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郭宝平（下）：范仲淹是如何为文为官的？

这两三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可爱的古人”：苏轼、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在创作、出版等方面也掀起了热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遇到困厄时，这些古人是如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范仲淹生于989年，逝于1052年，2022年是范仲淹去世970周年。梁启超评价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

品读历史人物，首先要确定如何识别“真实”。日前，知名历史小说家郭宝平的新作《范仲淹》在凤凰出版社问世，引起各界关注。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认为，本书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著名历史学家孙江认为“真”的历史小说是非虚构的写作，作者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进入由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推理，将历史的片段与片段、细节与细节勾连起来。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小说家就超越了历史学家。

而在网上，范仲淹被认为是用一把烂牌打出“王炸”的人生，从而成为读书人进取精神的标杆。

特别邀请到郭宝平老师，在本期政邦茶座谈谈何为真实的范仲淹，他是如何“立德立功立言”的。

高明勇：我看不少评论家关注《范仲淹》时也都注意到“为当下抒写历史题材小说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您认为小说笔法写历史，最大的难点在哪，又是如何克服的？

郭宝平：我总觉得以真实人物往往又是著名人物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如果凭空编造，不仅是欺骗读者，也是对主人公和他同时代人的亵渎。要开脑洞、奇思妙想，就不要以著名历史人物为主人公。正是在这个观念指导下，我写的历史小说被评论家认为重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以小说的笔法写历史，难题是先要做够历史学家的功夫，再做小说家的功夫，而且弄不好会两头不讨好。我把握的原则是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尽量提高可读性，注重情节安排、氛围烘托。在结构安排上，尽量把具有矛盾冲突的事件详写，主人公一般化的经历略写。比如这部小说里，范仲淹做西帅的内容就比较多。因为这期间发生的事情特别多，矛盾冲突比较尖锐，也非常能反映范仲淹的性格和为人。

高明勇：在网上有个好玩的问题，有人问，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最喜欢生活在古代历史上的哪个朝代？答案几乎都是选择“宋朝”。您写“宋朝历史人物”范仲淹，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纯粹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这个朝代”？

郭宝平：考虑过。我写范仲淹，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朝代的因素。在我看来，古典中国人要到宋朝去寻找，范仲淹就是一个代表。

高明勇：这也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朝”会这么受关注？

郭宝平：什么是好时代？文明进步的时代才是好时代。

高明勇：通读您的小说，在《岳阳楼记》的印象之外，又描述了一个更全面、更生动、更鲜活的人物形象。范仲淹“轻一死而重万代法”，采取“荒政三策”解决饥荒问题，做决策“完全根据事实分析、判断，提出主张。为此，甚至不惜否定此前自己的意见。”您认为宋朝的议论之风、改革之风、忠义之风，都是范仲淹倡导起来的。作为曾经的体制内官员，您认为范仲淹是如何进行“决策”的？

郭宝平：范仲淹是儒者、仁者，他为官做事是基于儒家的道义。这应该是他在决策时把握的总原则。具体的“决策”，我觉得范仲淹做事主要是基于情理。读范仲淹为一些官员写的墓志铭、行状，他推崇的是“断狱必以情”，“政惟慈恕，不尚威罚”等等。宋人说“范文正公处大事必曲尽人情”，这是正面肯定的；朝廷给范仲淹的贬官责词里，说他“区断任情”，这是反面的指责。正反都指出范仲淹做事比较注重“情”。欧阳修是范仲淹的铁杆“粉丝”，他说范仲淹很“自信”。

综合这些信息，结合大量实例（书中这样的实例很多）可以得出结论：范仲淹做决策主要是基于情理，按照个人判断进行的。

高明勇：该如何评价范仲淹的“决策”风格？

郭宝平：基于情理的个人判断做决策，比较体恤民间疾苦，总体上有利于为百姓做实事。但情理和个人判断是有局限性的，失误在所难免。比如范仲淹坚持认为西夏和辽交战是作死，除非天要亡之，否则这样的事绝对不可能发生。辽军已攻入夏境，他还坚持说这是苦肉计，屡次要求朝廷发兵，用语十万火急。如果按照范仲淹的判断发兵，夏和辽可能转而联手对宋了。这件事就发生在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身居高位，咄咄逼人，甚至要求皇帝扣押与之争论的枢密副使富弼。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枢密使杜衍和副使富弼、韩琦三人，一致反对他的主张，才避免了一次重大危机。事后有人拿这件事攻击范仲淹，富弼为他辩护说，这是因为范仲淹忧国之切！

高明勇：写完《范仲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一段创作的“结束”，还是“退休”后创作高潮的开始？

郭宝平：既然主动退回书斋，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会继续写。

高明勇：我也注意到，《范仲淹》出版以后，好评如潮，这些评论中，您最看重哪种评价？

郭宝平：对《范仲淹》一书的评论，包括网上一些网友的评论，我基本上都认真看了，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让我很感动。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先生的一段话：“能够超越时间的障碍和时代的阻隔，进入到时间深处，去打量他们具体的处境，描绘出他们在历史中的声音、心灵、整个复杂的充满人性的形象。”丁帆教授不仅审读了《范仲淹》试读本并给出评语，还写了评论文章。他对我的一些观点有批评，很中肯，但更多的是鼓励，不仅指出《范仲淹》“为当下书写历史题材小说重塑了一种严肃的范式”，而且认为《范仲淹》“既不是戏说历史的商业快餐，也不是没有血肉的史料堆砌，它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艺术巨制。”还有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对《范仲淹》一书说了八个字：“为古人塑形，为今人立魂。”画龙点睛，醍醐灌顶。

高明勇：梁衡先生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评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之一，作为范仲淹的传记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篇千古文章的？

郭宝平：写作《范仲淹》一书，让我对《岳阳楼记》有了新认识。《岳阳楼记》开篇就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范仲淹为什么这样写？因为背后牵涉到一桩轰动朝野的大案，即滕宗谅案。滕宗谅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榜进士、好友。他受范仲淹举荐出任环庆路帅臣。此公为人疏散，好荣进，花钱大手大脚，西帅郑戬是范仲淹的继任者，也是他的连襟，此人热衷于查贪腐案，他给御史爆料，说滕子京浪费、贪污，欺压百姓。当朝廷派人前去核查时，滕子京抢先把账本烧掉了。这引起皇帝和大臣们的极度愤怒，认定落实不了去处的三千贯公用钱是滕子京贪污了，按照法律要判死刑。就连一向维护范仲淹的枢密使杜衍也主张杀滕子京以正国法。如果滕子京果真贪污公用钱，就属于私罪，按照宋朝法律，举主要与被举荐人承担连带责任。此时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正在推行庆历新政，滕宗谅案一出，顿时将他陷入尴尬之地。举朝都说滕子京该杀，范仲淹只能硬着头皮形单影只地替滕子京辩护。宋仁宗此时对范仲淹很信任，顶着压力，最后将滕子京贬到岳州了事。这件事对范仲淹的威信损害很大，也严重干扰了庆历新政的推行。仅仅过了几个月，范仲淹就急流勇退，以巡边为名离开了朝廷，庆历新政几近夭折，对范仲淹的非议甚嚣尘上，御史弹劾他“欺诈之迹甚明”，宋仁宗也不点名指责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不得不请求外贬，宰相章得象还借机羞辱了他一把。这些内容书里都有详细描写，都是根据史料据实而写的。了解了这个背景，结合范仲淹的人生经历，再读《岳阳楼记》，就明白为什么开篇说那样的话。可以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向皇帝和世人表明心迹的，自勉且勉天下士；他对洞庭湖的描述，实际上是写的宦海。梁衡先生把《岳阳楼记》列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之一，名副其实。任何时代、任何人，职场上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要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读书人不管遇到什么不公、不平，报国爱民之志不能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