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京都访书：追寻羽田本

文史学者身后藏书如何处理，素来棘手。除了卖给古书店外，在日本还有整体捐给图书馆，建立个人文库的传统。京大文学部图书馆的颖原文库、桑园文库、滨田文库等，都是曾在此任教的先生或其遗族寄赠。书籍入库后先遍钤“滨田敦先生寄赠”“豹轩先生手泽”等印，再编目录和索引，如作为《桑原骘藏全集》别册的《桑原骘藏博士所藏图书目录》，最后在书库中分配若干排书架独立储存。

作为1938年至1945年间京大第十二代校长，羽田亨（1882-1955）藏书的待遇最为特殊，目前它们独立储存于京都市北区的羽田纪念馆（暨内陆亚细亚研究所）中，除了日文书、线装四部古籍外，尤以西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多语种书籍最具特色。吉川幸次郎《羽田纪念馆杂兴》（《吉川幸次郎全集 第二十四巻》，筑摩書房1976年版）一诗云：

列架俨然西域书，小楼犹傍史臣居。

满窗晴日丹黄倦，聊望长堤绿欲初。

纪念馆旁边即羽田家旧宅，两栋建筑皆由商人、酸奶饮料“可尔毕思（カルピスウォーター）”的发明人三岛海云出资修建，故有此语。

羽田亨出生于京都府，1907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毕业后入刚成立的京都大学大学院就读，两年后转任讲师，此后一直在此执教鞭。受业师白鸟库吉的影响，羽田初攻满蒙史，后旁及中亚史、东西交通史、敦煌学等。学生间野英二回忆，先生除了中、英、德、法、俄文外，兼通土耳其、蒙、满、藏、波斯、梵文等东洋诸语，“其学问的最大支柱即罕见的语言学才能”，并立足于多语种史料，对以中国文献为中心的旧式研究“展开痛烈批判”。（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版）

由于治学范围广，又曾在伦敦、巴黎、莫斯科等地访学，羽田亨生前搜集了各种贵重资料带回日本。其子羽田明（1910-1989）克绍箕裘，走了与父亲相似的人生道路：东大学士毕业，凭《中央亚细亚研究》于1962年获京大博士，留校任教直至退休。羽田亨之孙羽田亨一（1943-2015）曾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专攻伊朗史；另一孙羽田正（1953- ）现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专治伊斯兰史。羽田家三代做内亚研究，一个多世纪流风余韵不绝。我最近半年流连于京都各古书祭、古书屋，买到三册从羽田家流出的旧藏，统一名之曰“羽田本”，以下逐一介绍。

（一）外山軍治《金朝史研究》

去年秋季京都青空古书祭上，研究室前辈买到1949年弘文堂版、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衬页上有湖南哲嗣内藤乾吉（1899-1978）手书“羽田学兄惠存”。鉴于乾吉年长于羽田明，不可能以“学兄”相称，故受赠者必是羽田亨。前辈说：“这本书破破烂烂地放在书架边角，我翻开一看，赶紧收下，只要五百日元！”

得到这个情报，当天下午我就再去了一趟古书祭，猜测前辈应该是在キクオ书店的展位买到的，就把那里的精装学术书全部浏览了一遍，果然找到一册同朋社1964年版、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衬页毛笔手书“羽田博士惠存 著者”。此书出版时羽田亨已过世，所以“羽田博士”应该是羽田明，函套上也有铅笔小字“羽田先生”。

外山军治（1910-1999）出生于大阪，1933年从京大东洋史专攻毕业后得到日本外务省的资助，从事满蒙史研究，《金朝史研究》正是由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改写而成，后记中外山写道：

本书刊行之际，我想起迄今为止受到的各种学恩，不禁感慨万千。首先必须要感谢的，是恩师羽田亨先生赐予我的深厚恩情。我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并成为满蒙文化研究的一员，担任指导者的就是羽田先生。先生不止在学问上给予我各种鞭策，还特别费心地调拨研究费用。我得以继续研究生活，全赖先生所赐。

1935年，外山军治、羽田亨、羽田明还有田村实造等人一起，赴华北考察金朝发祥地的历史地理，研究根底更为巩固。《金朝史研究》为《东洋史研究丛刊》之十三，书本身并不难得，古书屋网站上就有不少，国内也已有李东源先生的中译本。但这册毕竟曾在羽田家插架，再加上外山的笔势遒劲，颇见老一辈东洋史学家的汉文功力，故不惜四千日元将其买下。

（二）Mahmud al-Kashgari《DIVANÜ LÜĞ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

吉田校区北面的临川书店主要从事学术书出版，虽然也卖古书，但平常总是大门紧闭，只有每几个月一次的“即卖会”才开门售书。这种佛系经营不要说在国内闻所未闻，在日本也极为少见。每次即卖会我基本都会参加，除了书店在通学路上的便利以外，还因为其库存深不见底，时有精品。

去年12月底的冬季即卖会上，我在地上一堆散乱堆放的论文抽印本中，翻到一册《DIVANÜ LÜĞAT-IT- TÜRK TERCÜMESI Ⅰ》，起初不知道这是什么，甚至连何种语言也无法确定，但书的衬页钤“羽田藏书”朱文印，再翻看内容，见到几个波斯文词汇，判断很可能是羽田家的东西，书价又极廉，当即决定买下。当晚承蒙友人将照片发给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看，最终确认这就是羽田亨本人的藏书印。

原书装订不佳，纸张经年发脆，书脊也已碎裂，前面十分之一左右的散页重新装订，封面上方用钢笔手写“1939”，左上角印着“T. D. K.”，右下角印着“Çeviren Besim Atalay”字样，但未见出版日期。书中留下黑笔、红笔、铅笔三色批注，笔迹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出自不止一人，再加上散页重装时将一张印有“北狄传”字样的工作稿纸也订在里面，我由此推测这本书不止被羽田亨批读过，其子《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的译者之一羽田明也曾过目。

回家查相关材料，方知此书是十一世纪喀什地区学者喀什噶里（Mahmud al-Kashgari）编纂的《突厥语大辞典》，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军事天文等，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喀什噶里生前书未付梓，原稿也已失传，现仅有一抄本存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图书馆。1939至1943年间，土耳其学者阿塔莱依（Besim Atalay，1882-1965）将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抄本加以整理，译为土耳其文出版，共三卷加索引一卷。由于我买到的羽田本是第一卷，故封面手写的“1939”可能是羽田亨标注的出版年份。

羽田亨读这本书时，似乎只杀了个书头，三十多页之后便没有任何下划线、批注或其他阅读痕迹。且大部分批注是用日文注明土耳其文单词的含义，看得出来读时并不轻松。间野英二说羽田亨重视东洋诸语文献，从此书来看的确所言不虚，因为就连最新的土耳其文史料也及时购入；但“通土耳其文”的确切含义恐怕不是精通，而是粗通文法，可以借助字典阅读相关文献。

（三）Maarif Vekilliği Kütüpaneler Müdürlüğü Tasnif Komisyonunca hazırlanmıştır《İstanbul Kütüphaneleri Tarih-Coğrafya Yazmaları Katalogları : 1. Türkçe Tarih Yazmaları》

今年四月十九日的临川书店即卖会上，又以三百日元买到土耳其语《伊斯坦布尔图书馆藏地理-历史手稿目录：1.土耳其语历史手稿》精装一大册，共计909页，一九四三年由伊斯坦布尔的Maarif Matbaasi出版社出版。该书衬页钤“羽田藏书”印一枚，与《突厥语大辞典》的印文相同，可以确定也是羽田亨的语藏书。此书是工具书，故内文无任何批注。

（四）浜田敦《朝鮮資料による日本語研究》、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

因为古书祭上的两册羽田本都来自キクオ书店展台，所以很可能羽田家当年没捐的书都由这家店处理了。报着这样的想法，几个月后我特地去了一趟中京区河原町通上的本店。东翻西找，先看到1970年岩波书店版、滨田敦《从朝鲜资料出发的日语研究》，衬页蓝笔手书“羽田様惠存 浜田敦”。但此书我已有一部，没必要再收副本。滨田耕作（1881-1938）和滨田敦（1913-1996）父子都是京大文学部教授，考古学家滨田耕作还是京大第十一代校长，1938年因为他在任上意外病故，羽田亨才临危受命。

在书店还看到一册佐伯富签赠羽田明《清代盐政研究》，衬页手书“羽田学兄惠存 著者”。佐伯富（1910-2006）毕业于京大文学部东洋史专攻，师从宫崎市定（1901-1995），1956年凭此书获博士学位，翌年升任同校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而此教席第一、第二任教授分别是矢野仁一、羽田亨。佐伯的治学领域为宋代至清代的经济财政史，论文集结为《中国史研究》三大册，又牵头编纂十多部工具书，《中国随笔杂著索引》《资治通鉴索引》《宋史职官志索引》等还经常在古书市上见到。

1956年同朋舍版《清代盐政研究》列入《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二，丛刊之一即是宫崎市定的名著《九品官人法研究 科举前史》。佐伯的字较为清秀，字体也小，与外山的硕大颜体迥异。但那天因为觉得书要价略高，犹豫了一番后又插回架上，隔了两周终于决心要买，一查古书屋网站欣喜地发现还在，但去店里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一问店员，方知此书昨天刚刚售出，他们没有及时更新在库信息！

从我过目的五部羽田本所体现的人际关系来看，二十世纪前叶京都学派如日中天时，其世袭色彩也可能是举世无双的，尤其是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很多都是子承父业。除了上文提到的羽田家、内藤家、滨田家外，还有桑原骘藏、桑原武夫父子，梅原末治、梅原郁父子，小川琢治、小川环树父子皆先后任京大文学部教授。

胡适在193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陈垣问他：“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是在巴黎？”胡适回答不上来，两人只能“相对叹气，盼望十年之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同时代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陈寅恪也曾诗赠毕业生云：“群驱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大体翻过了奋力“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一页，但回望当年的京都学派时，应注意到其传承靠的不仅仅是大学体制，还有家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