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瑞和：王维的《相思》和唐代的南方

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

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相思》

唐诗中有好几首很有名的诗，一千多年来为人传诵笺评，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新鲜课题可以讨论的了。可是，仔细一考，好些这类名作，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和孟浩然的《春晓》（又作《春晚绝句》）：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我们便对这两首诗的创作背景几乎一无所知。李白和孟浩然分别是在哪一年，哪一个地方，在什么情况下写下这两首诗的？历代注释这两家诗的专家学者，都无法提供很好的答案，顶多只能作些模糊的揣测罢了。

王维的《相思》也是如此。千百年来，读过这首诗的人不知几许，但王维是在哪一年写成这首诗的，在什么处境下写的，恐怕大家都不甚了解。目前最好的王维全集笺注本是陈铁民教授的《王维集校注》，也没有触及这些问题。笔者近年来研究唐代官制，用了许多唐诗的材料，也特别留意唐代许多做过官的诗人和他们跟南方的关系，深感王维此诗很有“南方特色”，有“热带风味”，很值得深入研究，且草此文就教于各唐诗和唐史专家。文中也将利用笔者研究唐代文官所得到的一些“新发现”，对王维的家庭和初次做官，作一些考察和深入一点的解读，有别于一般文学史和王维年谱或评传中含糊的交代。这样或许更能帮助我们欣赏他的作品和他这首《相思》。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位于热带南方的吉隆坡，一般也常被称为“南国”，虽然王维的“南国”指的是岭南（今广东、广西和越南河内一带），还没有到吉隆坡那么南。他这首《相思》所写的，是一种在南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很常见的大树。笔者选择这一题目，正觉得它可以配合这本庆祝马大中文系成立四十周年的论文集。以之补白，或许会更有意思。

一、王维的家庭和初入仕

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死于上元二年（761）。但兰州大学中文系的王勋成教授推翻旧说，提出新解。他从唐代进士须“守选”三年才能授官的规定，重新考定王维应当生于武后延载元年（694），死于上元二年（761），享年68岁。

笔者认为王勋成教授此说很有启发意义，视角新颖，证据确实，可以成立。因此本文推算王维的年龄时，概以他生于公元694年为准。

王维的祖籍是山西太原，里贯则是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这地方在黄河的东岸，离黄河很近，只有大约30千米，距离著名的黄河壶口大瀑布，也只有大约50公里。蒲州离唐代京城长安约200千米，不算太远。王维从他家乡到长安去，可以水陆并行，利用流入黄河的渭水，乘船逆流而上，大约五六天可到达。蒲州正位于所谓的“中原”核心地区。蒲州及邻近的运城等地区，在远古时代，传说是周人的发祥地之一。因此王维可说是典型的“中原”人。这点在我们下文讨论他的“中原心态”以及他对南方的观点时，就会很有意义。

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官至汾州司马。汾州即今山西汾阳，离现今著名的旅游景点平遥古城只有大约50千米。司马是州级官员，位在首长刺史、副首长长史之下，是一州的第三把交椅。它不算高官，但也不算低层文官，可说是个中层官员。王维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也就是“官宦之家”和“士人之家”，在唐代其实很典型。超过95%的唐代官员和唐代诗人，都出生在这种家庭——他们的父亲、祖父或甚至祖上几代，都曾经做过官。

据王勋成所考，王维20岁便考中进士，23岁就出任他的第一个官职太乐丞。唐代进士是一种竞争异常剧烈的考试。每年的考生约二三千人，但及第者只有25到30人左右，淘汰率是很高的。王维20岁考中进士也很杰出，非常年轻。唐史上没有多少人如此年少即中第，因为中进士的一般年龄是25到30岁左右，如张九龄是25岁，元结是36岁，韩愈是25岁，杜牧26岁，韦庄则迟至59岁。

王维的第一个官位太乐丞也很不寻常。唐代太乐署是太常寺底下的几个官署之一。它的长官叫太乐令，专“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太乐令的副官即太乐丞，是个八品小官。王维这个官位，用现代话来说，大约便是“宫廷乐团副教练”。唐代士人对乐工、医者和占卜者等技术官僚是轻视的，认为这些官是“浊官”，“污浊”的官，跟士人所担任的“清官”或“清流官”相对，有点类似现代“蓝领”和“白领”的区别。

那王维为何又会去出任太乐丞？原来，唐初有一位重要的诗人王绩（590–644），也曾经充任过太乐丞。据王绩好友吕才（600?–665）为王绩文集所写的《王无功文集序》说：

贞观中，以家贫赴选。时太乐有府史焦革，家善酝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授。君再三请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于柱下也。”卒授之。数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犹时时送酒。岁余，袁氏又死。君叹曰：“天乃不令吾饱美酒。”遂挂冠归。由是，太乐丞为清流。

据此，可知太乐丞原本是“非士职”，即不是士人应当去担任的官职，可是王绩因为太爱喝酒，竟不耻下求这个“浊”官。结果，正因为王绩担任过此官，“由是，太乐丞为清流”，是王绩的经历把此官变为一个“士职”清流官的。

王绩初任太乐丞在贞观十一年（637），王维初任此官则在开元九年（721），相隔了大约84年。不过，到王维时代，太乐丞虽然已成“清流”，可以授予士人了，但由于它到底还是技术官僚，这官职恐怕依然不算很清高，非士人所喜。王维愿意出任，或许跟他精通音乐也说不定，正如王绩爱喝酒，不但不介意，反而更非求此官不可。

据笔者的研究，唐代士人释褐初任官，最清贵的，其实是在京城各皇室藏书楼，如秘书省或集贤院，担任校书郎或正字。在唐代文学史上，被公认为重要诗人或文士的三十多个名家当中，就有十一人是从校书郎出身：杨炯、张说、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德裕、杜牧、李商隐和韦庄。另有三人则从正字起家：王绩、陈子昂和柳宗元。王维都不在这两个名单上。他的初任官太乐丞，的确是比较特殊少见的。

以上便是一个唐代士人，如何读书考中进士，进入官场做官的经过。唐代的进士考试，必定是要考做诗的，所以唐人从一开始读书准备考科举，就得学习写诗。唐诗的兴盛，跟进士科考诗当然大有关系。写诗在唐代远比现代有实际用处——不但考试要考，还可以经由写诗能力得到官职，而且将来做官时，在许多场合更需要写诗应酬。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并非只有文学家诗人才需要写诗。一般做官的人都需要写诗。写诗表示一个人受过了基本的经典教育，具备了读书人必备的最基本的能力，就像现代学生都必须具备基本的电脑能力一样。王维的《相思》便是他在40多岁时，前往岭南担任“知南选”的职务时，所写的一首应景诗。

二、《相思》的创作背景

陈贻欣在论《王维》的一篇论文中，把《相思》和《息夫人》以及《洛阳儿女行》等王维早期的诗作，都摆在他的少年时代来讨论。林继中的《栖息在诗意中：王维小传》，显然步其后尘，也把《相思》放在王维的“少年心情”一章中来讨论。两人虽未明说，但似乎都认为此诗写于王维的少年时代。    

这看法表面上有些道理。《相思》的词句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深僻用字，看来的确很像一个少年人所写。但如果按照这种推理，则李白的《静夜思》和孟浩然的《春晓》，也都词句简单，岂不也都作于他们的少年时代？如果的确如此，那么王维少年时写这首“情诗”，便有些“无病呻吟”，全凭想象了，因为他少年时都住在北方，从未到过“南国”，应当从来没有见过生长在南方的相思树。

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则把《相思》编在“天宝”末年，其时王维已经50多岁了。陈在校注中说：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曰：“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唯李龟年奔迫江潭。……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惨然。”据此，知本诗当作于安史之乱前。

这大致没有错，不过说“本诗当作于安史之乱前”，则又过于含糊。此诗的创作年代，应当可以考定得更精确一些。此外，据上引文，王维这首诗当初似乎是写给“梨园”（宫廷戏班）子弟吟唱的。这样或许也可解释何以其词句都很简单。李龟年曾经是玄宗宠爱的一个善歌者。李白的《清平调词》据说便是特别写给李龟年的唱词。杜甫亦有诗《江南逢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李龟年逃到湘中湖南，在一个筵席上唱起这首《相思》，令“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惨然”。《相思》所写表面上为男女之情。这里却化为“隐喻”，成了臣子思念君主之情。

考王维曾在开元二十八年（740）约47岁时到过岭南，去“知南选”，第二年春始北归。这是他第一次到岭南，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岭南期间，应当有机会可以见到相思树，甚至还可能在相思树下捡拾过颗颗“红豆”，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名诗。他既然说“红豆生南国”，看来此诗是他到过南国之后才可能有的诗情，不像是想象的作品。而且，若上引《云溪友议》的记载可信，这是他为梨园所写的辞，那么它就更应当是他成年以后进入官场的作品，不可能是少作了（少年时他应当没有机会和梨园有交往）。

但什么是“知南选”？岭南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王维到过岭南什么地方“知南选”？相思又是一种怎样的树？这些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课题。

三、唐代的南选 

唐代某些官员，特别是中高层官员或技术官僚（如掌管天文、宫廷膳食和医药等），一般都以皇帝的名义委任。至于其它基层官员，特别是州县地方官，则要经过吏部的所谓“铨选”才能任官。在唐代，“选”常是一个专用名词，通常即指“铨选”，也就是吏部选拔、录取某些官员的过程。《新唐书》中的《选举志》，讲的便是唐代选拔官员的种种规定和方式。

“南选”便是南方官员的铨选。由于南方距离京师长安太遥远，南方人到长安参选不便，于是朝廷便派遣某些官员到南方去主持铨选，选拔南方州县所需要的当地官吏。这就是《通典》所说：

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

关于唐代的南选，过去已有好几篇论文发表，对这种制度的大略情况，所论已详，这里不必重复论述，只想补充和讨论几个比较有意义的细节。

第一，岭南、黔中、闽中等地区的地方官任用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史料中可见有几种：（一）由当地土豪自行委任；（二）由“当地都督选择土人补授”；（三）由藩镇自行委任，特别是在安史乱后；（四）南选，由唐朝廷派遣“南选使”（或称“知南选”） 往南方选择当地人委任。在这四种方式中，南选究竟占了怎样的地位，目前还是个未解的“谜”。笔者认为，这可能要视地区而定。在偏远地区，可能一直都由土豪自行委任。在设有都督府或节度观察使府的地区，可能由他们委任。南选似乎只局限于某些地区和唐前期。唐后期藩镇林立，南选是否仍照规定每三四年举行一次，不得而知。

《唐会要》中有一条材料，可以让我们一窥南选实行的大略情况：

宝历二年〔826〕二月，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奏：“当州及普宁等七县，乞准广、韶、贵、贺、四州例南选。”从之。

这似乎显示，南选原本只适用于广、韶、贵、贺四州（亦有材料提到桂、广、泉、建、福、贺、韶等州，“依选例称补”）。现在容管经略使请求让他属下的“州及普宁等七县”的选人可以参加南选。朝廷也批准了。《唐会要》又载有一敕：

大和三年〔829〕敕：“岭南选补，虽是旧例，远路行李，未免劳人。当处若有才能，廉使宜委推择。待兵息事简，续举旧章。其南选使，可更停一二年。”

这是说南选仍然有不便之处，“远路行李，未免劳人”。所以当地若有人才，廉使（即观察使）应当“推择”，等无兵事时，才恢复南选。由此看来，南选可能因战争等状况暂停。

王维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前往岭南知南选。这是一个以“知”字开头的唐代典型使职官名，类似“知制诰”“知贡举”和“知吏部选事”等等，是一种临时编派的官职，跟正规编制的职事官不同。王维被派到岭南什么地方？据《唐会要》的一条材料：

开元八年〔720〕八月敕：“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各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省，八月三十日检勘使了。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内，铨注使毕。其岭南选补使，仍移桂州安置。”

据此，岭南选补使的“选所”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选使和选人，要在十月三十日抵达选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铨注完毕。铨选的整个作业时间只有三个月。为了赶在十月三十日抵达，王维很可能在当年夏天七八月底就从长安动身上路了。

在唐代，从长安到桂州是一段十分漫长的旅程。据唐代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说，桂州至上都（即长安）为“三千七百五里”。此为华里，约合1852公里。王维是怎样前往桂林的？他在《哭孟浩然》一诗的诗题下有注说：“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有作。”这是最明确的一条材料，可知他赴岭南时曾途经襄阳（今湖北襄樊）。他在《送封太守》和《送康太守》两诗中，又提过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市）这地名，很可能他是从襄阳沿着汉水，乘船直达夏口的，再从那里西南行到岳州（今湖南岳阳）。

从唐代其他人（比如柳宗元和李商隐）赴桂州的路线，我们约略可以推知，王维应当是先走陆路，从长安东南著名的蓝田县，经商州（今陕西商县），到襄阳。从襄阳，正如上文所说，他可以乘船顺着汉水到夏口，再折返岳州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从潭州，他可以乘船沿湘水逆流而上，直达衡州（今湖南衡阳），再沿湘水西南行至柳州（今湖南柳州）和桂州。

王维的整个旅程大部分应当是水路。中古时代旅行，乘船远比坐车或骑马方便舒服，主要因为船上可以轻易解决“膳”和“宿”的人生两大问题。他此次南行，全程约须二到三个月。

到了桂州，王维终于见到南方草木，远比北方的青绿。他很可能就在这里第一次见到高大的相思树，亲睹“此物最相思”的“红豆”，而写下那首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相思》。

四、古典相思树、红豆和南洋“臭豆”

在今天，“相思树”这名称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含义。

在中国古典诗文中，相思树即指那种能结出王维诗中“红豆”的树木。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楠榴之木，相思之树”，以及梁武帝《欢闻歌》所说“南有相思木，含情复同心”，指的都是这种长红豆的相思树。王维本人的《相思》，一开头就说“红豆生南国”，可证他是指这种长红豆的相思树，应无疑问。“生南国”也是个很精确的描写，因为这种相思树即原产于印度南部和中国华南热带地区。

在唐诗中，相思和红豆一向是并提的，联想十分紧密，如温庭筠的《南歌子词》：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又如晚唐一位诗人的《玉合》：

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着长相忆。

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所唱的那支相思小曲，便有“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等名句。在中国古典诗文中，相思和红豆的关系太密切了。可以说，相思若没有了红豆，简直就不成其为相思了，无法表现出相思的力道。

这种长红豆的相思树，因为和古典诗文的关系如此密切，而且在古代即称为“相思树”或“相思木” （见上引左思《吴都赋》和梁武帝《欢闻歌》），我们或可径称之为“古典相思”，见照片一∶

照片一﹕马来西亚新山市苏丹皇家公园所见的一棵古典相思树。（作者摄）

它正式学名是Adenanthera pavonina。最大的特征是，叶子是长椭圆形的（见照片二及三）∶

照片二（左）﹕古典相思的长椭圆形叶子和荚果（作者摄于新山苏丹皇家公园）。

照片三（右）﹕古典相思的红豆、荚果外壳和叶子。（作者摄）

这种古典相思树开花结果，便长出串串约15到20厘米长的荚果，先是青绿色（照片二），成熟后变成棕褐色，爆裂开来，里面便依附着一颗颗像鲜血一样殷红的相思红豆（照片三）。这些应当就是王维所说“此物最相思”的红豆了。

王维所写的“红豆”属于哪一种树木所生，学界目前有三种说法。一即上文所说古典相思树Adenanthera pavonina；二是一种“红豆树”，属“蝶形花科”，学名Ormosia hosiei；三是一种爬藤类的植物“相思子”，学名Abrus precatorius.

据潘富俊的《唐诗植物图鉴》，第二说红豆树的分布极广，“分布于广西、四川、贵州、江苏、江西、陕西及甘肃等地区”，但王维却说“红豆生南国”，特别标明它是一种“南国”产物，似乎不是指这种可以在“陕西及甘肃”等北方地区都能找到的“红豆树”。今天，“红豆树”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了一种濒临绝种的国家稀有珍贵三级保护植物，也让我们难以把它跟王维的“红豆”联想在一起。在唐代，这种红豆树恐怕也不常见。所以本文不取此说。

至于第三说“相思子”，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一端（约全体四分之三）为鲜红色，一端（约全体四分之一）为黑色”。由此看来，这种红黑色的豆子，似乎不像是王维所说的“红豆”。据刘逸生说，他曾经在广东“云浮县捡到甚多，但藏了十多年后，已发黄褪色，并非‘历久不变’”。这种会“发黄褪色”的“相思子”，似乎也不可能是可以作为订情信物的相思红豆，象征历久忠贞不变的红豆。

所以，笔者认为，第一说“相思树”最可信，最可能是王维所写的红豆。这种树在“南国”，在广东、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热带地区都很常见。它的荚果成熟后，变成红红的豆子，随风飘落在树下地面，任人捡拾或“采撷”，历久不会褪色，正符合王维整首诗给我们的印象。

然而，在中国台湾地区，有一种树完全不会长红豆，却又被称为“相思树”，颇有“破坏”古典之嫌。这种树是一种常绿中乔木，学名Acacia confusa，别名台湾相思、相思仔、香丝树等。它的原产地是恒春半岛，是台湾主要的造林树种之一，全岛低海拔山区普遍可见。台中东海大学校园内遍植这种相思树，更是远近闻名。为避免混淆，本文称之为“台湾相思”，以示和“古典相思”有别。

台湾相思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叶子（所谓的“假叶”）呈“镰刀”形（照片四），不像古典相思树叶的“长椭圆形”。台湾散文中常有描写，如张晓风在《林木篇》中就说：“每次坐在树下望天，那些刀形的小叶忽然在微风里活跃起来。”从这树叶的描写，就可知道张晓风写的是当地特产的“台湾相思”，和王维所说的古典相思树没有任何关连。

照片四∶台湾相思的叶子，像刀形。此树为笔者后院所栽，种子取自香港中文大学校园的台湾相思。（作者摄）

为什么台湾植物学界把不长相思红豆的树称为“相思树”，“破坏”了古典诗情呢？这恐怕是个难解的“谜”。但这名称在台湾沿用已久，已广为人接受。倒是台湾好些网站，在介绍台湾相思时，都不忘提醒读者，台湾相思是“结不出相思红豆”的。

至于台湾有没有古典相思树？有，但似不常见，而且这种树在台湾被称为“海红豆”或“孔雀豆”，被“剥夺”了它的“古典”地位。“孔雀豆”这一名称是近代的，非古典，显然译自这种树的学名Adenanthera pavonina，因为pavonina 即拉丁文“孔雀之眼”的意思。笔者怀疑，因为Adenanthera pavonina这种树在台湾不常见，所以才被剥夺了它的古典地位，被当地最常见的Acacia confusa 以“新贵”的姿势取代，成为台湾中文所说的“相思树”。

在中国香港地区，台湾相思和古典相思两者都可见到。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便种了许多台湾相思。树旁有木牌子介绍，说明是“台湾相思”。从此点看来，香港似乎把古典相思才视为相思树的“正宗”，而把Acacia confusa 称为“台湾相思”，以示区分。

在中国福建某些地区也有台湾相思，所以古典相思和台湾相思似乎有混淆的现象。大陆网站上有好些作者所写的文章，都引用了王维的“红豆生南国”，但细读内文，却可发现它们明显的是在写台湾相思，写它的“刀形”叶子等特征。这形成一种有趣的、不知觉的“文本矛盾”。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常见的是古典相思树，在路边、公园和山坡上常见，反而台湾相思难得一见。笔者长年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Johor Bahru），常到隔海的新加坡去，却从未在这两个国家见过台湾相思。因此马新地区没有“两种相思”混淆的现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文所说的“相思树”，都指王维所写的那种古典相思，而且这两地没有“海红豆”或“孔雀豆”的叫法。马新许许多多不曾到过台湾的华人，恐怕从未听过或见过“台湾相思”这种树，更不知道台湾相思曾经“侵占”古典相思的事。

有趣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一种马来人特别喜爱吃的珍品“臭豆”（泰国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亦爱吃，但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品种似有些分别），马来文称之为petai，学名Parkia javanica。笔者无意中发现，它竟跟王维的古典相思属于同一科，都是“豆科”（Leguminosae）。臭豆其实并不“臭”（至少不是“臭豆腐”的那种臭）。笔者吃过，十分爽脆可口。有些华人也爱吃，通常拿来炒辣椒和虾酱。

马来人所食用的臭豆，系取自臭豆树饱满而尚未硬化的青绿色荚果。这时剥开豆荚，豆子已经相当圆大，但仍青嫩，正像相思豆尚未硬化成红色之前的青绿状态。臭豆和相思豆的荚果形状几乎相同，只是臭豆荚果比较长和宽大，长约30到40厘米，宽约4厘米。臭豆直径约1.5到2厘米，远比相思红豆大，约大二三倍（见照片五）。

照片五﹕马来人爱吃的臭豆荚果和豆子（比较照片二中的相思荚果）（作者摄）

和臭豆一样，相思红豆其实也可以吃。在西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包括斐济和所罗门等群岛）及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Polynesia，包括夏威夷和汤加等群岛），就有人拿来烤熟吃，并称这种树为“食物树”（food tree）。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也有人把相思红豆烤熟，去壳，伴白饭吃。据说味道像黄豆。然而，相思红豆若要当作食物，应当也跟臭豆一样，取自饱满但仍青嫩的豆子。等到坳硬化成坚硬木质的红色豆子时，恐怕就不能吃了。

臭豆树的树叶也和古典相思树的非常相似。当古典相思树长满荚果，高高挂在枝头时，远远望去，真有几分像串串臭豆。

五、王维和唐代南方

上文说过，王维是“中原”人。他这首《相思》写南方风物，倒是非常客观，没有唐代北方文人对南方普遍持有的一种“异样眼光”。这是很难得的。限于篇幅，这里无法细论北方文人对南方的这种“特殊凝视”，且举古文大师韩愈等人的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韩愈曾经因为听不懂南方人的话语，而把他们的语言比喻为“鸟言”。他在《送区册序》中描写他刚到阳山（今广东阳山）时的情景：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邱陵之险，虎豹之虞。……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

这可说是很典型的北方人对南方的描写，一幅以“中原心态”看待南方的方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细节是“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意思是说那十个多“小吏”，说话像鸟叫，样貌像夷蛮。

和王维一样，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到过桂林，在桂管观察使郑亚的幕下做一个幕僚。他的《为荥阳公上史馆白相公状三》即写于桂林，文中也用了“鸟言”来描写南方人：

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讫。地当岭首，封接蛮陬；猿饮鸟言，罕规政令。

而且还多了个“猿饮”，意思是“似猿之用前肢捧水而饮”，可说是个非常生动具体的意象，不愧是大诗人手笔，但用此意象来形容南方人喝水的样子，若在今天，恐怕要遭到南方人的集体抗议。

崔行先在《为昭义李相公贺云南蛮归附状》描写“云南蛮”时，也用过“鸟言”典故，而且有所发挥，把云南蛮看得很低，用“狼心”等语来形容他们： 

臣某言。伏承云南群蛮率其类八国献款归附，以某月日至于阙下。臣伏惟皇帝陛下端拱九重，高视千古，圣谟广运，方昭不宰之功，至德柔远，是有非常之庆。不然者，荒陬蛮貊，左衽鸟言，文轨未通，嗜欲有异，不知父子之性，独识皇王之恩。此皆天诱其衷，神助其请，归我龙德，革彼狼心。

在这种背景下看王维的《相思》，真让人眼目一新。用今天的话来说，《相思》可说是唐代少数写南方风物而又“政治正确”的难得诗作。    

上文说过，王维的《相思》特别有“南方风味”。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甚至可以略微修正这“南方风味”的说法，或可干脆说这首诗很有“南洋风味”，因为王维写的是一种今天仍在南洋十分常见的大树（笔者新山老家门前就种了三棵）。这种古典相思又跟南洋的臭豆树如此相似，王维此诗带给我们（特别是南洋华人）的联想也就异常丰富了。所以笔者撰文细考如上，或可为身处热带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成立四十周年记念，作贺庆补白之用。

（本文原载《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7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5年，第121-149页。 收入《品味唐朝：唐人的文化、经济和官场生活》，中西书局2022年10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