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李新伟：考古界将继续完善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11月26日下午，由文汇讲堂主办，澎湃新闻网作为媒体特别支持的“中华文明起源”系列讲堂首讲如期在云上举行。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文明起源：中西比较视域及中国贡献”，主讲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陈胜前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和世界考古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和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

三位学者分别从文明探源的世界维度、中华文明的标准探索、古气候和植物考古交叉学科助推中国贡献三个角度，描述了中华史前文明4000多年的概貌。凌家滩遗址管理局的丁燕等11位听友提问互动。

现将本次讲座内容分成五篇：三篇主旨演讲稿、两篇互动整理稿，以飨读者。

欢迎澎友关注将于12月11日举办的本系列第二讲“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和世界考古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

何谓文明？我认为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会有国家这样的政体出现。国家出现一般会有文字记载，如果早期没有文字，可通过考古学家辨认的物质形式来证明。其二，文明是文化共同体的出现。很多讨论世界文明的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比如美国的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我今天从这样的一个世界视角来认识文明，思考中华文明的标准。

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城市、文字、冶金术三要素说。

文明起源三要素中外用法的溯源

提出过“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和他的代表作  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网络

不少学者本来都认为这三要素是西方学者根据柴尔德对两河流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柴德尔是首位将文明研究引入考古学的人。但重读柴尔德非常有名的论文《城市革命》，发现并非如此。文中讨论城市革命的出现，城邦国家、国家的形成，文明的诞生时，根本没有提出三要素，而是提出了十个标准。能够找到所谓西方学者的三要素，是在1958年芝加哥大学一次研讨会上，克拉克洪提出一个城市若称文明，必须满足其中三要素中的两个：即城市人口达到五千人、存在书面语言、拥有纪念性的仪式中心。

夏鼐（1910年2月7日-1985年6月19日），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其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初版1958年7月  文物出版社

中国学者中，最早提出三要素的是夏鼐先生。在他经典的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里，夏先生总结了柴尔德的研究，还引用了1960年代非常流行的英国丹尼尔教授的著作《最初的文明》。夏先生论述的三要素是：城市、金属、文字。

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已有雏形，还待完善

最近我们提出了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王巍研究员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历好几个阶段后提出了文明的定义。这个方案里包括：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接受访谈，这十年考古成果快速而均衡推进  图片截自人民网

第一，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第二，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如军事指挥权、原始宗教祭祀权），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贵族、权贵控制盐、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以及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出现埋葬王、其他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大型墓葬。

第三，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

第四，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本质特征。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我们的认识还更多地限于一些文明的表现方式是中国式的，像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西方文明会有金属冶炼，我们可能会有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等。因此，中国方案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发展和完善。在我看来，至少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应该加上一条——最初中国的形成，或被称作中国的文明体的形成。这应该是中华文明形成非常重要的一条标准。

中国史前“灿烂的转折期”

参照了世界文明的普遍标准，加上中国特殊的元素，中国考古界对中国文明何时形成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距今6000年至5300年的史前“灿烂的转折期” 

一般认为距今六千年左右，文明形成的进程开始加速，各个地区出现了普遍的社会发展。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包括山东、江苏北部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凌家滩、崧泽文化，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所有这些文化在6000到5300年间有了灿烂的发展，我把它叫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

长江流域的凌家滩：以天极、宇宙观为基础的宗教已经形成

在长江流域，安徽马鞍山凌家滩出土了大量的墓葬。墓葬里随葬品300多件，包括200多件玉器，里面有成套的玉钺来表达权力，可能是世俗的王权和君权；也看到特殊的玉器：写实的龟，有背甲和腹甲；抽象的筒形器，其实就是龟的抽象身体，显示了对龟的崇拜。

凌滩墓葬品中含八角星纹的玉板和神鹰玉器家

有中间为八角星纹的玉板，八角星纹代表天的中心、宇宙的枢纽天极。外面有像绳索一样的箭标，连接着大地，形成天网结构。有神鹰玉器，把八角星纹这样的天极驼在胸口，带翅膀的猪头代表北极星，北极星环绕天极旋转，代表着宇宙的秩序。用这样最高等级的制料制作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表明一种以天极、宇宙观为基础的宗教已经形成。这些玉器出自大墓，可以推测，大墓的墓主应该是能沟通天地、能影响宇宙运转规律、保证风调雨顺的人。这是凌家滩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

凌家滩还出土了史前时代最大的玉器，88公斤重的大玉猪，猪头从蚕蛹一样的身体里面破茧而出，表现出昆虫一样蜕变的状态。凌家滩的玉人做这样躯体蜕变通神的状态，让我们知道凌家滩流行的是萨满通神式的宗教，这些宗教领导者是直接能在特殊的状态下与天地神灵沟通的，他们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也是他们获得权力的重要依托。

凌家滩 88公斤重的史前最大玉器——大玉猪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蕴含着特殊的宇宙观和宗教的力量

和凌家滩相距一千多公里、远在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选择了和凌家滩非常相似的发展道路。在牛河梁发现了一个大型的仪式中心，方圆5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仪式性的地点，有女神庙、祭祀平台，还有大型的积石冢。2号地点的祭坛有方有圆，积石冢里面以玉为葬，玉器是最重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蕴含着特殊的宇宙观和宗教的力量。

左：石人脸部通神时变形， 右：牛河梁发现的大型积石冢

猪首之器被称为玉猪龙，头是猪，身体是勾曲的，勾曲如昆虫，在红山文化的高等级墓葬里面，用非常高质量的岫岩玉制作的蝈蝈、蚕茧这些跟昆虫有关的器物，表现统治者特别重视昆虫的蜕变和羽化之力。器物也会采取和凌家滩一样的躯体通神的姿势，我们看到变形的脸部是表现他们通神变换的状态。出土的石人脸部变形非常厉害，都是表现这样一个通神的状态。萨满式的宗教，也是红山社会选择的发展社会的重要依托。

崧泽文化遗址的东山村：成套陶器具备青铜礼器的雏形

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是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地区崧泽文化重要的遗址。这里看到了同样社会发展的证据——大型的墓葬，这些大型墓葬里也会有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出现了石钺，它是权力的表现；更引人注目的是成套的陶器，已经具有了一些后来青铜礼器的雏形，成套的陶器表现世俗和丧葬中的宴饮之礼。

张家港东山村成套的陶器，已具备青铜礼器的雏形

黄土高原庙底沟类型的西坡遗址：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

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彩陶非常有名，如花一样的图案流传很广、影响很大。2000年，我们开始在河南西部的灵宝对庙底沟做系统的研究，首先做了大规模的居住调查，发现在铸鼎原周围分布20多处庙底沟类型的遗址，呈现出清晰的等级差别，有县、有乡、有镇这样的聚落等级，这是考古学上认定社会发展特别重要的证据。

黄土高原上底庙沟类型的彩陶流行广泛

西坡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还发现有一个中心广场，广场四角各有一座大型的房屋，长长的门道指向广场的中心面积240平方米，是相当大的规模。里面有大型的器物，加工非常讲究；有大型的建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应该是举行公共活动的一个场所，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证据。

更直接的证据还来自墓葬。我们发现西坡遗址的墓地呈现出清晰的等级化。最大的一座墓葬编号M27，墓主人身边没有什么随葬品，只是脚坑的位置发现了一些陶器，最高等级的陶器是一对大口缸的器物，其他的陶器都非常简单。

大型的墓葬、仪式的中心、大型的建筑、数百件随葬品、上百件玉器，这样的墓葬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看到最早的社会发展，看到第一代的领导者。

西坡遗址的墓葬主人只在脚坑处放了一些陶器

在距今6000到5300年时，古国在各地纷纷涌现，我们看到如“满天星斗”一般的灿烂文明出生的场面。各个地区选择了自己不同的发展道路：宗教取向的红山、凌家滩；世俗取向的用陶器表达身份的崧泽和大汶口；大溪文化选择的道路大概也相同；还看到了很独特的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有大型的聚落，有大型的公共建筑，大型墓葬并不凸显个人的身份而更注重公共事务，它呈现出积极取向的社会发展道路。可谓“多元而灿烂”。

相距千里，有相似的玉器、大口缸、象牙用品、钺，与这样多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密切交流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

玉器等的相似，推理出当时上层已形成远距离交流网

以凌家滩、红山的玉器举例，从两者的相似性已经可以看到，相隔一千多公里的遥远两地，玉器竟如此之相似，而他们的日用陶器并不相似，这样的相似性不可能以偶然的巧合来解读，肯定是他们之间有密切的交流。

这样交流的证据还可以找到很多。西坡大口缸出现在该区域各个地区也是普遍的现象。在大口缸的残留物里提取到了红曲霉素，加入红曲霉素的稻米酿的酒会呈现血红颜色，这可能是特殊、重要的场合饮用的酒。这样的器物的传播也是表现一种仪式、礼仪的观念传播。

同样流传的还有象牙镯、其他的象牙用品，这样的象牙原料可能只在南方盛产，但是相关的原料、相关的仪式活动、观念会流传很广。还有钺，一直也是王权的象征，王字最初的甲骨文就是表现钺的形状。此时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用钺制度，在各地都成为权力的标志。

亲身交流促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一体化进程

所以那时已经形成了社会上层的交流，我们看到的这些天文知识、宇宙观念，还有管理社会的礼仪、制度，都是当时所谓高级的、神秘的知识，这是社会上层所掌握，因而他们有动力跨越千里进行远距离的交流。

我特别相信当时真的发生了亲身的旅行、当面的交流，有些知识只有亲身旅行才能学到。凌家滩大墓的墓主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时间——或在春分之日的夜晚，喝下特制的酒，跳一个特殊的舞蹈，达到特殊的状态，才能学到这种通神的知识。

这样的交流、长途旅行，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传奇经历，有助于提高首领们的威望，这样的交流肯定会留下记载以传给子孙后代，虽然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能够制作这么多精美玉器放到自己墓里的领导者，不可能连这样的智慧都没有。

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

远距离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它的范围就是后来历史时期中国的核心，而这个作用圈交流的重要的文化精粹也是我们后来文明的重要精粹。因为它就是最初的中国，现在多元一体国家的雏形就在那时形成了。韩建业教授把它叫作“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共识的中国”。

良渚古城：早期国家的社会发展得到世界公认

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就已经形成了。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有更高发展程度、能够跟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早期国家相媲美的社会发展。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范例。

大规模水利系统、8万平米稻田，显示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分工、剩余产品的积累，从这一点来说，良渚有了非常明确的证据。良渚有大规模的水利系统，有长坝，是草包泥砌成的，时代有五千年左右；还有高地筑高处山水的高坝系统、水利调节系统，调节面积达到100多平方公里。

在当时良渚文化边缘地区的今天浙江钱塘江以南的余姚施岙遗址，新发现了8万平方米的良渚的稻田，农田建设相当有规模。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池中寺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这些炭化稻谷如果折算过来应该重达190多吨，可见良渚的领导者发展生产的能力、聚集剩余食物的能力，这都是国家形成的重要的标准。

墓葬品神人兽面玉琮显示等级分化、王权形成

社会发展、等级分化、王权形成，这些标准在良渚王陵的反山墓地充分显现。反山墓地大型的M12墓葬里面出土了数百件精美的玉器，其中有表达王权的玉钺，上面刻着良渚的神徽，是王权、君权和神权的结合。良渚最有名的玉琮，上面有完整和抽象的神人兽面像，表现的是一个神巫戴了方形的面具，两臂像翅膀一样，双脚已经变成了鸟爪，头戴羽官显出人鸟互通的状态，胸口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獠牙之兽，可能是虎的形象，代表天地之神，看出当地也是依据宗教来维系社会，展现权力。

良渚玉琮及其上的神人兽面像

良渚社会出现了良渚古城超大规模的遗址，内城范围300万平方米，中间有高大的莫角山，是30万平米的高台，土方量相当之大；外围还有外城，面积有600万平方米；莫角山上有大型的建筑，一般称作宫殿，很可能也是神庙，可以想见当时建筑之宏大，现在只剩下基础的部分。良渚古城周围是遗址密布，控制范围包括较近的德清、浙北的遗址，面积已经达到1100平方公里。

还有其他区域性中心，如上海青浦的福泉山为核心，江苏常州的寺墩为核心，可以从玉器上显示的宗教来佐证。这一广大地区的宗教是统一的，而良渚古城又显示出了最高的宗教地位。这样我们就有了可以达到世界比较公认的早期国家标准的社会发展，良渚古城遗址群2019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国际学界对其社会发展程度的认可。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后500年内：石峁、陶寺等早期国家出现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说法并非虚言，满天星斗 “古国”的出现，有良渚这样达到早期国家标准社会的出现，还有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文明体的出现，都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中华文明在那时就已经形成。

中华文明形成以后，良渚大概在5300年到4300年发展到这个阶段就结束了，良渚的结束对于后来500年的影响非常大。这500年是我们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孕育的阶段。

陶寺有宫殿区、出现观象台，墓葬品来自四面八方

良渚衰落以后，影响到了北方的石峁地区，它也有人工打造的高层的仪式空间，有石雕表现出和良渚一样的宗教观念；我们在黄土高原的东南角晋南的陶寺遗址，也发现了有300万平米的大城和宫殿区、被称作观象台的设施；陶寺出现了最早比较明确的红色颜料书写的朱书文字。

陶寺的朱书文字

陶寺遗址也发现了大型的墓葬，特意显示来自四方的物品，当地的龙形的彩绘盘，有来自山东的鳄鱼皮鼓、来自江畔地区石家河的玉器，还有西北地区传入的金属冶炼技术；这样的大墓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陶寺的王者可能真的已经心怀四方了，刻意显示自己在这么广大范围的特殊地位，有力量获得四方之物。

陶寺领导者的“理想的中国”，动荡整合下，形成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

我把它叫作“理想的中国”。多元一体的相互作用圈的互动下，又一个新的早期国家社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政治理想的出现。

陶寺本身的地点和文献记载的尧的活动空间非常相像，文献记载的尧“协和万邦，光被四表”也许不是简单的夸耀，可能有真实的历史的基础。这样的基础上，在嵩山东南麓的河南的龙山时代文化，他们就继续“动荡整合”，最后西进洛阳盆地形成了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被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夏代偏晚期的都城，这是考古学上能最明确认定可以达到王朝标准的都城。我们看到大型的规划的道路、网络，还有中心的工程的建设，还有成套的礼器和最早的青铜礼器的出现，但也继承了传统的玉制礼器。

二里头遗址核心区

这就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基本脉络。关于这个脉络的解读，既有“中原中心”引领的观点，也有另外观点，认为是各地区裂变发展再相互撞击、刺激促成更高的发展，形成古国林立，再出现良渚这样的融合发展，形成早期国家，这样的融合发展传承体现在陶寺和二里头。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

（文章首发于文汇APP，原标题为：李新伟：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浮出，考古界将继续完善 | 讲堂159-1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