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普鲁斯特的缘分：翻译、阅读和研究

原创 中信大方 中信大方

今年的11月18日是法国著名作家、意识流文学先驱与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其代表作品《追忆似水年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乃至生命与时间意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唤醒世人重识自我存在、重塑生命意义的启迪性和精神力量。

马塞尔·普鲁斯特肖像，由OttoWegener摄于1895

Jean-Louis Losi Adagp, Paris 2021

2021年的11月份，中信出版集团决定引进伽利玛“七星文库”注释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版权。国内新生代优秀译者、南京师范大学法语系讲师孔潜将独立完成全部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法语译者、编辑张引弘担任责任编辑，由国内优秀青年设计师孙晓曦担任视觉设计。整个翻译项目将持续十余年，第一卷本《追忆似水年华》预计将于2024年出版。

在普鲁斯特逝世百年之际，11月15日，大方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作家李敬泽，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法语翻译家许钧，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翻译家董强老师，作家、评论家赵松和编辑张引弘，一起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

在上篇里，我们回顾了各位老师当初是如何推开普鲁斯特世界的大门的：李敬泽老师开篇坦言，在阅读这部巨著的时候总会被各种事情打岔，“如果现在对良心进行拷问，那么我应该是没有读完”；许钧老师是当年译林版本《追忆似水年华》“翻译敢死队”的成员之一，他回忆了翻译时的诸多细节，包括最后对于书名译法的讨论；董强老师一直对普鲁斯特抱有敬畏之心，直到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才敢跟学生们讲点普鲁斯特”；赵松老师认为阅读《追忆似水年华》对他而言是一种更新，关于小说、关于写作、关于文学对于作家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对谈者们与普鲁斯特发生过或正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或参与翻译、或影响研究，又或只是作为普通读者，但他们都表示受《追忆似水年华》影响至深至远。正如李敬泽所言：“他（普鲁斯特）的方法论、他的感受方式、他那文学的一整套感觉系统，现在其实已经深刻进入了我们的血液、进入了我们的细胞里。”

一起来了解了解他们和普鲁斯特的缘分。

上篇 | 我们与《追忆似水年华》：阅读、翻译和研究

张引弘：大家都知道《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本书似乎一直被一种“读不下去”的标签笼罩着，让人想到它就望而却步。我自己一度也读不下去，直到几年前偶然的机会，才终于走进了普鲁斯特的世界，感受到了其中的妙处。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也想请问一下几位老师是在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走进了《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或者说各自与这本书有着怎样的联系或者缘分？先请李敬泽老师。

李敬泽：你们这就是欺负“外人”啊。回忆了一下，我应该是在90年代早期读的译林的译本。如果现在对良心进行拷问，那么我应该是没有读完，读了大概两本到三本之间，过程中各种事情打岔，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停下了。法郎士说过“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有时候和你的个人意愿也没什么关系，读这本书确实需要很长时间，需要耐心和专注，真的是在似水年华中读《追忆似水年华》。

但是《追忆似水年华》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阅读经验。某种程度上讲，像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其实有的时候甚至重要的都不在于说我们是否从头到尾读了，或者我们是否对他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而在于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我们可能读了，我们甚至也可能没读完，我们可能对他还是一知半解的，但是他的方法论、他的感受方式、他那文学的一整套感觉系统，现在其实已经深刻进入了我们的血液、进入了我们的细胞里。就我而言，读了普鲁斯特之后，我从此不怕长句，多长的句子我都能迅速拎清它的结构，那不是句子长短的问题，是能不能做出复杂缭绕的表达的问题。

仔细想了想，现在从事文学的很多人，我们对于文学、对于个人生存的一些基本的感受方式，其实都来自于普鲁斯特。伟大的经典作家的厉害就在于此，他的方法、他的眼光，几乎像空气一样地散布在我们周围，我们会不知不觉受惠于他，并且被他所影响。这个话越说越长，再说显然就是另外的话题了，所以还是请许钧老师和董强老师先说。

李敬泽

张引弘：许钧老师是译林版，也是第一个完整版《追忆似水年华》的15位译者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请许钧老师，他应该是在座跟《追忆似水年华》缘分最深的人。

许钧：刚才敬泽老师讲得特别好，对我来说，普鲁斯特一开始就是一个难以接近的伟人，《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难以走进的伟大作品。

1975年，我大学毕业，一年以后到法国留学，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书了，也尝试着去读。在法国接触了不少文学流派、思潮和作品，包括法国新小说派，还有荒诞派戏剧。

《追忆似水年华》非常经典的第一句话，几乎是一谈到普鲁斯特都避不开的，“很久以来我都是早早地睡下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短句，它的语法使用是超常规的。应该说，我比较早就知道普鲁斯特这个名字，我也曾经模仿普鲁斯特的语法写过作文，那次作文我获得了在法国留学期间最高的分数，20分拿到了18分。

七星文库版《追忆似水年华》（法语版）

摄影 | 张淏

后来回国以后跟普鲁斯特就没有什么交集。一直到了1986年，忽然有一天，译林杂志社的编辑韩沪麟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辗转着打到了南京大学法语教研室的办公室，问能不能邀请我参加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我完全不敢相信，其他的译者像柳鸣九先生、徐继曾老师、桂裕芳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前辈。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全国范围内找《追忆似水年华》的译者，但是第一批肯定没有我，因为我名不见经传，而且还在读研究生，但到了86年居然打电话找我，我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他告诉我第四卷之前的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罗新璋先生翻译了5万多字，不准备再翻译下去，太难了。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虚荣心、自尊心作怪，想着能够参加翻译太好了。接受下来以后，才开始真正地读它，知道它有多难懂。

7卷本我都有，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真正读的时候，特别是我那一卷，真的读不太懂。它当时有两个版本，我们翻译的是米伊（Jean Milly）整理的版本。在翻译过程当中，我觉得这种阅读是另外一种体验，因为不是说你走进一本书、走进一个人，能读懂多少算多少的；你要翻译它，你就要想办法读懂它。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个很艰难、很漫长的过程。

我翻译的是第四卷的前半部分，大概有23万字左右，前后用了2年多时间，每天工作8个小时，最后终于把我应该翻译的这部分翻译出来了。第三稿和第四稿的手稿我还留着，上面有不少改动的字迹，密密麻麻，要读懂它确实很不容易。

《追忆似水年华Ⅳ：索多姆和戈摩尔》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许钧/杨松河 译

译林出版社 1990年

普鲁斯特的长句、语法、比喻，我觉得都很独特。它不是一般的法语，就像德勒兹说的，普鲁斯特的法语具有“外语性”，它拓展了语言的限度，拓展了语言的空间，能够把读者带到生命体验的极限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斯特是个语言的大家，是个语言的创造者。

要说良心拷问，敬泽老师说他自己真的没有读完。种种原因我读完了，而且不仅读完了，有些卷，我还把原文和中文做了一些对比。因为当时韩沪麟先生做责任编辑，他希望我能够协助，所以我不仅仅翻译了第四卷的那一部分，像第一卷、第二卷、第五卷，我都对照看过，作为初步的编辑之一参与了这项工作。

我翻译完以后有很多的体会，做了很多的记录，比如说长句怎么翻译的，隐喻怎么翻译的。特别是针对翻译，当时大家提出了一个风格问题，就是说这部书7卷，一共有15个人翻译，前面还有莫罗亚的序，是施康强翻译的，有16个人之多，翻译后的普鲁斯特的风格是否还能维持统一……当时我是一个有心人，就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进行了研究。

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90年交的稿子，这部书是1990年11月出版的，1991年还在北京开了一个普鲁斯特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年之后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汉译为对象，从长句的处理、风格的再现、隐喻的翻译、风格的统一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文学批评翻译研究》（增订本）

许钧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年12月

所以这部书，真的让我花了一些心血。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像刚才敬泽老师说，读了普鲁斯特以后再也不怕长句子了，翻译了普鲁斯特之后，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家我都不太害怕了，我都敢于去接近他，也敢于去走进他。

许钧

张引弘：谢谢许钧老师。确实，译完一本书跟读完一本书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尤其是像《追忆似水年华》这种，你很难把它跟其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类比的著作。接下来就请董强老师。

董强：我听了二位的发言，特别有意思。回想当时许钧老师他们翻译的时候，为什么要召集那么多的译者，那几乎可以说是国家的外交行为。因为当时希拉克总统要访华，（翻译普鲁斯特）是中法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翻译巴尔扎克全集、普鲁斯特七卷本，从某种程度来说，展现了我们中国的文化形象。

这么多年对普鲁斯特不断的了解，经过各种铺垫、各种阅读，你们找到一位年轻的译者，愿意投入时间解决整体的风格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刚才许教授提到，15个人有完全不同的翻译风格，无法达到整体上的完整性，确实是一个问题。其实当时徐和瑾先生和周克希先生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可惜年龄问题、身体原因等等，徐和瑾先生后来去世了，周克希先生也发现自己身体问题不可能再去翻译。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铺垫，现在你们找到年轻人来完成这份事业，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早有早的好处，但晚也有晚的好处。

徐和瑾（上图）、周克希（下图）

| 图片来自网络

我本人对普鲁斯特一直带着敬畏之心，我是慢慢地、一步一步走近他。我觉得《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普鲁斯特写书的时候，几乎就准备写到死了。他写作的时候，虽然在追忆时间，他是活着在写，但实际已经把它放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打破生死的东西。我作为一个读者，我敬畏他，如果没有足够的铺垫和内功，我不敢去碰它。在法国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谨慎的，我有时候会在路边的书摊上买一本降价的、特便宜的袖珍版，哪怕只是其中一卷，然后翻看一下。因为整个“七星文集”很贵的，当时学生也买不起。所以就是说一步一步地走向普鲁斯特的世界。

现在回想一下，明年我就学法语40年、研究法国文学40年了，这个时候我才敢跟学生们讲点普鲁斯特。我觉得需要了解整个法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史中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程，因为普鲁斯特也不是横空出世的；我也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无论是政治还是艺术；包括对法语的掌握也需要不断提高，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敢来碰普鲁斯特。即便现在，我如果随便拿起普鲁斯特来读，还是感觉很吃力，它有很强的一种张力或者质感，使得你必须全身紧张地去阅读。我觉得普鲁斯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曾经法国人问我，我也开过玩笑，我说等我退休了，我可能才敢碰普鲁斯特，这也真是把它看作几乎是一生的最后一件事情一样.

普鲁斯特在我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由于本身的创作行为，本身形成的整个作品的质感和它的形式、力度。你看老子5000言，《道德经》就5000多个字，而普鲁斯特是论页码的，有3000多页。老子的那种浓缩，普鲁斯特的那种博大，它们最终形成的高度是相似的，老子有老子的难度，普鲁斯特有普鲁斯特的难度。对我来说，我对普鲁斯特绝对带着敬畏，而且是刻意的、渐进的，如果把阅读、研究法国文学的过程比作蚕食，普鲁斯特处于最核心的位置，把周边的桑叶都吃掉以后，我才敢真正去碰普鲁斯特，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

董强

张引弘：我们从作家开始再回到作家，有请赵松老师。

赵松：三位老师好，非常荣幸参与这次对话活动。我听你们讲完之后，有一种时间的重叠感——来自不同时段对普鲁斯特不同方式的接触和认知，非常有意思。

我最早知道普鲁斯特，是在80年代末，那时我十七八岁。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欧洲文学史》里看到了关于《追忆似水年华》的介绍与评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这部小说巨作，都是传说，既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作品，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写的。

1992年，我买到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个中译本，是译林出版社出的精装本，花了我七十多块钱，这也是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当时我在企业内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就跑到沈阳，买了这套《追忆似水年华》，抱着这套书回来时，感觉像过节一样。

初读《追忆似水年华》的感觉，对于我来说，就像初次学游泳的人直接到海里去游泳一样，是“走着进去，爬着出来”的——刚开始读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样，第一卷读完后，我就“爬”着出来了，完全读不懂。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对文学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巴尔扎克、狄更斯、高尔基这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的基础上的，也包括鲁迅、巴金，所以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普鲁斯特、面对这部巨作。

第一卷读完了，等到再继续读已是10年以后了，就是2001年左右。我当时读了王道乾翻译的《一天上午的回忆》，也叫《驳圣伯夫》，这对于我认识理解《追忆似水年华》是怎么写出来的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非常有帮助。所以我是读完了这本书，才重新回到《追忆似水年华》的。当然，此前已经读了很多欧美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再去读《追忆似水年华》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障碍了。慢慢地，我终于把这部巨作读完了。

《一天上午的回忆》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王道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1月

我的体会跟引弘是一样的，当你克服了对普鲁斯特写作方式的迷惑以及对作品长度的恐惧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阅读障碍了……这完全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状态，很少有哪本书能够带来这种沉浸在大海里的状态，你可以慢慢读，也可以加快速度读，反正始终都是沉浸在其中的。

对我来讲，读《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式的阅读体验。读过它之后，对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变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着眼点和入手点，包括对后来“法国新小说”那些先锋写作——像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等人的理解，就变得容易许多，即使翻译上可能会有一点障碍，但仍然很容易切入，你也很容易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影响是在哪方面发生作用的。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更新，关于小说、关于写作、关于文学对于作家自己的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最好的体验过程。

赵松

张引弘：之前李敬泽老师话说到一半没有延伸下去的，要接着延伸一下吗？

李敬泽：从90年代初到现在，时隔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有再读普鲁斯特。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有的书属于你读就读了、不读就不读，无所谓。但有的书你可能永远会觉得它应该放在那里，说得夸张一点，叫做“我到人间走一遭，总要读读普鲁斯特”，所以我家里和办公室里应该能找出两三套各种版本的《追忆似水年华》。

《追忆似水年华》（珍藏纪念版）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李恒基 等 译

译林出版社 2022年10月

尽管我没有读完，但是我觉得普鲁斯特属于这样的作家——他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处风景，你读他叫做“如鱼饮水”，你变成他那片大水里的一条鱼了。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语法、语调，以他的方式过一种内心生活。就这一点来说，尽管我可能就读了一本半或者是两本，但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沉迷，受他影响很深。

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要向许钧老师致敬。对于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把它翻译成汉语，这绝不仅仅是个一般的翻译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汉语工程。当我们翻译普鲁斯特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扩张着汉语的表现力，这些翻译家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仅仅为普鲁斯特做的，也是为汉语做的。比如我刚才讲到，在现代汉语中如何如此细腻丰盛地打开感官，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语言，那样一种内在性生活如何获得一种语言，获得一种语法。其实这都不仅仅是翻译，翻译的同时本身就给汉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为汉语打开了一个新的向度，这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许钧：刚才敬泽老师讲的给了我很多启示，也有很多参照。当初15个人的团队被称作“翻译敢死队”，我们为了弄清普鲁斯特这部小说里头的人物关系，费了很多心血。对涉及的地点、人物，北大的徐继曾先生专门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来理顺他们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把人名、地名进行了翻译，定了稿。实际上，我们在做翻译工作时，为了统一我们的思想，还对这部书的主题开过研讨会，甚至对这部书最后翻译出来的书名怎么定，我们也开了研讨会。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最后一次开会的时候就是定书名，我们差不多都翻译完了，然后要出版了，就涉及到关于书名的问题。当时我在南京，著名的翻译家赵瑞蕻先生把我叫过去，他说“许钧，你这次到北京开会，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坚决反对用《追忆似水年华》，一定要用《寻找失去的时间》”。当时我就带着这样的任务到了北京，译者们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基本分成两派，一派叫《追忆似水年华》派，以许渊冲先生为代表；还有一派，年轻一点的译者居多，主张直译。会上我很明确地传达了赵瑞蕻老先生的意见。

李敬泽：我也特别赞成《寻找失去的时间》。

许钧：我刚说完，许渊冲先生一拍桌子，说“如果你们用这个名字我就退出”。大家好不容易翻译完了，很快可以出书了，他要退出怎么办。两种意见不一，韩沪麟说我们就投票，一投票，7票对7票。柳鸣九先生出来说话，他说“这样子，我看以后如果出版社面向普通大众，就写《追忆似水年华》，如果是研究者，我们就括弧《寻找失去的时间》”。最后把这个结果留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可能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出发，用了《追忆似水年华》。卞之琳先生在《中国翻译》上写了一篇文章，坚决反对用《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这个名字涉及到对原文的一个理解问题，就是作品本身带有一种对于时间的哲学思考。

《追寻逝去的时光 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周克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5月

刚才董强教授也提到，确实，当时我们翻译带着一种荣誉感。就像中国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朱生豪就去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追忆似水年华》法文本出了两年以后，英译本就出来了。我们中国的翻译界，特别是法语界，到了80年代都没有自己的译本，所以要努力，要争口气。

1989年，第一次印就印了第一卷，只印了3000册，没有钱，说读者不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89年的年底，我在金陵饭店给法国驻中国大使贡巴尔先生做翻译。他夫人是一个普鲁斯特迷，我就跟她谈起来我们翻译了这部书，出版有些困难，大使的夫人就说找大使资助，这部书后来问法国要了15万法郎的资助。后来慢慢推动，最后变成了一种热潮，从没有读者到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时髦，连电视剧里头放几本书，都会提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刚才董强教授也提到有个风格统一的问题，周克希先生和徐和瑾先生两人要独立翻译。最后两个版本出来第一卷的时候很有意思，一个是译林出版社（徐和瑾），一个是译文出版社（周克希），这两个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都是我的硕士生，一个叫张媛媛，一个叫周冉。他们两个人分别编辑不同的版本，当时就让我说哪个版本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三个版本，后来我读了以后，我说两个版本都好，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做推荐。后来因为徐和瑾先生身体不好，离开了我们，他就翻译了前面的四卷。周克希先生也几次因为身体的原因，审美太疲劳了，他说都有点抑郁了。他邀请我，问能不能一起合作，我说我没有这个能力，特别当时工作很忙，我说要等我退休之后，就像刚才董强教授说，我要用点时间，慢慢去做这个工作。

《追寻逝去的时光 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徐和瑾 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5月

现在你看又有人光荣地往下走，第一，徐和瑾的后面三卷，我的学弟张新木教授接下去了，他要完成徐和瑾教授没有完成的三卷；而孔潜是我的博士生，后来她到法国去，是把她作为国家资助留学生送出去的，她准备用10年时间来翻译这本书。所以我就看到，我们这一代一代的人要走进一本书，把这本书在中国真正留下来，拥有新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我觉得这本书的翻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还要进一步理解。

1990年书出版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确实为中国的法文界做了工作。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好奇的中国人与神秘的普鲁斯特》，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法国，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的学者也能够读懂普鲁斯特，或者说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读普鲁斯特。我写了这篇文章，当时投给了国际上知名的报纸《世界报》，《世界报》后来登了我这篇文章，那也是我最早在法国发表的文章。之后这篇文章又有了一些改写，发在法国的一个杂志《文学半月刊》上面。回过头来，普鲁斯特对我来说，可能还有自己特有的那份亲切、那种缘分，我的学术的起步，我的翻译的起步，都跟普鲁斯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地感恩他，感激他。

七星文库版《追忆似水年华》（法语版）

摄影 | 张淏

董强：刚才听了许钧教授的发言，普鲁斯特伴随着他的成长，然后现在他又关心普鲁斯特的翻译，尤其是自己的弟子们的翻译。这个现象——接着刚才敬泽老师说的——我觉得它是中国的，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学大国、翻译大国的一个特色。这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法国人自己经常也弄不明白，说你们中国人居然有不少普鲁斯特的译本，他们很多法国人都觉得很难，普鲁斯特相当于一个巅峰一样的、极限式的阅读。

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普鲁斯特逝世一百年，那么重视他、纪念他，对法国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是他们国家的经典，一个法语的顶级的东西。刚才敬泽老师提到，对他来说，普鲁斯特都已经成为某种空气似的东西了，对于一个汉语作家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想，我们很难反过去让一个法国人说我们中国的某位作家——无论是他的风格也好，他的节奏也好，他的精神世界也好——成为法语所呼吸的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作为翻译大国，有一种能够接受外来文化、非常谦逊的胸怀。

我上次主持了一个中法作家对话，我们的小说家把他们的作品都读了，每个人提到法国文学都了如指掌。而那5个法国的小说家连一个中国名字都说不清楚，跟他们对话的几个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一本都没读过。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反差太强烈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中国对国外这种了解，在任何一个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音乐，能够把外国最好的东西引进来，然后把它变成我们新的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成为我们阅读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滋养我们的东西。一方面是我们有各个领域的翻译家在做工作，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有非常棒的接受群体，愿意花那么多时间，无论是去翻译还是去阅读。

之前参加《破产书商札记》的分享会，译者王强讲到他看过一个纪录片，在法国的普鲁斯特墓地，有很多人献花。其中有一个韩国年轻人专门去献花，记者采访时这个年轻人就说，因为他在学校里不好好读书，老师就惩罚他去读普鲁斯特，小哥们当时觉得特委屈，结果他说读完以后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后来他挣到了第一笔钱，就拿着这笔钱专门跑到普鲁斯特的墓地上来献花。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美。本来是个惩罚——从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来说，读普鲁斯特都是个惩罚，对翻译普鲁斯特的许钧教授当年肯定也是个惩罚，就像个苦行僧一样地去干——但是在惩罚的过程中慢慢转化为一种滋养，甚至可能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其实也是文学的魅力，更是普鲁斯特最大的魅力。

普鲁斯特墓地

| 图片来自网络

张引弘：对，确实在这方面要非常感谢老一辈的翻译家们，现在大家对于各个国家的文学的接受度都已经很大了，我们再做翻译、做出版其实相对容易很多，但是那个时候非常的难，而且能够把普鲁斯特引进到中国来，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像之前李敬泽老师说的，翻译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它引入了一部作品，而在于它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自己的语言增添了活力，通过一些不一样的表达，不一样的一些陌生化的东西。

原标题：《我们和普鲁斯特的缘分：翻译、阅读和研究 | 走进普鲁斯特的世界对谈回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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