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戏研究社与影片《阎瑞生》的拍摄始末

1920年成立的中国影戏研究会（1921年5月改名为“中国影戏研究社”，下文简称“研究社”[1]）乃中国较早进行电影研究、知识传播与摄制实践的组织，出版了现存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拍摄了第一部故事长片《阎瑞生》，其成员大多在影坛留下过重要痕迹，存在时间虽短，在电影史中自有独特意义。

《阎瑞生》剧照，《时报·图画周刊》第49期（1923年5月15日）

因年代久远、材料稀缺，目前关于研究社的书写所依据的主要是老辈影人的回忆，导致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把研究社当成了商务印书馆中分离出去的机构，来源是1927年徐耻痕编纂的《中国影戏大观》：商务印书馆同人看到新舞台等演出《阎瑞生》戏码“历半年而卖座不衰”，不觉心动，“乃由任彭年、邵鹏、徐欣夫、施炳元等另组一中华影戏研究社，编排阎瑞生剧本，请商务制片部代为摄制。”[2]此说影响深远，像郑君里1936年的电影史就沿袭此说。[3]然而商务印刷馆职员、《阎瑞生》编剧杨小仲断然否认了这一说法，指出该片“并不是由于该电影部的同人，而是由当时几个洋行买办陈寿芝、施彬元、邵鹏等因这案件轰动一时才发起的”，但他也认为研究社“似乎也是由他们的拉拢才竖起这块牌子的”。 [4]谷剑尘1934年的《中国电影发达史》持类似观点：“民国十年，施炳元（彬元）、徐欣夫、顾肯夫等，因见新舞台把上海实事阎瑞生谋杀莲英一案，排成剧本，卖了半年座，便发起组织‘中国影戏研究社’，把这故事拍成电影，共计十本，由商务印书馆代摄。”[5]此即第二种说法。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实情。

要弄清事情的原委，需得从《新世界》日报说起。1915年黄楚九、经润三合资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游乐场“新世界”；次年经润三病死，遗孀汪国贞、外甥张石川排挤了黄楚九，任命孙雪泥为经理。游乐场为了吸引顾客发行有《新世界》日报（初由孙玉声编辑），而在此前后张石川主持的、吸收了“新民社”的“民鸣社”解散，故郑正秋转来主笔《新世界》，周剑云协助，孙雪泥为图画主任。1919年“五四”期间该报宣传爱国的言论十分激越，被租界查封，郑、周二人另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日刊》以替代《新世界》。[6]从1918年起，年轻的顾肯夫、陆洁和张光宇成为该报的重要作者。顾肯夫家境优渥，时为东吴二中学生，1919年6月毕业后与同学任矜苹等在贝勒路的民生女学教书。[7]陆洁出身贫寒，少年去新加坡谋生，1918年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也于1919年6月毕业（同学包括施彬元、周志伊、陈寿荫等），[8]随后在青年会工作。张光宇1918年夏天离开新舞台，进入孙雪泥的生生美术公司效力。三人中顾肯夫笔耕最勤，有“肯夫”“肯父”“锄非”、“锄非子”等笔名，在《新世界》辟有“小停云馆”专栏，连载《小停云馆闲谈》《小停云馆笔记》等，还参与白话文争论、提倡男女平等、宣传抵制日货，非常之活跃。陆洁勤奋好学，“擅蟹行文字，对欧美之报章杂志，几于遍览无遗”，他多以其字“絜父”为笔名，有时也略为“絜”“孑”；陆洁人如其名，颇有洁癖，“居室内无纤尘，常服西装，冠领咸整洁无匹”，[9]所以也自号“无尘庐主人”“不浊”；此外还署名“三三”。他在《新世界》上的文章也不少，诸如《无尘庐谐谈》《无尘庐瞎话》系列，还连载过两个多月的长篇小说《我之侦探案》。张光宇则同孙雪泥、但杜宇等人一道，是该报的主要漫画家。三人虽然早就通过报纸埋下因缘，但彼此直接相识是因为电影——青年会德育部每周六都会放映影片，由此三个影迷成为好友。[10]最晚到1920年，他们已结成观影的铁三角，除了青年会之外还“常同到新爱伦虹口等院观《怪侠》《红手套》等侦探长片”，[11]堪称中国电影萌芽时代的头等影迷。[12]作为报纸同人，顾、陆、张也和郑正秋、周剑云交情匪浅，比如顾、张二人喜欢演戏，曾与郑、周同台献艺，顾还加入了郑、周领导的业余演剧团体“息游社”。[13]

顾肯夫

陆洁

张光宇

顾肯夫、陆洁、张光宇作为都市时髦青年喜爱游艺，也会因国族命运而激愤。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都积极参与其中，以文字或图像进行宣传，受到了反帝爱国思想的洗礼。同年9月美国环球公司来上海拍摄《金莲花瓣》（The Dragon's Net）一片，因丑化中国人形象而又一次激发了民众抗议，周瘦鹃发文敬告：“勿再自作聪明，暴吾中国人莫须有之丑态于世界。”[14]陆洁也愤慨地写到：“西人有携摄影机而来中国摄取影戏者，其所摄取之片，均为我国下流社会中之怪状，若盗窃，若流丐，若遗讥豚尾之发辫，若戕贼肉体之小脚，以此种种，介绍之于文明先进诸国，实足以证明彼等心目中之半化国之所以为半化国也。而我国原有之文明与艺术，彼等又何从而知之哉。”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陆洁和顾肯夫产生了自主拍摄影片的念头，望一洗国族被侮之耻，他们认为“影戏有转移风化、普及教育之能力”，若有“完善之影戏片出现，映演于社会之中，我敢必其有改造完全人格之伟力”。[15]能够吸引民众目光、具备魔力的电影成了他们心目中能够负载救国和启蒙理想的媒介，与周瘦鹃“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的想法不谋而合，[16]长远来看则接续了20世纪初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倡议，意在让通俗文化承担改良和启蒙的重任。于是乎“中国影戏研究会”应运而生——1920年冬，顾肯夫、陆洁与朋友施彬元、徐欣夫一拍即合，[17]四人“乃共同发起一中国影戏研究会。先成立一出版部，发行影戏杂志，以从事于纸上之鼓吹。”[18]又曰：“最初发起影戏研究会者，为顾君肯夫，我亦参与其列。其后有施徐二君加入，乃创议发行一种杂志，先事鼓吹。”[19]社团最初位于南京路山西路32号，发布的宗旨严肃而高尚：“（一）发扬影戏在文学美术上的价值；（二）介绍有价值的影片给读者；（三）防止有害影片之流行；（四）在影剧界上替我国人争人格。”[20]

社团的首要任务是出版刊物、从事鼓吹，所以顾肯夫、陆洁也把富有画报编辑经验的张光宇拉进了出版部。发行方面，他们依仗了郑正秋、周剑云的友情支持：1920年郑、周离开《新世界》，通过新民图书馆发行《解放画报》《春声日报》，顾、陆、张三人是两份刊物的特约撰述；郑、周也投桃报李，暂借新民图书馆给他们当总发行所。1921年1月，他们在《申报》上发布了《影戏杂志》的出版预告，称“影戏是文学、技艺和美术的混合物，通俗教育的一种”，中国却没有相关出版物，所以他们要“开风气之先”。[21]不过《影戏杂志》迟迟没有动静，反倒在2月时先发售了另两种出版物投石问路——《影戏丛报》和“影戏贺年片”。前者有些夸张地自称“本报筹备手续已历年余，同志数十人不惮心力，耗费巨金，广搜美国著名最新杰作，烦请名画家但杜宇先生一手绘图”，后者据说是“本会同志普及美学起见，各出珍藏影戏名家小影”所制（应是张光宇的主意，他最热衷此道）。两种印刷品都使用了最新的铜版彩色套印技术，广告的落款标明它们均由中国影戏研究会出版、新民图书馆总发行。[22]

徐欣夫

研究社的“鼓吹”很快为他们带来了一批新成员。1920年下半年“阎瑞生案”持续发酵，新舞台等戏院也纷纷上演《阎瑞生》的戏码，长盛不衰、大获其利。这引起了南京路上著名茶馆“五龙日升楼”少东家陈寿芝的注意，他1916年曾经参加过“民鸣社”，也是东亚洋行的买办，常跟阎瑞生厮混往来，眼见戏院演出盈利颇丰，想到自己既熟悉阎瑞生的举止又有新剧的表演经验，于是产生了拍电影赚钱的念头。陈寿芝拉上了几位朋友，其中之一是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南洋公学）的学生、体育名将邵鹏，但仍感到人手不足，此时得知了中国影戏研究会的消息，遂于1921年春率众加盟，所以陆洁写到：“始知有陈君等亦极热心影戏事业，彼此以志同道合，乃从事合并，即实行摄取影片”。[23]随着人员增多，研究社另辟影片部，而富有资金和人脉的陈寿芝很可能一上来就担任了该部门的领导。由此可知，研究会分为两个派系：一是顾肯夫、陆洁、施彬元、徐欣夫、张光宇等发起人及出版部，他们希望电影承担启蒙和救国的任务；二是尔后加入的陈寿芝、邵鹏等人及影片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和出名。

两边人马的合作起初比较顺利。有了《影戏丛报》和“影戏贺年卡”，研究社出版部积极筹备出版社刊《影戏杂志》。根据陆洁日记，该刊由顾肯夫编纂，陆洁负责翻译，张光宇主持美术。[24]1921年4月1日，《影戏杂志》创刊号正式面世。这一期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电影沿革的介绍，又有摄制技术的研究和电影剧本的翻译。顾肯夫出力最甚，共译著了四篇文章，包括《发刊词》《影戏源流考》；陆洁则独具匠心地把director译为“导演”；陆洁的同学周志伊翻译了中国最早的动画文献。其他作者还包括冯心造、徐欣夫、王柏荫、刘豁公、张志芳、陈寿芝、居庆月、裴君健等。张光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的绘画和设计让《影戏杂志》图文并茂、版面美观，封面的罗克画像广为流传；名小说家刘豁公肯为刊物撰文，南社和星社的名士范君博送来题词，大概也因为跟张氏的友谊之故；该刊的广告商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家庭工业社、百代唱片洋行也跟张光宇有业务往来或私谊。发行方面，《影戏杂志》由新民图书馆总代理。该刊出版后曾在《时报》上登广告：“顾肯夫、张光宇组织影戏研究会，发刊《影戏杂志》”；[25]顾肯夫又将杂志赠给《申报·自由谈》主编周瘦鹃，后者发文感谢，间接替刊物做了宣传；[26]他们还发布有奖竞猜，吊足读者胃口。[27]这些表明了研究社出版部灵活的营销手段，也显示了他们和鸳蝴文人、新剧先锋的深厚渊源。《影戏杂志》全本道林纸精印，过于考究，加之图像的铜版印刷价格昂贵，拿到印刷厂时发现成本高出了预算一倍，[28]尽管如此依旧获得了成功，创刊号一下子就卖掉了3400册，甚至出现了摹仿者，风靡的程度可见一斑。[29]

《影戏丛报》和影戏贺年片的广告，《申报》1923年2月3日第14版

《影戏研究会之出版物》，《时报·图画周刊》第43期（1921年4月3日）

随着影片摄制事宜提上日程，研究社开始发生分歧。彼时办刊属于小作坊生产，相对来说较为容易，一群朋友每人出点本钱凑够百元的纸张费即可，但是拍电影更为复杂，资金、设备、胶片、技术、人员都是棘手的问题。研究社面临着两难：若影片取材高深则不能迎合社会，徒遭失败；若取材肤浅则背离了社团初衷，自相矛盾。[30]程步高说拍《阎瑞生》是“一人提议，众口赞成”，[31]实际上研究社内部在此问题上有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大部分人认为“阎瑞生案”既是普遍关注的热点，又能起到教育警醒民众的作用，经过举手表决才通过了《阎瑞生》的拍摄计划。陆洁一直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取材“当以有意义、有教训、有高尚思想，能表示国民之个性，发扬祖国之文明及艺术，或描写社会之状况者为佳”，[32]但是无济于事。虽然众人起初说影片要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可陈寿芝的主导下的《阎瑞生》迅速倒向猎奇，远离了社团宗旨。陈寿芝自任主角，邵鹏演帮凶吴春发，拉上了朋友朱某和其小妾王彩云分别饰演朱老五（朱子昭）和王莲英。陈寿芝还凭借洋行的关系拉来了巨万资金，联系上了商务印刷馆影片部的任彭年。商务印刷馆电影部接受了摄制委托，派任彭年导演、杨小仲编剧、廖恩寿摄影、周诗穆助理。此外，任彭年兼饰方日珊，徐欣夫扮包探，顾肯夫反串王连英的鸨母，可谓万事俱备。4月初《影戏杂志》发行的同时《阎瑞生》也正式开拍，陈寿芝等人大张旗鼓，今朝在赛马场公开亮相，明日又请求淞沪护军使署的军队来帮忙重现押送和枪决罪犯的过程，[33]可谓大肆作秀，引来了路人关注和报刊报道。可是，这也招致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批评。《申报》就规劝他们“应多摄有价值之影片，输往外洋，以介绍我国人之真面目”。[34]《民国日报》编辑管际安认为，研究社既为中国人组织电影团体、集资拍摄影片的开端，唯一宗旨应是“发扬中国固有之文明，一洗从前欧美影片中的耻辱”，[35]愿其能拍摄高尚作品。陆洁闻讯也写下长文发表于《春声日报》，委婉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中国影戏研究会而欲实践其最初之宗旨者，则我愿劝其于选择脚本一事，三加注意”，“幸勿将就尝试，有负我人之厚望也”。[36]孰料陆文一经见报，数日后“即有不署名之投函，含血喷人，大肆谩骂”——不难猜测，采用这等下流手段的便是陈寿芝等人。陆洁遭到来自内外两边的攻击，终于按捺不住，于5月22日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影戏研究会决议摄演阎瑞生时，我早知其必受外界之攻击，我亦未有满意之表示……俾知现在我与该会，已无何等之关系也。”[37]自此，陆洁明确与研究社分道扬镳。杨小仲不了解个中内幕，所以才称中国影戏研究社是陈寿芝、邵鹏为了拍《阎瑞生》而成立的，不过他也看得出陆洁与陈寿芝并非同道中人，特意提到陆洁“也是‘中国影戏研究社’发起人之一”，称赞其“淡泊自守，方正不苟”。[38]

《影戏杂志》第一期封面

那么，作为研究社社长的顾肯夫难道就忘记了自己撰写的社团宗旨吗？也不然，他自有其苦衷。第一，比起求“洁”的基督徒陆洁，顾肯夫更清楚社会现实，为了长远而做了妥协：资本家不肯投资富国裕民的实业，研究社无从募集巨款，“乃不得不先集小资本而先小试其技，于是乃有先演阎瑞生之议”，集腋成裘、吸引投资，才能摄制“陈义稍高之剧”。第二，顾肯夫对于电影有着“写实”“逼真”的追求，[39]而《阎瑞生》“实为一种社会写实戏，设编制得当，则于世道人心，亦不无裨益”，[40]他希望该片能够既受欢迎又起到教化作用，只是拍得叫好又叫座本不容易，况且拍摄的主导权不在他手里。第三，他性情较宽厚，为了同人情谊而选择帮助陈寿芝：“余又以友谊故，为之供奔走者三月余。”[41]第四，顾肯夫本就“善演新剧，长于表情”，[42]有了能在电影露脸的机会也乐得参与，遂男扮女装粉墨登场。总的来说，顾肯夫内方而外圆，虽心存异见也能为大局做出牺牲；外圆又内方，参与其中又一片冰心在玉壶。《阎瑞生》一片摄制之时，顾肯夫正在筹办《影戏杂志》第二期，未料4月上旬承印杂志的印刷所发生火灾，第二期的大部分文稿都付之一炬；5月初研究社出版部又因为房屋不敷应用搬到了浙江路清和坊。顾肯夫忙着料理诸事，又抽空协助出演，当真是位好好先生，可劳累过度的结果就是大病一场。[43]

在陆洁愤而无奈、顾肯夫焦头烂额的时候，陈寿芝却出尽了风头，媒体报道时纷纷称呼他为“副社长”或“社长”，[44]他在此过程中逐渐独揽权力，成为研究社的实际领导者。他们抓住了市民心理，又善于炒作，为影片成功大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7月1日影片上映，“租赁夏令配克戏院，公映租价每日二百金，另需广告杂费二百金，券价则定为每客一元二元三元。”任彭年等人惴惴不安，恐遭失败，“岂料阎瑞生三字之魔力，竟能打破常人之意料，是日未至开映时间，包厢已预订一空，池座亦满，计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任等喜出望外，嗣是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45]他们随后将影片送至外埠放映，甚至传言要运往国外。陈寿芝的演技也得到了影评人的肯定：“貌既相似，而表演亦颇有揣摩，统观是剧，当以此人为最佳”。[46]《阎瑞生》虽然赢了票房，但是口碑不佳，爱国的知识分子们纷纷发文批评。《新闻报》副刊主笔严独鹤“希望一般研究影戏的人，能将中国古今历史上的事节，足以表演民族特性的，映些出来给外人看看，也可以改易他们轻视华人的观念”，可《阎瑞生》这等犯罪题材“恐怕不见得很体面”。[47]袁世凯公子、名士袁克文在《晶报》上刊登了专业影评，从光线、装饰、表情、动作、人物、剪裁、结构、景物等方面条分缕析，最后说：“统观全片，虽良少窳多、实纯大疵小，初步如此，已属难能，惟冀斯社，力图良进”，其实暗含规劝之意，希望他们不要只重眼前利益，却“贻外人讥笑”。[48]陆洁也去夏令配克观摩了该片，本觉得研究社确实费了不少心力，但闻知影片已送外地上映，态度急转直下，发文劝告不要将影片运到外国。[49]他又在《申报》上重提研究社成立的初衷：“外国影戏中扮演的中国人都把穷凶极恶的下流人物来代表中国，我国人的人格被他们丧尽，所以我们要急起自行摄演，一洗在外国片中所受之耻辱，并替中国人争回人格”。[50]连参与其中的顾肯夫也对《阎瑞生》不大满意：“余虽尝厕身其间，然余之为此，本去初衷甚远，亦且未便有所言也”。[51]现代转型与国族危难相互交织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把电影与教化民众、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电影成了反映中国文明程度的真实之镜，片中人物之“体面”代表了国家的“体面”。《阎瑞生》折射出的身体、影像与国族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半个世纪后安东尼奥尼《中国》引发的争论中仍能看到痕迹。

总之，研究社内部存在分歧：一边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出版部，电影承载了他们较高的艺术追求、批评社会的正义感和改造国家的愿景；一边是洋场商人主导的影片部，雷厉风行地拉拢资金、组织人马，要求影片迎合大众口味、能够卖座赚钱。《阎瑞生》上映后不久，研究社彻底分裂：陈寿芝、邵鹏鸠占鹊巢，攫取了研究社的名义，他们玩票并大赚了一把之后彻底消失于影坛，继续回到洋场快活去了；顾肯夫、陆洁、张光宇等人陆续退出，将研究社出版社改组为“影戏杂志社”继续活动。顾、张乃滑稽方家，热衷喜剧，集资购买了几部卓别林和罗克的电影拷贝，从1921年10月起以“影戏杂志社”的名义举行了数次放映活动，将所得捐赠给民生女学。[52]1922年1月20日第二期《影戏杂志》才姗姗来迟，据顾肯夫说是因为刊物需要较高质量的图像，而数家拥有铜版印刷设备的印刷厂索价过高，一时找不到合作者。[53]杂志的编撰阵容略有变动：顾肯夫、陆洁仍旧为编辑、核心作者，张光宇担任美术主任，冯心造、张志芳、王柏荫等作者也继续撰文，但是陈寿芝等人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周剑云、凤昔醉。广告方面，增加了周瘦鹃的《半月》、郑正秋和周剑云的《解放画报》、施济群的《新声》等；发行所照旧是新民图书馆，而且作为出版方的影戏杂志社地址也搬到了交通路98号——正是新民图书馆的地址。显然，第二期《影戏杂志》进一步向鸳蝴一派靠拢。因为印刷费用昂贵，顾肯夫再也无力支撑，恰好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萍创办明星影片公司，顾肯夫于4月应邀加入，顺便将《影戏杂志》移交明星公司所有，终于出版了第三期。据陆洁日记，顾肯夫、陆洁、张光宇常在晚上相偕去明星公司玩耍；[54]两个月后顾肯夫离职，《影戏杂志》停刊。[55]

郑正秋

周剑云

1923年，顾肯夫、陆洁、周志伊办过一小段时间的《影戏》半周刊。1924年，顾肯夫同朱瘦菊、程步高主编《电影杂志》，撰写的发刊词和《影戏杂志》一脉相承：“我们深觉得影戏是社会教育底导线，艺术中至高无上的真品，现代文明底报告录，沟通各民族思想而消弭各民族底误会与猜忍的利器，所以我们才特地创办这一种电影杂志。”[56]另一方面，因为《阎瑞生》大卖，“自是厥后，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57]几年内影片公司纷纷成立，国人自制长片电影的时代到来。研究社的四位发起人顾肯夫、陆洁、徐欣夫、施彬元以及他们的老同学、留美归来的陈寿荫再次聚首，于1925年1月共同成立了大中华影片公司。顾、陆、张三剑客也维持着以往的观影习惯，比如1922年格里菲斯的《赖婚》公映，陆洁记载到：“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肯夫光宇在雨中来约，同往上海大戏院观《赖婚》。”[58]1925年张光宇办《三日画报》，顾肯夫、陆洁均为电影方面的特约作者；1926年陆洁为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历史巨片《美人计》，特邀张光宇做美术顾问。他们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对电影发展均做出了贡献。

顾肯夫、陆洁等人可以说既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也是机械复制时代的开路先锋；他们在摩登都市享受声色之娱、接纳世界新风，也是五四精神的沪上知音，不过其理念和实践表现出更为温和的启蒙姿态。昙花一现的中国影戏研究社对于今人反思“鸳鸯蝴蝶派”的都市通俗文化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浪潮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报刊、戏剧和电影等交融共生的文化生态，以及中国电影业承载着多重诉求艰难起步的历程，都提供了独特的注解。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

[1] 根据《申报》（1921年5月15日第15版）的消息，“中国影戏研究会”搬迁地址，并改为“中国影戏研究社”。

[2] 徐耻痕：《中国影戏大观》，大东书局1927年版。

[3] 郑君里：《近代中国艺术发展史》电影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第27页。

[4] 杨小仲：《忆商务印书馆电影部》，《中国电影》1957年第1期。

[5]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电影年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4年版。

[6] 郑正秋艺名“药风”，几个月后《新世界》复刊，《药风日刊》遂停办。

[7] 《各学校消息并纪》，《申报》1919年8月23日第11版。

[8] 《青年会中学毕业》，《申报》1919年6月29日第10版。

[9] 同2。

[10] 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中国电影家列传》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11] 《陆洁日记摘抄（1920-1932）》，《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0页。

[12] 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13] 演出的消息见《热心爱国欲观佳剧者鉴》，《申报》1919年7月4日第1版。

[14] 瘦鹃：《影戏话（十）》，《申报》1919年11月13日第14版。

[15] 絜父：《中国影戏之萌芽（二）》，《春声日报》1921年5月8日第2版。

[16] 瘦鹃：《影戏话（一）》，《申报》1919年6月20日第15版。

[17] 如前所述，施彬元是陆洁青年会中学的同学，另外根据《新世界》上的文章，顾、陆、施三人早就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游玩，见孑：《无尘庐瞎话》，《新世界》1918年9月12日第2版。徐欣夫1920年毕业于徐汇公学，如何与三人结识不得而知。

[18] 同15。

[19] 絜父：《外界对于阎瑞生影戏之批评（二）》，《春声日报》1921年5月23日第2版。

[20] 同15。对比顾肯夫所写的《影戏杂志》发刊词，两者大体一致。

[21] 《影戏杂志预告》，《申报》1921年1月23日第5版。

[22] 《申报》1921年2月3日第14版。《新闻报》1921年2月2日第13版。

[23] 同19。

[24] 同11。

[25] 《影戏研究会之出版物》，《时报·图画周刊》第43期（1921年4月3日）。

[26] 《志谢》，《申报》1921年3月28日第16版。

[27] 《征求答案》，《申报》1921年5月1日第14版。

[28] 《本会启事二》，《影戏杂志》第1卷（1921年4月）。

[29] 《影戏杂志答案露布》，《申报》1921年5月15日第14版。

[30] 絜父：《中国影戏之萌芽（三）》，《春声日报》1921年5月10日第3版。

[31] 同12。

[32] 絜父：《中国影戏之萌芽（五）》，《春声日报》1921年5月12日第3版。

[33] 《影戏社摄取阎瑞生剧》，《申报》1921年5月16日第11版。《重摄枪毙阎瑞生影片》，《申报》1921年5月27日第11版。

[34] 《阎瑞生活动影戏行将出现》，《申报》1921年4月6日第11版。

[35] 际安：《中国影戏片》，《民国日报》1921年5月14日第11版。

[36] 絜父：《中国影戏之萌芽（四）》，《春声日报》1921年5月11日第2版。

[37] 絜父：《外界对于阎瑞生影戏之批评（一）》，《春声日报》1921年5月22日第2版。

[38] 同4。

[39] 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第1期（1921年4月）。

[40] 同15。

[41] 肯夫：《影戏杂谈（一）》，《春声日报》1921年7月21日第2版。

[42] 不浊：《影戏界趣话》，《春声日报》1921年7月3日第2版。

[43] 同41。

[44] 《阎瑞生影片排摄将竣》，《民国日报》1921年5月25日。《阎瑞生影片之摄取》，《时报》1921年5月7日。

[45] 同2。

[46] 寒云：《阎瑞生影戏平议》，《晶报》1921年7月9日。

[47] 独鹤：《阎瑞生影戏》，《新闻报》1921年5月25日。

[48] 同46。

[49] 不浊：《愿中国影戏研究社勿将阎瑞生影片运到国外去》，《春声日报》1921年7月15日。

[50] 不浊：《敬告我国自摄影戏者》，《申报》1921年8月27日。

[51] 肯夫：《影戏杂谈（三）》，《春声日报》1921年7月23日第2版。

[52] 《卓别林罗克合演影片》，《申报》1921年10月24日第15版。《今晚宁波同乡会之滑稽戏》，《申报》1921年10月30日第15版。《宁波同乡会明晚之影戏》，《申报》1921年11月2日第16版。《活动影戏之广告法》，《申报》1921年12月23日第15版。《滑稽影片大比赛》，《申报》1921年12月24日第12版。

[53] 出版广告见《申报》1922年1月20日第14版。《影戏杂志》第2期（1922年1月）

[54] 同12。

[55] 顾肯夫受聘于明星公司的消息见《申报》1922年4月30日第17版。顾肯夫的离职声明见《顾肯夫启事》，《申报》1922年9月16日第1版。

[56] 编辑主任为顾肯夫、朱瘦菊、程步高，见《电影杂志》第1期（1924年5月）。

[57] 同2。

[58] 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