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忆王元化

【编者按】

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生于湖北武昌，2008年5月9日于上海瑞金医院去世。文艺理论家、作家，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代表性著作包括：《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等。

朱维铮先生，1936年7月生于江苏无锡，2012年3月10日于上海新华医院去世。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后留校任教。学术专长为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代表性著作包括：《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音调未定的传统（增订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等。

2008年5月14日下午，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在其“中国经学史”课堂上专辟时间，为听课的师生讲述了他眼中的好友王元化先生。本文由当年课堂录音整理而来，整理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启元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博士后陈特。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谨以此文纪念王元化先生去世十周年。

先说一点与课程没有关系的话。5月9号，王元化先生去世了，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可以说是陨落了一颗巨星。

元化先生做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平庸的时代。1976以后，中国开始解冻，过程非常曲折。我赞成对于历史有不同的看法。我还是那句老话，阿Q说得很对：“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就是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动手就是使用暴力。

我一再提出，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边记载，公元前221年，秦朝灭掉齐国，统一六国，那个时候围绕着要不要分封，秦始皇的家族，特别是他的子弟们，在朝廷上有一场很大的一个讨论，讨论相当激烈。大家去看下《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所选的《秦始皇本纪》里面记载那个大讨论。（《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中华书局1961年10月初版。朱维铮先生参与第一至三版的编选和修订，其中第三版由朱维铮执笔。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日后多次印行。——整理者注）

当时有个李斯，是荀况的学生，他又是被认作韩非理论的实践者。李斯那时还是廷尉，他力排众议，讲了一条理由，说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过去有人说，这个原则墨子早就发明了。墨子不是有“尚同”么，说的就是要保持一致。

所以我说，中世纪的统治学说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如果说有不变的内容，那就是贯穿在里面的一条主线，是不会变的。那就是：不管它是儒家还是法家，还是其他什么家的结合，统治术有一个传统，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学随术变”。这个现象，是不会变的，这是我八十年代就概括的。

我要讲元化先生，为什么要先说刚才这些。因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与学术领域，还有其他各个与思想文化有关的领域，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自由是建立在人格独立上。因此，我很赞成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做学术的人最重要的两条。我以为，在我们这个平庸的时代，在5月9号以前还活着的中国学者中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而元化先生就是一位。

“还是这个王元化”

他比我大16岁，1920年生，去世的时候88岁。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反胡风”运动的时候。我进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二胡”，中文系重点批胡风，有一位贾植芳教授受牵连，他前不久去世；另外还有与贾先生相熟的中文系党支书章培恒教授，那时他还是讲师。因此我们文科的学生，政治学习有一个内容，就是要学由周扬主持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这三批材料里点名的人物，很多都在上海，我从那些材料里面看到，有做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彭柏山，还有一些著名作家。然后接着看，突然看到一个叫“王元化”的人。（“二胡”，指胡风和胡适。贾植芳，生于1916年，2008年4月24日去世。章培恒，生于1934年，2011年6月7日去世。周扬，生于1908年，卒于1989年，现代文艺理论家，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彭柏山，生于1910年，卒于1968年，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之说恐记忆有误。——整理者注）

我注意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三批材料里起码有两批都提到有他给胡风的信。按语我记得很清楚：“还是这个王元化。”我就注意到他。

我进大学的时候，复旦只有四幢寝室楼，三幢男生，一幢女生，学生还不到两千。有一个不大的食堂，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学习时就谈起来，说起王元化这个人。他当时不仅是新文艺出版社社长，而且很早就是一个理论家。听说他有一本书，叫作《向着真实》。当时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很小，在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我去架子上找到了那本《向着真实》，就偷偷地在晚自修的时候，去图书馆去抢座位，找一个角落，一晚把它给读完了。（《向着真实》是王元化先生的论文集，作者署名为方典，由新文艺出版社初版于1952年，1955年遭禁。“相辉堂大礼堂草坪对面的一幢房子”即“奕柱堂”，今复旦大学校史馆。——整理者注）

《向着真实》里面，有讲到鲁迅，还讲“别车杜”。“别车杜”就是当时俄国革命以前，影响最大的几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合起来就叫“别车杜”。

他书里讲的这几个人、鲁迅的作品，我很早在中学时候，就看得如痴如醉。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怎么办？》，中学里我也读了，那时这本书刚刚翻译出来，两册的，当然，读得似懂非懂。这是一本以小说形式写的政论，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认为这本东西需要读，因为他提出的当时俄国专制主义下的问题，有不少依然有意义。我对别林斯基那些文艺不感兴趣，但是我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感兴趣。等我看了元化先生的《向着真实》之后，就觉更很有意思了。（《怎么办？》于1863年首次发表于俄国《现代人》杂志。——整理者注）

“向着真实”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

《向着真实》这本书的原版后来找不到了，往后元化先生送给我一本，就是文革以后，他重新修订过的版本。

我给他说了，我说你有一个大毛病，你在新版里注了选文的写作日子，但是你没有注增删了哪几篇。他后来承认，这是个问题。我说，像我是搞历史的，如果我要来研究你的历史，就会用到你的《向着真实》，因为在反胡风以前，这书出过两版，第一版五二年，第二版是五三年，两次出版，篇目都有过调整，这个对研究者来讲起来，就很重要。我这个学历史的人，就希望从里边看到你的思想的轨迹。

他后来说，这确是个缺点。我说：你写前言多写几行字，就说一点，你抽掉了几篇，又新增了几篇，把这些篇目讲一讲，不就行了吗。多不了几行字，但是这对于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是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非常在意，你原先是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样。

我看了《向着真实》，觉得他受当时的俄国，特别是俄国革命以前的那些文艺理论的影响比较大。那一辈人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比如巴金，自己不仅仅佩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就是俄国人，另外还非常钦佩赫尔岑。所以看元化先生的书，里面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

那时候也不认识章培恒先生，章先生替胡风辩护，被开除了党籍，自己受牵连，变成了“胡风分子”，我大约有点理解。因为章先生比我大两岁，我相信他在读这些人的作品时，感受一定跟我在读元化先生《向着真实》时，是有点接近的。不过我没有问过他对胡风怎么看。

从那以后，我不敢说自己在图书馆里偷偷念了一本“胡风分子”的书。但是他的《向着真实》以及这个书名，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以为，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追求。再后来，也不知道这些“胡风分子”的命运怎么样。

1963年开始，要搞反修，在上海成立一个班子，叫做“学术反修”，机构设在丁香花园，专门跟苏联学术界文化界论战，在这个里边有一个历史组，还有一个文艺组。跟文艺组的人聊天，知道有些人读过一些古书，《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等，我问是谁教你们的？他们说，他们资料室里有一位“胡风分子”叫王元化。文艺组的年轻人来自上海作协，领导叫这些年轻人去听元化先生的课，中间有一个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戴厚英。（戴厚英，生于1938年，卒于1996年，作家，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整理者注）

他们说到王元化，我忽然想起来，读过他的《向着真实》。我才知道他已经放出来了，而且在这个资料室里教人读书。他后来就变成《文心雕龙》的专家，出版了一本《文心雕龙讲疏》。

有人问我，王元化在什么学校教过书啊？好像没有？那他的书怎么叫做“讲疏”？我也不好说。之后很多年才渐渐知道，1966年以后的他，吃了极大的苦头，被批斗得很厉害。

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

文革结束以后，大概是1979年，当时我刚平反。那时候，教育部要恢复文革以前的大学教材，要修订《中国历史文选》，因为周予同先生当时已经瘫痪在床上，眼睛已经瞎了，人也坐不起来，但头脑还很清楚，所以指定我来修订。（周予同，生于1898年，1981年去世，经学史专家，自1945年起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整理者注）

有一天，我去周先生家，里面坐了两位五十来岁的陌生人，两位显然是一对夫妇。之后互通姓名，男的说我叫王元化，另一位是张可，他的爱人。他给我介绍道，他是周先生的老学生，解放以前就听周先生的课。我知道了，这位就是王元化。顺便说一句，他夫人很漂亮，风度极好。她的祖父、伯祖父都是袁世凯时代的高官。尤其她的伯祖，就是著名的张一麐，做过袁世凯北洋政府总统府的秘书长。这就是我初见大名鼎鼎的王元化。（张一麐，生于1867年，卒于1943年，字仲仁，号公绂、民佣，爱国人士。——整理者注）

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好“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刚平反，所以具体日子不记得了，不是七九年冬，就是八零年初。早在1955年，我就闻得其名，直到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从闻名到见面整整二十五年。我对他说，自己正在修订大学文科教材，还有计划为周先生编一部《经学史论著选集》。元化先生就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从此成为忘年交。后来他做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社长，不久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间，又成为一个著名人物。（1979年，王元化先生受邀至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最初负责“文学卷”编务，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成立于1979年10月，1993年10月撤销，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整理者注）

当时，周扬在一次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性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内容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这篇报告就是元化先生参与起草的。他和王若水几个人策划，从执笔起草到后来定稿，元化先生都参与其中。（1983年3月7日，在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王若水，生于1926年，2002年去世，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整理者注）

这篇文章在理论界、文艺界引起震动，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第一，人道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里边，会不会按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说的，经过一定的条件，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异化，会不会这个样子？如果真的彻底地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那么辩证法就是有一条：在某种条件下面，正确的东西会变成错误的东西。一种理论，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我本人也曾这为了这句话挨过批，因为在一篇反修的文章里面，我写马克思的辩证法时，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按照一定条件来讲，一切东西都在转化。所以，我特别引了恩格斯的话：真理向前跨进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而元化先生因为参与起草这篇文章，又受到冲击。一个“胡风分子”，虽然平反了，就接着又弄出一个什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果全国都批评，包括胡乔木都说，这个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周扬受到很大的压力。元化先生是起草者，当然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当时如果可能的话，只要到市里面去，我就会尽可能到他家里去看他。因为看他的人很少嘛，我们还可以上天入地地谈，谈的问题不外乎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问题，或者是我熟悉的历史。

“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那个时候，兴起一股潮流，要搞“民主集中制”。机关领导干部，要大家来推选，民众推选，然后由上级决定，这就叫“民主集中制”。

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出缺，有几位候选人要竞争，当这个部长。于是搞民意测验，产生了一份六位候选人的名单，元化先生列在最后一名。六人的名单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元化先生得了多数票。同时，当时上海文艺界没有十三届人大代表，所以把他选为上海文艺界的代表，出席十三大，后来就当了部长。大概时间是1983年。

元化先生本来是“门庭冷落车马稀”，然而，他当上部长，立刻就是门庭若市。人家要问起来，他就用古人的一句话自嘲：“城门入世，尘心入水”。

他任部长以后，我就不去了。有一次开会他就问我：“你怎么好久不去我家了？”我当然不好说自己要避嫌，我就跟他说，我这个人生平怕官儿，所以不敢来。他马上就说：“我算什么官啊？我做事而已。”

但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当部长，上海市委马上成立一个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夏征农当组长。而在上海历任市委宣传部长里边，不仅不是市委常委，而且连市委委员都不是的部长，就只有元化先生一个。他当了三年宣传部长就卸任了。（夏征农，生于1904年，2008年10月4日于上海华东医院去世。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整理者注）

某种程度上，我要给他说句公平话：元化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化的人物，反而他绝对坚守自己的信念，他相信马克思主义。

我听到他卸任以后，立刻就去看他。就像过去的三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俩依然还能像过去一样海阔天空地讨论学术界、文艺界的话题。

有一次，元化先生忽然问我，你看我这三年做的怎么样？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非党员，你当时任部长，可是你让我来评论，倒表明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像一个官。然后我就决定实话实说：就我看起来，你做了三年部长，但是一件事都没有做成。他说，你这话怎么说？我说你看，你一上台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写了那么一篇就是周扬的那篇文章，结果就被当作“清污”的对象。你虽然是个宣传部长，但刚上台就碰到“清污”，你自己差点成为反面教材。做这个部长的时候还有一阵子去养病。

我说他一件事都没做成，结果他听了不响，很难过的样子。我赶快补充一句，我说有一件事你没做，就是“整知识分子”，这个就是一种功德。

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就是与人为善

那以后，他还是非常关注思想界，关注学术界，关注文艺界，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成就，但是他一直被看作异端。

元化先生退下来后，依然对学界文艺界很热心。他牵头组织了一个“上海市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他担任会长，我是常务理事，组织两岸三地的学术文化交流。还有很重要一点，欧美的一些学者谁过上海，我们就请他到上海图书馆，或者是座谈，或者做一次演讲，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

后来即便不做部长，我到他那里去，要想安安静静地谈一些话都很困难，因为还是很多很多人去找他。

我跟他长谈最多的机会，是我们共同在国外开会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们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去参加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学术研讨会，住在康有为曾经住过的旅馆里面。当时有几位相熟的学者一道去，跟我最熟悉的是两位，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孙长江，还有一位就是元化先生。（孙长江，生于1933年，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1978年，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孙长江参与起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于《光明日报》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整理者注）

元化先生每天要散步，一散步就拽着我，我可以和他在海边，每次都谈一两个小时。就在这些地方，我们真是海阔天空地谈，包括他的经历、我的经历，谈得很多，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

关于元化先生，我已经写了篇文章，你们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明天就可以看见，在《南方周末》的阅读版上，有一篇我的纪念文章。因为那天我本来从江西回来，托人带话去给元化先生。我听说他的身体不好，托人带话说我这两天太忙，要到江西去，从江西回来马上去看他。结果我回来那天刚进门，一看报纸，一个讣告，5月10号那天知道元化先生去世了。当天回来以后，本来想写东西的，欠了不少的稿子，结果东西也写不成。所以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纪念的文章。（“我的纪念文章”，即《元化先生二三事》，刊于2008年5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整理者注）

今天，一位在我看起来非常真诚的，有自己坚定信仰，毕生追求真理，用他对自己的话来说是“向着真实”的朋友故去了。

作为一个老革命，他参加革命那一年，正是我出生那一年，他十七岁就参加民主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他家庭是信仰基督教的，但是以后他投身于革命以后，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有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基督教家庭养成的做人原则，诚实、宽容、宽厚、宽大，这些原则其实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别人只看到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肯低头，所以认为他的性格很刚烈，其实不全是，他有两面。他这个人坚持心口如一，再有呢，就是与人为善。这是我和他交往差不多有三十年的体会。

这样一位先生去世了，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人，十三亿人口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起码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像我这样。当然，我的水准没有元化先生高，某些地方，我的见解未必如他。当然，他也有些看法，我不太赞成。比如说，他晚年讲杜亚泉，我们两个人从来不讨论这个东西，因为他非常钦佩杜亚泉。他知道，我老早就写过文章批评杜亚泉。因为我编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卷，在编辑的过程里就提过。（杜亚泉，生于1873年，卒于1933年，字秋帆，号亚泉，近代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整理者注）

顺便说一句，昨天上华东医院去看了一下蔡尚思先生，因为曾经我跟他合作过。

本来，跟他共事的时候我最怕去看他，因为刚一坐下，他就开始说话，气也不喘，一口水也不喝，至少讲两小时。这位老先生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到九十岁还在洗冷水澡，顽强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调，到他第一宿舍的家里去看他。我说他在哪？他家人说楼上，我就跑到楼上去。我叫蔡先生，再一看，他光着身子坐在浴缸里，前面放一块板在那看书。我想这个度夏的办法也不错。（“第一宿舍”，指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又名“庐山村”，位于国年路102弄。）

昨天，看了蔡先生，他本来是最爱说话的人，你只要愿意听，他可以从早上给你讲到晚上。本来，我去了，他应当可以和我不停地说话，结果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得我很难过。蔡先生现在104岁，好像打破了复旦校领导所有的长寿记录。（蔡尚思先生，生于190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8年5月20日去世。——整理者注）

最近一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因为之前贾植芳先生刚过世，他是中文系，我和他不是很亲密，但是很熟。我特别佩服他的思想的敏锐。你们有时间看看贾先生的《狱里狱外》一书。之后又遇到元化先生去世，昨天又去看了一下104岁的蔡尚思老人。

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好吧，今天就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谈元化先生。我想，元化先生就意味着一部中国的现代思想史，一个人从1936年，才17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结果他在革命的征途上面，因为向着真实，一直坚持这样。他的去世，现在应当是很荣光的。他在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拥有巨大的影响，而我不敢谬托知己。有人问我你怎么看他，我说他可以算作我的一位重要的老师。

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一位是我第一位导师陈守实先生，是他逼着我学习理论；第二位导师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把我拽着去做《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结果使得我能够在几年中间熟悉了中国乾嘉学派以来音韵、训诂、考证、辨伪的基本功，怎么样为古书做注释，怎么样写提要等等。所以遇到这两位老师，我很幸运。（陈守实，生于1893年，卒于1974年，历史学家，自1948年至去世一直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整理者注）

另外，还能够称作难得的老师的，就是元化先生。他很平等待人，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自称是他“知己”的人，多的是。

我特别希望你们各位去看一看元化先生的书，倒不是《清园沉思录》之类的作品。我特别请你们去看一看他的《九十年代日记》。他写这部日记的时候，就是准备发表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记下来。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犯忌的谈话什么的，他就没有记下来。但是你们可以看一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一直到上世纪末，历史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我们学术文化界那时候是怎么样的。

（感谢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教授对此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李楷文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