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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两国的皇帝是如何“见面”的?
嘉祐二年(1057)九月,北宋都城开封迎来了一批姓名不详的契丹使臣,此行他们带着一个特殊的使命而来。
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双方交好已逾半个世纪,交聘往还,年年都有,已属稀松平常,尤其是最近几年,双方来往频繁,亲如一家。两年前,即至和二年(1055)八月,在位二十多年的辽兴宗崩逝,兴宗的长子耶律洪基即位于柩前,是为辽道宗。当月,宋朝边境的雄州就接到这一消息,不等契丹的正式通告,宋廷就立即组建了使团,准备前往致意,任命了大文学家欧阳修为“贺契丹登宝位使”,兵部郎中吕公弼为“契丹祭奠使”,工部郎中李参为“契丹吊慰使”。
使团此行一方面对契丹新遭的国丧表示哀悼和慰问,另一方面也对辽道宗的即位予以祝贺。仁宗还特意下旨为辽兴宗之丧,辍朝七日,并让宋朝与契丹交界的河北、河东州郡在丧期内,不得大搞娱乐活动,以示对契丹举国丧痛的感同身受。次月,契丹告哀使才到开封,通报了兴宗之丧。仁宗甚至亲自穿上丧服为辽兴宗举行了哀礼,宰相带领着群臣也前来慰问如仪,双方感情之融洽,可见一斑。
但这次契丹使臣的来意,却有些令仁宗为难。契丹使臣随行带来了新君辽道宗的画像打算送给宋仁宗,同时也提出想要换得一幅宋仁宗的画像带回契丹,即双方互相交换各自皇帝的画像。契丹人为什么会突然生出这个奇怪的要求,而宋仁宗又该如何应对呢?
后人往往以为宋代文化繁荣,而契丹不过长于游牧射猎,恐怕未必能有什么文艺生活。然契丹虽兴起于北国草原,但其立国还早于北宋,且承唐末五代以来好尚文艺的传统,诗词歌赋,丹青妙笔,也足以夸耀于世。契丹的人物画水平,在当时堪为一绝。契丹在建国之初,即有描绘帝王的形象加以展示的习惯。早在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就曾下诏修建一座名叫“日月四时堂”的建筑,在日月四时堂的两庑之间“图写古帝王事”,即把古代帝王故事画在廊屋两侧以供人们观摩。
辽太祖阿保机的长子,也是辽太宗的长兄东丹王耶律倍,即是五代有名的人物画家,他以异国皇子的身份驰名宋代画坛,《宣和画谱》称扬他特别喜爱画画,且大多描绘的是契丹贵族、酋长的形象,这些人物大多以粗犷之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出场人物往往“袖戈挟弹,牵黄臂苍”,不以中原衣冠礼服示人,而是“服用皆缦胡之缨”,以“鞍勒瑰奇”眩人眼球。传世名画《东丹王出行图》据说即出自他的手笔。画末有一身着黄袍、头戴小冠、面色凝重的中年人,即是他的自画像(见图1)。
图1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耶律倍骑马像
画中人物既传神,又写真,不仅须发纤毫毕现,五官也栩栩如生,但却神色黯然,惆怅满腹,颇与他流落中原的落难王子身份相映成趣。耶律倍虽然与辽国的皇位失之交臂,且一生颠沛流离,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但后来的大辽皇帝,几乎都是他的子孙。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征灭后晋的撤军途中突然崩殂,耶律倍的长子永康王兀欲当时正随侍军中,被诸军拥立为帝,是为辽世宗。辽世宗即位后,立即将他追尊为皇帝,号“让国皇帝”,为耶律倍营建了皇陵,号为“显陵”,在陵中设置了“影殿”,供奉耶律倍的画像,岁时祭奠,又在东京辽阳府的宫墙北侧修建了一座专门供奉其父耶律倍画像的“御容殿”。
契丹人对皇帝的崇拜,很早就有了“偶像”的需求,辽太宗本人就曾经令人绘制过他的父皇辽太祖阿保机的画像。
947年辽太宗南下灭后晋,建号“大辽”,为向契丹各部宣耀自己的功绩,修建了一座大寺——天雄寺,寺中除了供奉佛像以外,还有一幅阿保机的画像。在1057年遣使北宋求取宋仁宗的画像前,对于皇帝的画像,契丹已有一整套的御容绘制、供奉和祭礼仪制。史料显示,契丹人在祭礼皇帝时,常常绘制御容,立庙以祀。在其五京,修建了一系列的御容殿以祭祀契丹的历代皇帝。
如在中京大定府(城址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境内)有辽景宗和承天皇后萧氏的帝后合一的御容殿一座,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则有辽景宗、辽圣宗的御容殿各一座。契丹建国之初,就很注重培养和招纳绘画人才,朝廷中专门设置有“翰林画院”。契丹画家的人物画,有着强烈的写实风格,写真摹形的技法一流,时至今日,上至帝王陵墓,下至达官贵人的墓葬中都有许多精美的肖像画。比如辽庆陵的这幅壁画(见图2),凛然如在目前。
图2 契丹人物肖像
所以辽道宗甫一即位,便有了自己的画像,其实并不特别。有意思的是,契丹人不但想要知道自己的皇帝长什么样子,也好奇宋朝皇帝的长相。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交往十分密切,双方皇帝是真的“神交”已久,每逢元旦岁时节日以及双方皇帝的生辰、国丧、新君即位,都会遣使致意,犹如“老朋友”,但古代不比现代,双方最高领导不可能举行会晤,想要见上一面,自是难如登天。辽兴宗与宋仁宗差不多同时即位,两位皇帝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光,竟始终无法见上一面,不免留下很大的遗憾。
据说,至和元年(1054),宋方的大臣王拱辰奉命出使契丹,辽兴宗在混同江设宴款待宋使,酒足饭饱之后,又一起在江边看钩鱼(契丹渔猎的一种方式),双方都玩得很高兴。王拱辰临走前,辽兴宗又请他喝酒,席间兴宗非常真诚地说:“南北两国修好多年,朕最大的遗憾是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大哥(指宋仁宗),想托爱卿带一杯酒回南朝。”说罢,辽兴宗站了起来,亲自斟了一杯酒递给王拱辰,一起举杯祝南朝皇帝千秋万岁,并且还欢快地弹起了琵琶。这大概是辽兴宗首次公开表示想与宋仁宗见面,显然他也知道,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遥相举杯,隔空对饮。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辽兴宗就想到了一个两国皇帝会晤的变通方案。
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辽兴宗对臣下表示:“朕与宋朝皇帝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以把朕的这个想法给即将前来庆祝元旦的宋使说说。”辽兴宗最初可能想让宋朝主动一点,因为我已经首先表达了对你们皇帝的思念之情,你们应该主动把宋仁宗的画像送过来,不过,宋朝方面好像对此不太感兴趣。于是,面对宋人如此的不解风情,辽兴宗在临终前,不得不再次派遣使者入宋,先把自己的画像送给了宋仁宗。
宋朝方面的史料记载,至和二年(1055)四月,辽兴宗派保安军节度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耶律防等人入宋,“来贺乾元节”,即祝贺宋仁宗的生日,并送上“契丹主绘像”。辽使送上自己皇帝的画像,是为了向宋朝求取一幅宋仁宗的画像,并且特地解释说,辽兴宗此举是想通过交换各自皇帝画像的方式“以代相见”,来一场“如朕亲临”的虚拟会晤,以便进一步加深两位皇帝间的“兄弟感情”。对此,宋朝群臣在内部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把仁宗的画像送给辽兴宗,以慰其思念之情。
可惜辽兴宗并没有等到宋朝把仁宗御容送来,就撒手人寰,相识二十多年的两位“老朋友”终究是相交一场,却始终缘悭一面。
不过事情可能也没有那么悲观,虽然辽兴宗并没有从正式渠道获得宋仁宗的画像,但很可能已从“非法”的渠道得到了宋仁宗的御容。因为此次契丹使臣耶律防是一位人物画的高手,他此行目的就是来“偷画”宋仁宗的御容。此秘密任务还是当时契丹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使臣刘六符透露出来的。刘六符在庆历二年(1042)曾出使宋朝,以声言向宋朝索取十县土地的办法,大敲宋朝的竹杠,宋朝最后不得不同意契丹增加岁币的要求,从此一战成名。
此后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皇祐三年(1051)八月,辽兴宗生日时,宋朝派出工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兼侍讲王洙前往祝寿,当宋使抵达契丹境内的“鞾淀”时,刘六符奉命前来迎请,并设宴款待宋使,他竟然在宴席上对王洙说,你们恐怕不知道耶律防很会画画哟,此前他出使宋朝时,曾偷偷画下了仁宗的“圣容”带回契丹。他还当场建议把耶律防偷画的仁宗画像,拿到宋使下榻的招待所请王洙鉴赏,被王洙婉言谢绝了。
王洙严正表态说:“这里不是瞻拜我朝皇帝御容的地方。”接着刘六符甚至更过分地说,这幅仁宗的画像恐怕画得不像,打算再派耶律防去一趟开封,再画一次,王洙听罢,只得严词劝阻。可见,辽兴宗派耶律防使宋求取仁宗御容,是有两手准备的,如果不能从宋朝官方途径拿到御容,凭耶律防的画技也可以暗中画一幅回来。
不过,在官方层面,由于无法亲自会晤,也没有及时得到宋朝送来的仁宗画像,宋辽两国皇帝确实是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有鉴于此,辽道宗在即位两年后就派出使臣入宋,提出了交换两国皇帝画像的请求,道宗此举大概是为了替自己的父皇弥补遗憾吧!宋仁宗收到这个请求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下旨让群臣商量办法,大臣们担心把皇帝的画像送给契丹会有潜在的风险,如拿到画像后,去作一些“厌胜之术”,诅咒皇帝,那就会危害到皇帝的人身安全。厌胜术在中古时代相当流行,但作为邪术,往往也遭到朝廷的严厉禁止,唐代就有立法打击厌胜行为。
不过古人相信厌胜术的施行,必须要有所凭借,《唐律疏议》解释,厌胜术的方法很多,具体操作则往往不能详知,但大体上可分成两步,首先给诅咒的对象“图画形象”或“刻作人身”,然后在人物的“画像”或“人偶”上,“刺心钉眼”或“系缚手足”,颇似后世民间所谓的“打小人”。可见,大臣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把仁宗的画像送给契丹,岂不是正好给契丹人提供了施行厌胜术的必备条件了吗!
除了害怕获得宋仁宗画像后去行“厌胜术”,也有大臣担心被契丹戏弄。听闻契丹使臣向宋廷求取仁宗御容后,时任殿中侍御史的赵抃立即给仁宗上了一道奏疏,在写给仁宗的《乞不许虏使传今上圣容状》中,赵抃说,他听说此事后,日思夜想,觉得“大为不可”。他认为南北和好才不过五十年,宋朝已经给契丹太多的东西了,给钱给物就算了,现在契丹人居然还想要代表中原正统的“华夏礼法”,前几年派人来“借乐谱”,今年又来求御容,不知道他们又要玩什么把戏。何况求取御容一事,在正式的国书中并没有一字提及,只是契丹使者的口头转述,是真是假还不一定,所以千万不能答应,免得契丹觉得我们好欺负。
赵抃的反应显然过于偏激,契丹“借乐谱”反映的是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求御容,是想加强两国皇帝的兄弟感情。赵抃的心态,可以说是宋辽关系中“讲金不讲心”的典型,这些人往往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自大。在他们看来,宋朝打仗不行,不得不花钱买和平,你契丹有钱收就行了,想跟我讲感情、谈文化,你还不配!辽兴宗的一番好意,真成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了。
《宋史》记载,赵抃平日超尘脱俗,常以“一琴一鹤自随”,可他对待契丹求取仁宗画像的偏激心态,却真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当然,宋朝大臣中也有明白人,欧阳修就给仁宗说,契丹与宋朝通盟多年,辽兴宗即位后一直非常看重两国的和好关系,且人家诚意满满,契丹使臣前来,有时除了正式的国书,还带有兴宗写给仁宗的“家书”,后来又想一睹仁宗的画像,人家诚心诚意想跟我们交朋友,我们却不相信他,这是有违信义的。希望仁宗能够“出于独断”,不要受他人蛊惑,千万不要“沮其善意”,因为这点小事破坏了双方的友好情谊,实属得不偿失。
对大臣们的争论,仁宗经过一番思虑之后,还是同意了契丹使臣的请求。《皇宋十朝纲要》记载,契丹使臣是嘉祐二年(1057)九月庚子日(二十七日)来的,《长编》没有记载契丹使臣的“来日”,只在十月己酉日(六日),记载当日仁宗下旨任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工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胡宿为“回谢契丹使”,同时答应把仁宗的画像送给契丹,约定等下次庆贺元旦的使臣前往契丹时,会把仁宗的画像放在衣箱里带过去。
看来,仁宗在考虑了七八天以后,还是满足了辽道宗的愿望。仁宗之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契丹使臣的请求,据《邵氏闻见后录》的记载,是出于帝王的自信。仁宗在大臣们议论之后,一锤定音地说道:“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们肯定不会把我的画像拿去做坏事儿。”
仁宗此举,大大地彰显了他的帝王风度,宋人的“野史”中更是大肆描写了仁宗御容进入契丹的盛况——仁宗以真正的帝王之气,征服了“蛮夷之君”。
据说,这次宋朝派遣御史中丞张昪前往契丹赠送仁宗的画像,辽道宗带着盛装的仪仗队,亲自出宫相迎,当见到宋仁宗御容的那一刻,辽道宗被征服了,脸上露出了既震惊又严肃的表情,当即对着仁宗的画像拜了两拜。然后对身边的手下们说:“这位才是真的圣主啊!我若是生在中原,最多只配在他身边当个负责打杂的都虞候,为他执鞭捧盖足矣!”宋仁宗的画像具有如此震慑人心的魔力,恐怕只是宋人坊间流传的一厢情愿的“神话”罢了。
上述这个故事出自《邵氏闻见后录》,不见于之前所引的正史如《长编》《宋史》等书,且《长编》的小注特别注明,这个故事的原型最早来自张唐英的说法。李焘考证故事中的细节发现,这次负责送仁宗画像去契丹的根本不是张昪而是另有其人,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但这个故事却又是宋人所喜闻乐见的,因为他们更愿意相信,天下虽然有两个皇帝,但只有自己的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仁宗御容后世尚可得见,其相貌气度,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否可以以其帝王之相折服契丹人?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图3 宋仁宗御容
巧的是,嘉祐二年(1057)宋辽互换御容之际,契丹方面可能已经从别的渠道拥有了宋仁宗的画像。《辽史》记载,清宁年间(1055—1064),辽道宗曾派遣契丹最善于“写真”的画家耶律褭履出使宋朝。史称耶律褭履“风神爽秀,工于画”,他曾经与辽圣宗的次女秦晋长公主的孙女订有婚约,但这位公主孙女的母亲与公主的一个侍婢有仇,她对耶律褭履说:“你要是能把这个贱婢除掉,我就允许你们成婚。”耶律褭履求婚心切,竟然真的用计把这个婢女杀了。
事情败露后,他被判了死刑,这时耶律褭履画了一幅辽圣宗的画像献给辽兴宗,兴宗见到已经逝去多年的父皇出现在眼前,大受触动,竟然免去了他的死罪,后来还因为他擅长“写真”的神技,提拔他为“同知南院宣徽事”,负责御前服务诸事。辽道宗即位后,他奉命出使宋朝,宋仁宗设宴款待了他。他本来是有机会仔细端详仁宗相貌的,可惜席间仁宗的脸一直被御座前的一个花瓶挡着,使他无法看清仁宗的长相,直到宴会完毕,起身告辞之际,他才有机会看了仁宗一眼。
就这一眼,他就默默记住了仁宗相貌,在返程途中边走边画,待到了宋辽边境上,一幅仁宗的“写真”就画好了。这时他把仁宗的画像拿出来给宋方饯行的人看,在场的宋人见到仁宗的画像时简直惊呆了——“骇其神妙”。显然,在这个故事中,不是仁宗的画像征服了契丹使者,相反,是契丹使者以其鬼斧神工般的高超画技折服了宋人。
以上的故事反映了宋辽之间的御容往还,既有兄弟之间相见恨晚式的温情脉脉的一面,也有对手之间一比高下式的暗中较劲的一面。从中也可以看到,皇帝的画像,并不是一般的画作,而是附加了神圣价值的艺术瑰宝,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天各一方的两位皇帝的见面会晤,更在这种“见画如面”的过程中竞争天命。
(本文摘自黄博著《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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