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智库报告︱为什么城乡移民的幸福感不如他们生活在农村时

世界人民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活跃。2015年，2.44亿人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之外生活，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比例达3.3%。这一占比在1970年、1990年分别为2.3%、2.9%。

与国际移民相比，变化更大的是各国内部从农村向城市移徙的群体。以中国为例，1990年至2015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4.63亿，其中大约一半是从农村到城镇的移民。

大多数移民都在寻求更幸福的生活，但他们达成目标了吗？这是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关注的核心问题。

该报告由一群独立专家编写，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联盟（SDSN）第六次发布。

报告中一章节探讨了中国城乡移民幸福感的变化，并尝试解答为什么城乡移民家庭的平均幸福指数低于农村家庭？研究人员检验了三种错误预期的可能性，分别是移民对未来城市条件的错误预期、移民对未来城市愿望的错误预期和移民对自我未来发展的错误预期。

研究发现，移民的某些特征会导致幸福感下降，比如移民较高的成功期望或受新参照群体的影响。虽然不能排除移民本身的非典型性，但移民显然很难在新环境中形成对生活的无偏期望。

报告建议，鉴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城乡人口移徙涉及百万贫民，迁徙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值得研究者和决策者进一步关注。

中国城乡移民幸福感低于农村居民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移民是当下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均步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表1显示了1990-201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中每个地区的城市人口比率都在急剧增长，整个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新增近15.35亿人。其中，中国在城市化率和城市化人口方面表现突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占全部发展中国家的30％。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乡移民过程并不相同。城市化包涵三个要素：农村地区重新归类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以及城乡移民。不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很可能是本世纪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乡移民的相关数据引发了一个有趣且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困惑。移民理论通常假定，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迁移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效用，因此，已经实现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城乡移民预计比在农村时会更幸福。

然而，该研究中城乡移民样本的平均幸福指数是2.4（满分4分=非常幸福），远低于农村样本的平均得分2.7和城市样本的平均得分2.5。研究样本已经包括了那些在城市建立家庭并且平均居住时间已达7.5年的城乡移民。所以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即使迁居城市超过了七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城乡移民仍旧不如他们在农村居住时幸福？

相较于丰富的移民收入、生活质量等客观福利研究，目前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测量和解释发展中国家城乡移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人员采用了全国住户调查中的城乡移民家庭样本。该调查由国家统计局于2003年初进行，信息覆盖2002年度。而城市和农村样本均为全国年度住户调查的子样本。然而，由于城市调查仅涵盖拥有城市户口的家庭，并未涉及农村户口家庭，因此城乡移民样本是基于选定城市移民社区的住户样本，临时性城市移民被排除在外。

该调查包含关于家庭及其成员的大量信息，包括收入、消费、资产、住房、就业、劳动力市场历史、健康、教育和农村联系，但其最大优点在于单独设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卷模块，记录了城乡移民的态度和感受。

据样本分析显示（见图1），虽然城乡移民幸福感低于农村居民，但他们的收入却相对较高，移民家庭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39倍。即使通过比较家庭总收入而非家庭人均收入，该比率仍然为1.54。无论从任何指标进行比较，城乡移民在收入方面都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城乡移民的高收入并不意味着比农村居民更高的幸福感。

调查追问了回答“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受访者的原因，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因为收入太低，另有超过11％的因由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证据表明，收入是移民幸福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另一问题中，移民被询及他们认为最显著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缺乏社会保障是选中率最高的答案（24%），接下去依次为环境污染（20％）、腐败（18％）、社会两极分化（11％）、对移民的歧视（10％）和犯罪（8％）。

进一步的问题是，“与你在农村生活的经历相比，住在城市会更幸福吗？” 超过5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生活更加幸福，41％表示农村和城市生活同等幸福，而表示在农村生活的幸福感更高的仅有3％。

当被问及如果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他们会做什么，多数移民会选择去另外一个城市（54%），少数人会返回农村（39%）。

上述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如果大多数移民认为城市生活更加幸福，并且大多数人希望留在城市，为什么他们的平均幸福指数却低于农村居民呢？

对新环境的期望偏差导致幸福感下降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罗列并用幸福感函数和分解法检验了四种可能性。

首先，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城乡移民为农村家庭成员提供支持会降低幸福感这一说法。其次，另外三种可能都涉及错误的预期——潜在移民可能对他们的城市条件、城市愿望或自身抱有错误的期望。后三种可能的共同之处在于，城乡移民很可能缺乏必要的信息借以判断新环境中生活的质量，换言之，这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让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预期过于乐观。

第一种可能认为，移民对城市生活的条件过于乐观。移民幸福感似乎在几年后有所上升的事实表明，移民能够克服初到城市谋生的艰辛。但是，在住房、家庭和工作方面，依然问题重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潜在移民能够获得更多准确的信息，他们在作出移民决定时会充分考虑不利因素，从而降低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为什么移民会高估他们即将开始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虽然移民后预期收入是可量化且直观的，但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却需要通过切身体验才能了解。此外，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更有可能是以城市居民的生活形象为参照，而不是城乡移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不排除移民网络提供的信息过于乐观。

总而言之，移民在作出移居决定时，可能对城市收入前景持现实态度，而他们对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期望可能存在偏差。相对而言，城乡信息越通达的城乡移民，产生对城市生活条件错误预期的可能性越低。

第二种可能性体现在，城乡移民会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初心会始终不变。为什么移民的愿望会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他们实际所获的成就呢？报告在分析城乡移民平均幸福指数低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过程中发现，平均幸福指数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移民对当前收入抱有更高期望。这与三分之二以上移民选择“不幸福”或“非常不幸福”所归结的低收入成因是一致的。

相对高的愿望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移民在城市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低下所致——相对较低的收入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有证据表明，移民会从新环境中选择新的参照群体，因此产生相对剥夺感。所以，可以合理推断，移民在作出移居决定时，可以预测他们的收入会增加，但会忽略他们的抱负也会随其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而上升。

报告还考虑了一种可能性，即那些幸福感较低的农村移民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移民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并且持续的不满情绪会降低平均幸福指数。然而，对个人幸福指数中剩余的、非解释变量的检测却并不支持该论点。天生的性格很难为移民的低平均幸福指数提供良好的解释。

另外，对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村居民高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高度重视个人和社区关系。这一发现的贡献在于，城乡移民的低幸福感很有可能是他们认识到城市环境的不友好以及低密度的社会联系和支持。

无论何种解释，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快乐的城乡移民不回到农村？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确实认为城市生活比农村更加幸福。研究发现这一结论对预期收入很敏感，而且大多数移民确实预计他们的收入在未来的五年中会增加。

移民在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倾向于选择城市生活——可能因为移民期待的城市愿望是农村所无法满足的。社会心理学也从侧面证明，即使移民选择回到农村，他们的愿望却很难重新调整。因此，移民可能正确认识到了愿望调整的难度，他们选择离开农村和不离开城市本质上是基于同样的考量。另外一个原因指向高昂的成本——如果农村移民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产权，重新置业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代价。

幸福感提升还需政策破解移民在城市的不利地位

报告指出，另外两项现有研究也为城乡移居者的幸福感分析提供参考。

《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曾刊发一文，专门分析了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的相关数据，旨趣在于相对收入的多样化测量对幸福感的影响。这项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受到其他移民收入和家乡工人收入的消极影响。 然而，当地城市地区的平均收入指标却显示出积极影响，这被解释为一种“信号”效应，即城市居民的高收入成为未来收入预期的信号。

另一项研究检验了2002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中城市、农村居民及城乡移民平均幸福指数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城乡移民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率高于2002年，再次验证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农民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对高经济收入的追逐。然而，尽管差距相对缩小，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指数仍然高于城乡移民。

但《世界幸福报告》也指出，移民幸福感的上升可能是由于收入的快速增长，同时近年来移民劳动力日益稀缺，他们的城市待遇和条件也略有改善。该报告推测，尽管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增加，但农村居民平均幸福指数却呈下降趋势，这部分归因于家庭成员因移民造成的流失使家庭生活失衡，当然也可能在于城乡信息流动使农村家庭的愿望标准不断攀升。

该报告还认为，对于政府而言，改善城乡移民幸福感的首要政策在于破解移民在城市处于不利地位的系列制度。然而，在某些方面，移民可能需要更主动一些。有分散的证据表明，一些城乡移民一起创造了对自身而言联系紧密和适宜生存的城市环境——来自同一村庄、县市或地区的移民会选择集中在城市的特定地区，形成典型的“移民村”。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城乡人口移徙涉及全世界百万贫民，迁徙对移民客观利益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值得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在改变观念和制定政策方面，政府及其民众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内容摘选自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中章节“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与幸福感”，作者John Knight为牛津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Ramani Gunatilaka为设于科伦坡的国际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摘选内容由许中波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