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选择婚育，就是失去独立自主了吗？

原创 袁源 非虚构时间 收录于合集#译文纪实 73 个 #日本现场观察 8 个 #东京大学 2 个 #教育 1 个 #女性 1 个

东京大学是全球大学排名最高的亚洲学校，也是日本的最高学府，被公认是名校中的名校。对于日本学子而言进入东京大学都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进入日本最高的精英阶层的一张门票。然而在东大每年入学的约3000名新生中，只有约600名是女性。

“东大女子”在日本社会中是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标签，一方面意味着这些拥有日本学历的精英女性在智商、能力上的出类拔萃，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她们背离了日本女性相夫教子的传统道路，闯入男性主宰的社会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

《东大女子》

[日] 太田敏正 著，应婧超 译

在日本，家人常常会劝一个立志考东大的女生说：“女孩子还是别去东大了吧！去了东大很有可能嫁不出去”。虽然立志考东大的女生不一定就这样被劝退，但这种说法确实反应也了社会现实。

东大女子在婚恋、职场、人生中面临的困境，折射出了丰富的性别和社会议题，如何看待高学历女性精英，在工作、生活与家庭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真实处境？最近，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分享了她对《东大女子》一书及其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大家好我叫袁源，目前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东大女子》这本书。

顾名思义，这是一本关于在东京大学就学和从东京大学毕业的女性的书。为什么作者要把“东大女子”专门挑出来，为她们写一本书呢？如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先要从东京大学在日本的特殊的地位讲起。

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如果我们把清华和北大合并成一所大学，那所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就类似于东京大学在日本的地位。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顶尖的大学，而且公认地没有其他的日本大学能够跟它比肩。

日剧《龙樱》剧照

进一步说，东京大学在日本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大学都是日本唯一的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学子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通过非常严苛的考试竞争，进入了东京大学学习到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然后投身到社会各界成为领头羊，不管在政界、商界还是各个技术领域，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对于日本学子而言进入东京大学都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进入日本最高的精英阶层的一张门票。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东京大学其实是不招收女生的。它第一次招收女生是在1946年，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过去了76年。但东京大学的女生比例一直维持在20%左右，略低于20%。

东大赤门

我们做一个比较。在中国，北京大学的男女生比例基本上接近于1:1，女生稍微少一点。清华大学常因男女比例失衡而被大家诟病，但是清华大学的女生比例也超过了30%。放眼世界，在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世界一流大学，女生的比例也基本上能够达到50%。所以像东京大学女生比例长期不能够突破20%的瓶颈的情况在世界顶尖大学里面是非常罕见的。

《东大女子》呈现了东京大学的女生们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经历。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了东京大学女生数量一直低迷的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东京大学的女生长期以来作为学校的一个少数群体，她们的需求不被看见，也得不到满足。

另一方面， 即便从东京大学毕业，女性还是不能免于职场上盛行的种种基于性别的歧视。

第三是东大女子所面临的一个独特的困境：东京大学这块招牌在她们的婚育选择上构成一种极大的限制。如果说一个男生从东大毕业的话，那他在婚姻市场上会大大地增值，也就是说东大毕业显著提升他在择偶方面的吸引力。然而如果一个女生从东大毕业的话，这对她们的择偶机遇反而可能有负作用。

毕业季的东大

在日本，家人常常会劝一个立志考东大的女生说：“女孩子还是别去东大了吧！去了东大很有可能嫁不出去”。虽然立志考东大的女生不一定就这样被劝退，但这种说法确实反应也了社会现实。

一方面，很多非东大的男生不愿意也不敢高攀东大的女生。另一方面，很多东大的女生内心也有一种限制，她们觉得如果嫁给非东大的男生，好像有一种屈尊的感觉。在给自己排斥非东大的男生找说辞时，为了避免显得过于直白，东大女生们往往会委婉地说东大女生跟非东大的男生谈不到一块去。最后，东大女生的选项往往就局限在东大男生，然而东大男生又具有无比宽阔的选项，他们不一定愿意选择东大女生。所以东大女生在择偶问题上反而成了一个难题。

东京大学入学式上的学生

东大女生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持续的人生困惑，那就是如何去调和她们作为东大生的身份和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份。世人对东大毕业生的期待是，他们非常聪明和勤奋，毕业之后很快就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独当一面，叱咤风云。但对于女性，世人又有另一套期待，尤其是在日本。女性应该温柔贤惠，喜欢相夫教子，而且在成家之后要辞去工作，回归家庭当全职太太。所以当这两个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社会期待同时落在东大女生身上，要如何去权衡选择，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找到自己幸福的一种可能性，往往成了伴随东大女生一生的难题。

《东大女子》的作者一方面通过研究东大女生所面临的挑战去诊断一些更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包括性别平等问题，少子化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观察东大女生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试图找到针对这些社会问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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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就想通过东大女生在婚育市场上的决定去探讨一下东大女生的选择对非东大的女生有没有参考意义，以及如果东大女生所做出的这些选择能被推广到其他女生的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应，或者有什么样的局限。

绝大多数的东大女子都是非常有事业心的。《东大女子》一书的讨论局限在顺性别、异性恋女性身上。这群东大女子如果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在婚姻问题上往往面临这样三个选择：一是不婚不育，二是构建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三是试图构建夫妻双方在事业上能够齐头并进，在照顾家庭和孩子方面也能够共同分担的家庭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不婚不育这样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使得女性能够从繁重的家务和育儿劳务中解脱出来，有充足的精力去追求事业的发展和个性的发展。它不仅是东大女子可以做出的选择，也是很多经济上有独立能力的女性所能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在日本，有相当数量的女性都选择了不婚不育，这也是日本目前少子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女性个人而言，无论是出于对幸福的追求，还是出于她们对目前父权制剥削女性免费劳动的现象的反抗，都是无可厚非，也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但是，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不婚不育不仅是女性可以做出的选择，也是所有的女性都应该做出的选择，她们甚至会指责选择了结婚和生育的女性是“婚驴”（自愿成为婚姻中的奴隶）和“育器”（成为他人的生育工具）。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对于这样的思路，我不能够完全赞同。

首先，将不婚不育的模式加在所有的女性身上，其实是基于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预设。它的前提是，只有像传统男性那样既不从事生育，也不从事任何照料工作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它并没有真正地挑战传统的“男高于女”的性别秩序，它只是想让所有的女性都成为“荣誉男性”来实现所谓的性别平等。

第二，不婚不育的模式对当下社会中一味崇尚生产和效率，贬低照料劳动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完全不构成挑战。它鼓励、甚至要求所有的女性从照料劳动当中解脱出来，百分百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工作中去，成为更有效率的员工，进而成为更理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第三，要求所有的女性都不婚不育，也是不尊重一部分女性她们自主选择婚姻和生育的意愿。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应该有很多的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可能会自主地选择、拥抱那种基于信任和爱的，比较稳定的亲密关系，并且通过共同养育孩子，双方都从中获得快乐和意义。虽然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理想社会中，但是这也不妨碍有一部分女性希望在当今非理想的条件下，努力地去构建一种相对平等的配偶关系，拥抱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并从中获得快乐和意义。

因此，要求所有的女性都不婚不育，实际上就是不尊重这一部分女性的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的要求也无助于这一部分女性为争取更加平等的婚育模式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比如要求生育健康的保障，育儿假，育儿津贴，要求经济上可以承担的育儿日托服务……不管倡导不婚不育的女权主义者最初的关怀是什么，这个要求的内涵逻辑是，选择生育是一部分的女性犯的个人错误，而他人不应该为她们个人犯的错误而买单。

所以比较吊诡的是，这种看似女权主义的思路最后竟然跟父权制度要求女性单方面承担生育成本的剥削逻辑不谋而合。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二个选项，也就是女主外、男主内的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颠倒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女性成为赚钱的主力，而男性成为照料的主力，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事业发展，比如在女性生育之后，由男性来请育儿假，主要负责照料婴儿，从而让女性能够尽快地回到工作当中去。

在日本选择休育儿假的男性是非常罕见的，所以他们往往在公司中会面临着更加严酷的歧视，甚至文化羞辱。所以这个模式如果能够推广开来的话，就有更多的男性和女性能够主动地选择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对传统的性别角色构成一种挑战。这样也能够给那些把家庭放在首位的男性提供更多的社会文化支持，至少能够消除目前对男性育儿的不解和鄙夷。

然而，这个选项最大的局限是，它其实是非常少数的精英女性的一种特权。能够选择女主外男主内的女性往往不仅仅要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也要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和稳定性来支撑整个家庭长远的经济需求，所以其实只有很少，而且要么非常优秀，要么具有阶级特权的女性才能够维持这样的生活模式。

日剧《住家老爸》剧照

更宽泛的说，一个家庭中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全职在家的模式——不管内部角色如何分配——越来越成为中产和上层的专属选项。男性也好，女性也好，结婚也好，不结也好，资本主义下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不工作的权利。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选择，也就是在事业和家庭两方面，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共同分担。这样的模式是选择了婚姻和生育的东大女子最普遍的一个选择。从我个人经历来看，这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普遍做出的选择。

这个选择的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能够保障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两方面的相对比较平衡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更多的男性参与到家务劳动中去的话，它其实会对公司构成一种压力，迫使公司改变它们一味崇尚效率的文化，试图去满足和包容男女员工照料家庭方面的需求。这是很多美国的大厂，比如Facebook等等，都在试图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个模式真正能够得到推广，它也会改变我们对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生的一种预设。理想的人可以不仅是一个追求事业成就，拥有事业成就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对孩子和家人充满关爱，亲身参与各种各样的照料劳动，并且在这些照料劳动当中获取快乐和满足的人。如果男女都可以践行这样的生活模式，也非常有助于我们消除对照料劳动的贬低，而一种理想的人生可以是事业和家庭生活兼顾的人生。

《东京女子图鉴》剧照

但是这个选择其实也具有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女性能够成功地获得相对平等的婚姻模式，并不是因为她们的配偶有多么好的平权意识，而是因为他们倚赖她们的赚钱能力。通过分担家务劳动以保证妻子的事业能够继续发展，是她们的配偶作为一个理性人的最优选择。如果丈夫分担一半的家务，妻子就能够继续赚取跟他的收入相匹配，甚至高于他收入的薪水，这比娶一个全职太太，自己不做家务，但是家庭收入减少一半，其实是一桩更划算的生意。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那些不从事精英职业，收入并不丰厚的女性劳动者而言，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缺乏这样一种谈判的筹码以构建相对平等的婚育关系。从事着劳动密集而收入又低的职业的女性往往要在完成了外面的高强度劳动之后，回到家还要独自承担照顾家人的所有责任。因此，能够让东大女子幸福的选项并不一定是对普通的女性劳动者适用的，精英女性的平等并没有带给她们真正的平等。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精英女性就不应该去追求个人的解放和幸福，因为只要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压迫之上，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确实需要警惕“将精英女性所取得的一定程度上的性别平等等同于推进了所有女性的平等”的理解。

虽然东大女子的挣扎与尝试，以及她们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并不能够带来所有女性的解放，但是本书通过呈现这群精英女性的挣扎和尝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素材，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女性的解放、阶层固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图片来自网络）

“不可爱”“结婚难”

“玻璃天花板”“学历逆向歧视”……

“男强女弱”社会的异类

站在日本学历金字塔尖的

精英女性群体生存实录

《东大女子》

(日) 太田敏正 著

应婧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东京大学是全球大学排名最高的亚洲学校，也是日本的最高学府，被公认是名校中的名校。然而在东大每年入学的约3000名新生中，只有约600名是女性。“东大女子”在日本社会中是一个带有特殊意义的标签，一方面意味着这些拥有日本最高学历的精英女性在智商、能力上的出类拔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高冷、强硬、缺少女性魅力等固化形象，暗示着她们背离了日本女性相夫教子的传统道路，闯入男性主宰的社会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本书将揭开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这些高学历的女性精英，在求学过程，工作，生活与家庭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真实情况。

日本当下正面临着“以事业为重心”的工作方式改革与“依赖专业主妇”的家庭生活改革，在低生育率、少子老龄化的社会趋势，长久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工作为主家庭为辅的传统模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双职工家庭、专业主夫家庭、男性育儿假等提出，都是这一趋势下的反映。而东大女子正是处于这两大变革大潮尖端的先锋群体。如果这群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因而也本应更有选择余地的女性都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实现更是无从期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东大女性的生活状态正是日本未来社会的先兆。正如日本学者中屋健一所说，只有当东大男女性别比例达到1：1之时，才是日本真正变革之际。

作者简介

太田敏正，亲子、教育类记者，1973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上智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曾任私立小学教师、教育类杂志编辑，现为独立撰稿人。出版有《何谓名门学校》（朝日新闻出版）、《陷入窘境的双亲》（每日新闻出版）、《塾历社会实录》（幻冬舍）等数十部作品。

原标题：《女性选择婚育，就是失去独立自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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