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念祺︱“宁负朝廷，不负朋党”：中国历史上的朋党

治中国政治史，“朋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是，以“朋党史”为专题研究的，并不多见。我们过去研究“朋党”，往往只注重历史上官僚士大夫“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的一面。然而，“朋比为奸”与“党同伐异”，岂止官僚士大夫如此！在中国官僚政治的框架中，官场上，除了官僚士大夫的朋党，也还有种种因身份、特权而结成的各类朋党。朱子彦教授继其《朋党政治研究》（与陈生民合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而作《中国朋党史》，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做了广泛而长时段的考察，将朋党研究的视野，从仅仅关注官僚士大夫阶层，放宽到历史上的整个统治阶级，从而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官僚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朋党古已有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帝党、后党、太子党、诸王党、戚党、阉（宦）党、奸党”均为其属；而且，都是出于利益之争，而无君子小人之别。因此，作者不同意欧阳修《朋党论》中关于朋党尚有“君子”和“小人”之分的观点，认为政治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终将导致“党同伐异”。

对朋党作这样的判断，与作者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朋党史”的基本估计有关。作者强调，尽管有时“党争也有邪正是非之分”，“不宜一笔抹杀”，何况“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一定都构成朋党斗争，但是，朋党斗争却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特别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则是毫无疑义的”。以“各类朋党素描”为题，作者在本书导言中，对中国历史上各类朋党的特点作了一个概略的呈现：

就朋党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群体结合的凝聚力”之问题，作者从家族宗法、乡土观念以及封闭地域中的心理认同这几个方面入手，指出：“封闭的地域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隔阂，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本身就是小农经济结构的产物，这些人一旦登上了政治舞台，就必然把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关系带入官场之中，按照他们的籍贯以及政治上的一致性而结成帮派体系。加之官场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同籍官员也就以血缘和地缘为互相联络、朋比党援的纽带，形成政治上的地域性分野。封建官僚的地域性分野一旦形成，也就必然导致朋党门户之争的不断爆发。”

就朋党争斗中形成的“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之问题，作者则抓住了南北士族势力的此消彼长；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明清时代朋党结合的纽带——乡里、科举同年或门生座师、儿女姻亲；以及南北官僚势力平衡的最终打破；南方士人集团优势的形成诸问题，对历史上朋党斗争的利益关系作了深入剖析，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势力由北强南弱，转变为南强北弱过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

就朋党在官场上“结党贪污，败坏吏治”之问题，作者以朱元璋的“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话头为题，引章学诚“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吏得而谋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而谋十万金之利”语，以具体的史料说明“不少官员一到任所，便大力网罗党羽，往往在本衙门内大量扩充书吏、衙役的人数，将许多‘顽恶泼皮’、社会渣滓委充吏役，收为己用”，“他们‘在乡结党害民，议受赃私，密谋科敛，夤缘作弊’”，“这些人勾结起来，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成为一股拥有很大势力、具有很大能量的地方性恶势力”的历史现象，由此揭示了“官僚集团比官员个人的贪污能量要大得多”；“结党贪污完全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产物”；奉行的准则是“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皇权真正顾忌的是朋党在政治上的野心；“君主既然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而‘富有天下’，将整个国家都视为自己的私产，而为其服务的官僚集团也同样要分享这种权益”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并指出官僚贪污是君主利用官僚集团的一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

导言最后以王夫之所谓“朋党兴，人心国是如乱丝之不可理”为题，论“国无党祸而不亡”的道理。作者认为，“朋党政治中的官僚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迎送、参谒、馈送来维系的，而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需要有人扶持帮衬，以便上下其手，互相奥援，徇情庇护，结成利益共同体”，从根本上“导致了封建官僚政治的极端腐朽，吏治的极端腐败”；“朋党败坏吏治，破坏封建统治的稳定，干扰君主的用人行政之权，使国家政令无法有效贯彻，甚至造成亡国之祸”，必然“使历代君主颇为痛恨”；而“进步、革新势力与顽固、保守势力在政治上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即强烈的封闭性、排他性。他们各立门户，附己者则善，异己者则恶，尽管程度不同，但都逃不出党同伐异的传统窠臼，因此新旧党争也往往以朋党斗争的形式出现”。

在导言所呈现的上述中国历史上朋党之争的问题中，作者逐章讨论了自先秦到明清的朋党争斗的特点。其研究的方法，是将个案分析与时代政治格局的整体把握相结合。作者坦陈自己“对东汉、三国及明代的党争着墨较多，用力较勤”。但通观全书，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既有具体分析，又有整体性把握。比如，对于北宋时期因变法而形成的新旧党之争，作者在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对于民国学者王桐龄将当时“新旧党倾轧之祸”一概归之于“意气相竞”的意见是否定的，而认为庆历至熙丰时期新旧党“确实围绕着北宋王朝是否需要变革而展开斗争，与‘意气相竞’毫无关联”，“元祐之后的新旧党争才算得上‘无智愚贤不肖，悉自投于蜩螗沸羹之中’，而难有是非曲直之分”。作者还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形成的“惰性”入手，一方面强调“恪守传统的思想观念不仅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同时还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观念之中，凝结、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里”；一方面又强调使旧党“感到切肤之痛的是，如果一旦大规模地改革旧制，就会损害他们的许多特权”，并引严复“小人非不知变法之利国也，顾不变则通国失其公利，变则一己被其近灾。公利远而难见，近灾切而可忧，则终不以之相易”的道理，以说明后来的新党之中布满小人，亦皆唯利是图的“地地道道的中山狼”，北宋王朝就亡于他们“得志便猖狂”的追求私利之中，由此而对“宁负朝廷，不负朋党”的朋党之争的性质作了深刻揭露。

明朝灭亡的时候，有人哀叹：过去“汉与外戚共天下，唐与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晋以下与膏梁子弟共天下，宋与奸臣共天下，元与族类共天下”，而明朝没有这些问题，是皇帝乾纲独断，又怎么也会弄到亡国的呢！读此《中国朋党史》，我们就可以明白清楚地知道，历朝得与帝王“共天下”者，都不过是朋党。明朝的皇帝虽不欲不与人“共天下”，而只依靠宫奴(宦官)和家臣（内阁大学士）直接控制政府，结果却是党争之盛，旷古所未有。盖皇权越是专制，执行者就越是权重；执行者越是权重，也就越倾向于结党营私，以至于朋党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你死我活。你看明末的时候，不仅士大夫各皆为朋党，后来甚至与宦官结成了阉党。明朝的官僚士大夫普遍地“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就是由于他们心中“有朋党而无是非”。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因权力失衡而引发爆炸性的利益冲突，“宁负朝廷，不负朋党”，就成为朋党斗争的唯一选择。总而言之，朋党导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权力越是专制，朋党斗争就越是厉害。

中国历史上的朋党斗争，一方面固然是皇权专制的必然产物，其激烈程度亦与皇权专制的程度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即当这种斗争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反过来削弱皇权，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皇权崩溃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朱子彦先生的这部《中国朋党史》，对于中国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朋党斗争的来龙去脉、各时期因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而形成的朋党斗争的特点，以及皇权不断强化与朋党斗争之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具体而深入的解释。它不仅对以往中国历史上朋党问题研究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亦将这一研究整体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