先生缘分至浅，时间亦短，所能记下的都是一些琐琐不足道的细事，并不足以阐发先生的道德文章。但就一个学习书法并从事文字工作的后辈而言，这些琐事无疑极为重要。“梅山”是否为章先生下放之处并不重要，但在我应该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