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用“我反正信了”做授课反面教材

红星新闻4月28日报道，王勇平，这位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曾因“723动车事故”发布会上那句“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而从一个发言人变成新闻当事人，深陷舆论漩涡良久。

如今，七年过去，退休的王勇平现已是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师。4月11日，他为中国传媒大学组织的一次某系统宣传业务专题培训班授课，将近三个小时，他始终保持挺拔的站姿，不坐，也不用讲稿，拿自己发言人生涯最后那场发布会作教材，笑称自己是“反面教员”。

“我反正信了”曾是王勇平很长一段时间的一张标签，近七年过去，远离镁光灯的王勇平曾选择缄口不语，写下20万字的纪实文学《相信》，却始终深藏箱底不肯出版。如今，王勇平渐渐放下以往的重负，越发豁达，自称不会把当年说出那句“我反正信了”当成一生遗憾，而且由衷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我培训过的发言人不要再有发言人成为当事人的经历，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红星新闻记者受邀旁听王勇平的“新闻培训课”，听他讲述走下发布台之后的心路历程。

讲课三小时，不坐不用讲稿

2015年11月，年满60岁的王勇平宣告退休。

而在2011年8月，“723动车事故”发生后一个月，王勇平的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宣传部长的职务被宣布免去。随后，他被任命为铁道合作组织中方代表，并出任副主席，远赴波兰华沙任职，在欧洲工作、生活了三年。

退休后，他每天泼墨挥毫、写诗作文，甚至跑到公园与大家一道引吭高歌。此外，他还是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发言人研究中心联合主任、中新智库危机传播中心研究员，常出现在培训课堂上。

4月11日上午，王勇平在中国传媒大学为某系统宣传业务专题培训班上课。穿着夹克衫的王勇平从位于西客站附近的家里转乘两趟地铁，赶到位于东五环边的传媒大学校园。

课堂上没有长枪短炮，也没有唇枪舌剑。将近三个小时，他从走上讲台到课程结束，面带微笑，不用讲稿，全程都保持一种挺拔的站姿，娓娓道来新闻发布的规律、原则、方法技巧等，并穿插自己的那段发言人经历。

王勇平不忘拿自己开刀，开场就用自己说过的那句“我反正信了”。在过去几年无数次的课堂上，他不断地提到这段旁人看来也许是伤疤的历史作讲课素材。

“我们谁都不是神仙，说错一两句话，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不敢站出来，不敢承担责任，静默无言，造成更大的舆论危机，这是不能原谅的。”王勇平提到，他并不希望在他之后，还会有其他新闻发言人因为说了一两句话从发言人变成当事人。

他也反复地提到一点，“发言人是代表政府发言，如果说了虚假的信息，账是记在政府身上的，一经揭露，会被认为是政府说假话，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一定要说真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

“现在的生活很通透，是我想要的”

七年前说出“我反正信了”的王勇平，曾一度成为被口诛笔伐的对象。

2011年11月，王勇平低调离开北京前往波兰时，只有少许的家人和同事送行，他并不想告诉更多的朋友。当天，王勇平最后一个登机，在最后一刻，他对着将要离开一段时期的祖国举起了自己的手臂，作了一个难以言表的告别。

王勇平如今的淡泊以对，放在几年前还难以做到。后来，他的这些过往经历都成为了他的讲课素材，他享受他的老师身份。

去年，王勇平获得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项目年度最受学员欢迎教师奖。这个由学员自己评选的奖项，王勇平开心地在朋友圈晒了出来，他打趣地写道：“在职未曾有荣誉，退后却得一证书。”“自己这是小朋友得小红花。”

那些曾被舆论裹挟的日子早已过去，王勇平说：“现在的生活很通透，是我想要过的生活。”

“讲课让我感到充实、很满足”

红星新闻：从退出新闻发言人职位到退休，再到发言人培训师，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勇平：最大的变化就是从风尖浪口回归平静坦然。平台定位不一样，服务对象不一样，对我的要求也不一样——需不断地学习、提升才能适应。总体上感觉，仍是在为推进信息公开、满足公众需求、发挥媒体作用在努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发言人和授课人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其实，这是一个从台前到台后的过程。过去做发言人的时候，要在特殊场景下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现在不面对媒体，不面对镜头，不面对社会，变得云淡风轻了。我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就拿接受采访来说，以前代表政府发言，是大局，必须严谨。现在偶有记者采访，也只谈谈个人的事，微不足道，相对可以随意。

红星新闻：现在的您身上有很多标签，前发言人、诗人、作家、书法家，也包括老师，这些标签当中，哪一个是您最喜欢的？

王勇平：这些标签，都是别人放在我身上的。退休后，生活变得简单，也丰富起来。写诗、作文、摄影、唱歌、演讲，都是我的兴趣，都是在丰富自己的生活，都是在真实地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特别满足。其实，过去做发言人的时候并不希望大家关注我本人，而是希望关注铁路的发展和变化。得不到别人理解的时候，我会很着急，尽一切努力希望大家理解。

而现在我说话做事，就没有太多想法和压力了。比如我想写诗，灵感来了就写，至于发不发，发出去后有什么反响，就不那么关心了。写书法，可以写半天不出门，自得其乐，朋友要字从不拒绝。上课时也是说真话，自己都不信的话是不会说给别人听的。

红星新闻：您去年被评为全国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培训项目年度最受学员欢迎教师奖，您如何看待这个肯定和荣誉？为什么这个荣誉让您特别高兴？

王勇平：我这一生，并不太看重名利，过去在岗位上就没获得过什么奖励。但这一次中国传媒大学给我评这个荣誉，我确实有些高兴。这是学员对老师讲课的认可，也是他们的真实反映。讲课本身就让我感到很充实、很满足，学院又给了我这份惊喜，自然很开心。我把证书拍下来，在朋友圈里炫了一下，不到半小时得到好几百个赞。

其实很多老师也得过这个奖，他们讲得都比我好。也许大家认可我，是我上课比较实在，熟悉情况，生活积累多，正反两方面经历都有，又能坦诚地说出来，情感上也容易和大家产生共鸣。加上我讲课从来不坐，也不拿稿，因为我希望和学员朋友平等自然地交流，说的话是从心底冒出来的。

“‘我反正信了’并非自己一生遗憾”

红星新闻：为什么退休之后会想到来做老师呢？

王勇平：刚退休时，对于做老师，我还是有顾虑的，心有余悸啊。我不希望出来再次成为焦点，只图一种云淡风轻、挥毫吟诗、身心俱静的生活。但国新办、中国传媒大学和中新智库的领导对我做工作，说我的经历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应该利用起来。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应允下来。第一次去中新新闻智库培训班上课，讲的是“新闻发言人的责任担当”，没想到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现场掌声热烈，有人还现场写诗递到讲台上鼓励我，课后学员们排队来和我合影……

我有一种委屈后被理解，炒作后被信任的感觉。于是，开始打消疑虑，把过去的真实经历和深层思考大胆讲出来。不仅让一个真实的王勇平站在大家面前，也让我的经验和教训转化为大家的财富。

红星新闻：您老把自己作为反面教材，当年您说出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句话，甚至被您当成是自己说过的“雷人雷语”来告诫其他的新闻发言人，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拿自己开刀？毕竟，那是终结您发言人职业生涯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王勇平：我确实说过愿做一个反面教员。因为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网友就这样给我定位，而且很多专家教授在新闻传播的授课中，也把我作反面案例进行剖析，我得顺应一下大家啊。何况那场发布会确实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处，直到现在还有专家们拿我举例。我能理解，那是在新闻发言制度建设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一件事，但现在理性多了。

不管怎样，我希望我培训过的发言人不要再有发言人成为当事人的经历，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至于那句“反正我信了”的话，更多的应当考虑当时的心情和语境，也不排除有自我解嘲的成份。

红星新闻：这句“我反正信了”，是不是您发布会生涯中最大的遗憾呢？

王勇平：这句话可能要伴随我这一生了，成了一个真正的标签。恐怕没有哪一句话会像我这句话一样被媒体反复解读，乃至于后来一有人提这句话，我就格外敏感。我当时其实加重一下语气，是很着急，是希望大家相信我的话，希望这件事对高铁不要造成太大影响，出发点是在维护高铁。但后来这句话被曲解为蛮不讲理，一度，我也有些后悔，也想不通，这句话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负面影响呢？当时有半年时间不愿上网，刻意隔绝，经过岁月的沉淀，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心情平复后，我就开始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说，语境是什么。再后来，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偶尔还会为当时自己敢于站出来感到很男人气。客观地说，这句话如果不说，对于当时的发布会来说还是会更好一些，但我也不会把它当成一生的遗憾。

红星新闻：您在国外写了四本书，为什么只出了三本书，还有一本一直没有出版？

王勇平：我在国外的时候写了四本书，一本是诗集《在诗的王国里》，一本是散文集《维斯瓦河畔》，一本是纪实文学《行走在亚欧大陆桥上》，那本没出版的书，是一本纪实文学，叫做《相信》，写了20万字，记录了“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前后一段时间的事。写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向社会说清楚当时真实情况和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现在该了解的事实真相大家都了解了，我也担心出版后会再次引起炒作。再说不可避免要涉及一些人一些事，如果引起别人被抨击不是我的初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本书稿一直压箱底。

“希望我们这代发言人成为一部纪实书籍”

红星新闻：有人认为新闻发言人和记者的关系，就像是在较量，作为一个曾因新闻发布会、因记者围堵“栽了跟头”的发言人，您如何看待记者和发言人的关系？又如何看待记者对发言人的挑刺？

王勇平：我在当发言人时，一直把记者当朋友，也收获了他们对铁路工作的支持和对我本人的友谊。即便在那个被猛烈炒作的时候，我也深深为许多记者朋友的理性真诚而感动。当时有记者确实说了一些过头话，事后他们也在反思，甚至还当面向我道歉，他们同样让我敬重。

记者挑刺，那是他们职责所在，与蓄意炒作是两码事，应当尊重和接受。而且我认为，挑刺也是一种动力，能让发言人更认真、更严谨，最终达到无懈可击、无刺可挑。与媒体打交道，是一门学问，我提供给学员的建议是：以充分的准备与媒体打交道，以机敏的眼光与媒体打交道，以平和的心态与媒体打交道，以良好的形象与媒体打交道。

红星新闻：您作为中央部委第一代新闻发言人，曾被称为黄金一代。现在，当年的黄金一代很多现在都退出了发言人行列。而如今新闻发言人面临的媒体传播环境，特别是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变化，使得如今的新闻发言人面临媒体和公众更多的挑剔和审视，您觉得要适应这种变化，需增加哪些媒介素养，该如何应对网络环境下的“放大镜”？

王勇平：当年的发言人都退岗和转岗了，新一代发言人在成长。江山代有人才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至于现在传播环境是否更复杂，这要客观分析。在新媒体、自媒体发展迅猛的今天，传播渠道更多样，受众面也越来越广泛，对发言人而言更具挑战性。但从总体上讲，由于上下的重视，发言人制度更健全，舆论环境更优化，受众更理性，发言人本身素养也在前行者实践基础上提升，所以当下应该称为新闻发言的“黄金时期”更妥当一些。

红星新闻： 退休后，您还在继续关注其他新闻发言人的表现吗？当事人和旁观者，区别在哪里？

王勇平：会关注，但并不刻意，只是一种由过去职业延续下来的习惯。因为曾经的经历让我感同身受，所以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压力和艰难。挑毛病谁都会，但未必有益。我不愿苛责别人，即使在模拟发布会上做点评老师，必须挑刺，我也会特别注意自己的态度和措辞，唯恐言语不当伤害别人。至于当事人与旁观者的区别，在我看来，当事人千钧重担一肩挑，还要面对众人评判；而旁观者气定神闲挥洒自如，二者的压力和责任不可同日而语，感觉当然不同。

红星新闻：几年前，您曾说过您对新媒体缺乏研究和了解。退休这几年，您有什么样的研究结论呢？

王勇平：当初在新媒体迎面扑来时，由于自己缺乏应有的敏感和成熟的经验，造成在发布台上和舆论场上极大的不适应，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应当看到，互联网时代，在信息传播方面，其速度、广度、力度和复杂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学网、懂网、用网必然成为现代管理者尤其是新闻发言人的基本素质。我在培训新闻发言人和政府官员时，提出新媒体时代传播五要点：公开透明，及时迅速，客观真实，诚恳真挚，坚定自信。也算是一家之言吧。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发言人能成为一部纪实书籍，在叙述风云跌宕的史实同时，也带给后人们思考，去感悟一代人奋斗的历程，感悟一个群体、一项事业、一个国家崛起的艰辛。 

（原题《走下发布台的王勇平：授课用"我反正信了"当教材 不会一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