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去泰国参加跨性别大会，“人妖”多被家庭接受

男同性恋，还是跨性别女性？

松松（本文部分人名为昵称）留着胡子，穿着男式长袍，看上去和巴基斯坦大街上的任何普通男人别无二致。但他喜欢掩着嘴笑，喜欢翘着兰花指，看到我送的美容面膜两眼放光。多年来，他一直以隐秘的男同性恋（gay）身份为巴基斯坦唯一的LGBT组织“骄傲联盟”的下属小组工作。作为外展工作者，他发送免费安全套，说服大家接受艾滋病暴露前预防口服药和做血液检测。三年前，小组遇到资金困难引发内部斗争，他失业了。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做起了男男性工作者。我们见面在上午，他要出去“上班”。

“其实我也知道晚上客人多。但我有老婆和四个孩子，下班时间要回家。”松松很坦诚地说。他的妻子至今不知道丈夫真正的性向和工作。他告诉妻子自己在某公司做市场助理，家庭主妇妻子并没有任何怀疑。

松松说，像他这样普通出身的巴基斯坦家庭，大部分家长对有些女性化倾向的儿子都有些疑虑。在男孩子们充分发展自我、了解自己的性向之前匆匆按照传统包办婚姻给他们娶妻。“你说我是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可我得让老婆生孩子。”松松望着我。“你这样想就说明你是个跨性别女性（trans woman），但你跟老婆也关系不错，或者是双性恋（bisexual）。男同性恋是对自己男性身份感到适应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女孩子。”我的喉咙有点发涩。

听了我的解释，松松露出一脸困惑的表情。无论他的母语旁遮普语还是国语乌尓都语里都没有合适的概念可以解释清楚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性别理论与术语。他们从互相传看的色情小电影里学来gay这个名词，偷偷地想要进一步证实自己，但又碰到语言的障碍。其实我的内心也充满困惑，我曾在北京的LGBT小组做过数年志愿者，读过很多性别相关的学术研究。但这些本土实践经验和象牙塔的知识帮我建构起来的体系在面对南亚国家的复杂情况时崩溃瓦解了。

“你可能就是个第三性。”我咕哝着，松松笑了。

“人妖”与“第三性”

我的后半段田野和NGO在一起度过，与“骄傲联盟”的每个人都混得很熟。其中一位兄弟，跨性别男性（trans man）玛尼和我约定2017年9月一起去泰国参加亚太地区跨性别大会。这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艾滋病规划署和泰国红十字会等机构支持的跨国盛会。

各种手续办妥之后，我发现大会邀请的巴基斯坦代表大部分因签证问题没能参加，只有一位联合国雇员和一位在伊斯兰堡很有名望的“第三性”师父大铁塔得以成行。我们三人成立了讨论小组，我很荣幸也有点滑稽地成为巴基斯坦跨性别代表。

为期几天的会议讨论了跨性别人群的权益、健康保护等议题。另一个主题是联系新朋旧友。我们的老朋友、印度的“第三性”拉克希米和阿穆鲁达，泰国的“人妖”多伊和瑞纳等都出席了会议，相谈甚欢。

“人妖”（ladyboy）在泰语里叫kathoey，它包含的意义和南亚的“第三性”非常相似。泰国“人妖”也有自己的组织，但和南亚的“第三性”不同，她们大部分为原生家庭所接受，不存在集体生活与紧密的师父－弟子关系。

多伊来自芭提雅，一个以红灯区和“人妖”表演著称的地方。灯红酒绿的各色酒吧、光怪陆离的色情服务是芭提雅的名片。在蒂芙妮秀等著名的“人妖”表演中做正规艺术表演的有之，还有更多从事着性工作，因此“人妖”的安全与健康存在诸多隐患。多伊在芭提雅成立了一个专门为“人妖”服务的组织名为“姐妹”，她让小妹娜塔莎领我参观过“姐妹”的办公地。她们提供包括血液测试在内的健康检查，设有开办讲座和播放电影的公共空间，还有心理咨询员解决精神健康问题。很温馨的是，在办公空间有对外开放的咖啡吧，客人可以借喝咖啡的时间了解芭提雅“人妖”的故事和安全性行为的知识。来寻求帮助的“人妖”在这里和工作人员共餐，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娜塔莎是个大三学生，她说家里人都知道她是“人妖”并以此为骄傲。据她说，“人妖”在泰国家庭中的接受度很高，而且往往收入也高，家人很支持。她很喜欢“姐妹”的工作环境，但由于学校太远，只有假期才能来帮忙。她说，“我的理想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人妖’，像蒂芬芙秀里那些人一样漂亮。现在头发还太短，我要慢慢养长。”我问她有没有做去势手术，她说还没有，但总有一天会去做的。她给我看手机里和男朋友的合影，笑得一脸灿烂。

“人妖”表演蒂芙妮秀的剧场。2017年7月摄于泰国芭提雅。

瑞纳是活跃在曼谷的“人妖”名人。她作为主要协调人负责泰国红十字会下属的橘色诊所。橘色诊所是东南亚第一家专门维护跨性别人群健康的诊所。所有的员工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跨性别人群，主要是“人妖”。据称，泰国HIV阳性的总人口中，“人妖”的数字是普通人群的49倍之多。47%的“人妖”曾在各种就医经历中遭受歧视。瑞纳领导的橘色诊所为跨性别人群不受歧视就医开创了先河。我问瑞纳是否来就诊的都是泰国本地人，她说是，但很欢迎外国的姐妹。

在我看来，像跨性别大会这样的国际会议不仅是把大家的问题反映给国际社会寻求解决，更重要的在于互相帮助，为彼此创造机会。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性别多样性的宽容度也不同，彼此传递一些与公众积极沟通交流的方式大有好处。另外，对所有人来说，实现最基本的生存权、保障健康首当其冲。

泰国“人妖”的医疗经验也为巴基斯坦的“第三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除了艾滋和性病的防护外，我还特别关心了外科整形的问题。这不仅包括普通女性愿意做的隆鼻、除皱等；还有去势手术、注射雌性激素和人造乳房等大部分跨性别女性关注的手术。

在巴基斯坦，去势手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正规医院不能随便施术。如果“第三性”想要接受去势手术，需要医学检查报告染色体异常。由于当地政府和广大民众一直有一种真假“第三性”的迷信。他们认为生理上的“两性畸形”（intersex）是真的“第三性”，生理正常的则被视为假的“第三性”。因此，大部分巴基斯坦的“第三性”不能在正规医院接受手术。而在不正规的小诊所手术则容易失败，造成感染等疾病。

在泰国，去势手术的规定是身体检查要判断为健康则适宜手术，之后接受一年以上的心理咨询，由心理医生判断是否适合接受手术，出具证明即可。“人妖”们都有自己的渠道了解哪里的手术做得好，哪位医生有名气。我在曼谷著名的然禧医院里发现了全套跨性别女性关心的整形项目，甚至包括改变嗓音。

为了改变自己而从巴基斯坦来泰国的“第三性”在逐渐增加。大铁塔说自己的一个徒弟专门在泰国做了去势手术。我认识的一位名叫小吉利的“第三性”，通过性工作挣了很多钱，到泰国做了去势手术和其他美容项目。她非常漂亮，是信德省圈子里的红人。虽然还存在着经济、语言等障碍，但我想通过此类大会打通交流渠道，“人妖”与第三性两类组织之间区域范围内的互助合作势必会越来越多。

卡姆兰、妮莉与跨性电影节

卡姆兰是卡拉奇一位著名的跨性别女性。她被媒体报道为巴基斯坦第一位跨性别模特，频频出现在广告中，最近又参演了一部电影。我几年前认识她时，她刚准备开始荷尔蒙注射。那时她的外貌在我看来还是小帅哥的形象，现在已经是一位美丽的姑娘了。卡姆兰和男友西德是巴基斯坦最公开的一对酷儿（queer）情侣。为了争取性少数者权益，他们常结伴出现在各种大众传媒的报道中。二人都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开明的家人也给予了很多支持。

今年刚满27岁的卡姆兰漂亮活泼，敢于发声，她积极、自信的形象在巴基斯坦很有人气。与性别、艺术和穆斯林酷儿等主题相关的很多国际活动都邀请她出席。其中有一个名为“倒映”的电影节是卡姆兰从不缺席的。“倒映”的主办者、巴基斯坦裔丹麦人慕斯是一位从事电影艺术的男同性恋。他和几名同为巴基斯坦裔的欧洲人创办了以性少数者为主题的“倒映”电影节。

起初，他们邀请卡姆兰等巴基斯坦同胞去欧洲参加，后来有人建议把这个电影节也做到巴基斯坦本土去。2014年春，第一届丹麦－巴基斯坦两地“倒映”电影节开幕。此后固定于每年春天在卡拉奇和拉合尔召开。卡姆兰是卡拉奇影展的主要筹划人；拉合尔影展的筹划人妮莉即是最初提议将电影节带来巴基斯坦的人。

妮莉是拉合尔一位资深的“第三性”。“妈妈”说妮莉以前是某个大师父家的管家，专门做饭的。自从2009年颁发“第三性”身份证后，妮莉开始积极地推动跨性别权利运动。她和“第三性”社团工作人员一同在拉合尔著名的阿拉哈姆拉演艺中心做了数场“第三性”主题的舞台剧表演，主持“第三性”选美大会等。妮莉憨态可掬的笑容经常出现在国内外有关跨性宣传的海报上。

“倒映”在两国三地顺利开展了四次之后，决定扩大规模和影响力。2017年秋，荷兰的跨性电影节加入了一日巴基斯坦主题——“倒映”特别展。卡姆兰从卡拉奇、妮莉和我从拉合尔出发赴阿姆斯特丹参加。

行前有个有趣的小插曲是申请签证。妮莉和我都没有申根签证，但在巴基斯坦申请难度很大。签证代办在网上发号，号码一直排到了2018年。我每天刷着网页终于刷到了一个伊斯兰堡的号，为了递取签证往返两次跑了一千六百公里。而妮莉不会读写，对刷号的事情一无所知。万般无奈下，我替她向荷兰大使馆写邮件申请，每天几封“轰炸”，终于给了一个特殊号。没上过学的妮莉用母语签自己的名字也不会，我代她签了材料。等两人的签证下来后，妮莉给了两年签，我才一个月。妮莉笑得花枝乱颤，我便点着她的头说，“看看什么叫歧视！”

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主办者之一卡罗拉是一位女同性恋。她安排我们一行人住在她妻子艾拉家。艾拉是华裔新加坡人，和卡罗拉结婚后移居荷兰，但两人各有住所。艾拉对于能和我说中文而感到十分高兴。她告诉我这个家是同几位朋友共同出资买下的，原来是一所废弃的学校，改建成了有数间卧室、储藏室、咖啡吧和一个出租门店的多用房子。我们和其他几位不同国籍的参会者拼住在一起。

艾拉和伙伴们是素食主义者，每天在大厨房里搭伙做素食。妮莉吃了两顿后便悄悄跟我抱怨说“这欧洲人的饭没东西吃啊，饿死了”。次日早上，我起来去厨房喝牛奶，惊讶地看到妮莉正切了一大盆洋葱，“快给我找马萨拉（一种调料）”，她熟门熟路地打开调味品橱，“我不认识写的都是啥”。我一边咕哝着怎么可能有嘛，一边乱翻，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包。欣喜的妮莉充分发挥了她的厨师才能，用这包调料做出了一大锅素咖喱。那天大家都拿面包蘸着咖喱吃了一天，并直接刺激艾拉搞了一个小小的多国美食会。

巴基斯坦主题的特别展就是在这个大房子的咖啡吧里举行的，放映了三部巴基斯坦跨性别人群主题的电影。展映后，卡姆兰和妮莉表演了传统舞，同几位巴基斯坦裔导演共同上台参与问答。妮莉的话由卡姆兰翻译成英文，她们讲述了巴基斯坦跨性别人群的生活现状与期待，参与的欧洲观众为她们热烈鼓掌。

我相信，这些不了解南亚文化背景的人并不知道所谓“第三性”与“跨性别女性”的区别和联系，从她们的认知出发，卡姆兰和妮莉都是“跨性别女性”，没有很大差别。而在现实的巴基斯坦社会中，二人却相隔着阶级、家庭背景和教育的巨大鸿沟。卡姆兰曾清楚地表示自己是“跨性别女性”，但不是“第三性”。因为她并没有离开家庭、投奔师父、跳舞乞讨等等经历，不属于这个古老行业中的一员。“但是，我们是同样的性少数者，我们就要互相帮助。”

荷兰的影展一举成功。此后，自2018年始，“倒映”电影节在国际上增加了英国曼彻斯特展映；在巴基斯坦国内也增设了伊斯兰堡和白沙瓦两地巡展。电影能在接壤阿富汗、保守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上映，离不开卡姆兰和妮莉等人的努力。

整个展映活动是以“第三性”的名义展开的。从外部世界看来，卡姆兰和妮莉都是跨性别，但在本国人眼中，她们都是“第三性”。因为有着对“第三性”天生两性畸形的误解，巴基斯坦的老百姓对她们普遍接受，因为“天生的”就是安拉的安排。

对其他的性少数人群，公众接受度十分低。绝大部分人认为同性恋等是不符合宗教信仰的。公开声明自己是男同性恋的“骄傲联盟”负责人伊老大曾经收到过寄往家中的两粒子弹。他尽管要为全部的性少数人群争取权益，但只能低调行事，在“第三性”的大旗掩护下工作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这更为“第三性”的定义增添了多种意味。

爱是不用定义的

从阿姆斯特丹返巴之前，爱美的卡姆兰发现自己的行李超重了。她带了很多演出裙，又买了不少漂亮衣服。因为我要取道泰国返巴，她央求我背了十斤衣服去曼谷给男友西德，再由他带回卡拉奇。

我和西德在曼谷的一个同性恋酒吧碰头。由于巴基斯坦禁酒，每次西德到了泰国都会找地方喝喝啤酒，他也是维护性少数者权利的活跃分子，到曼谷是为了开区域培训会。看着我带的一大摞衣服，他笑怨，“她带了冰箱那么大的箱子还装不下，真是！”但眼里充满宠溺的柔情。聊起两人的相识，他说以前卡姆兰也觉得自己是男同性恋，但慢慢发现了自己更倾向于女性身份。“我自己嘛，我觉得我是个双性恋。”西德说，“反正她无论是男是女，我们在一起很多年，感情很好就足够了。”

温暖的曼谷街头，在酒精的作用下双颊泛红忆旧的西德、露天座位中随意谈笑的人们，让我觉得夜色如此温柔。与“第三性”和性少数者朋友们在一起度过的岁月如同一部情节曲折、离奇的电影。我用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生活片段剪辑了一部纪录片，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学电影节放映了这部片子。

上映当天，我坐在漆黑的放映厅里，看着身边不认识的人们观看我的电影。灯亮起来的时候，有位女士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非常有力量！”或许她并不完全明白巴基斯坦的背景，但我想，她感受到的是人的力量，是在各种条件下坚强生长的生命的力量。

巴基斯坦的田野对我而言是一个解构既有知识的过程，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性别意识的流动性。学术话语在鲜活的人性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我给不出一个定义，找不到一个理论把她们全装在里面。只有自由的感受、真实的爱与生命在那里，不需要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