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人说 | 宋婧：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委会女干部

【编者按】

要实现《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达到30%以上的目标，在体制结构和女性赋权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过去的文献和研究，现有不同国家参政体制往往都存在着这个问题，即女性需要更多的付出和成就来证明自己，那些站出来参选的女性往往已经是具有信心独当一面或者受到家庭经济政治资源支持的群体。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性别研究课程助理教授宋婧调研发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女性在村委会层面的参政机会在一定情况下会有所改善，但还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有的来自于对女性在家庭和公众领域角色方面的社会期待，有的来自于政策重心和发展规划的变迁。

以下为澎湃新闻整理的演讲内容：

结构性困境和个人性特质下的农村女性参政框架

农村基层选举体制的变迁和女性干部在其中的名额问题，对于基层政治体系和生态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项研究的主要调研基地是沿海和内地的三个村庄，分别在浙江、江苏和宁夏。沿海的两个村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过程，创造了很多就业和创业的机会。内陆的这个村庄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农村土地被征收，大部分农民都已经被安置到当地的拆迁房小区里。这个研究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的政治结构和基层干部的构成有很大的影响，包括对女性基层干部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过去的文献从两个方面对女性参政的困境有所讨论，一个着眼于结构性的困境，包括参政体制对女性不够友好的种种方面，导致村委会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这个说法演变成实际上很多地方村委会里只有一个女性。《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要达到30%以上，村委会主任中女性比例要达到10%以上，但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一方面主要是讲个人的特质，即在直选和配额制这些看上去已经为女性“放开了”上升通道的措施下，哪些女性能够成为村干部和得到提拔和晋升。有学者认为站出来参选的女性往往是时间宽裕，具有足够信心和眼界，或者能够依靠家庭经济政治资源的那些群体，而其他女性就处于劣势地位。但从调研中，我们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女性可以在工业化中印证和提升参政能力

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一批能干的女干部，在调研的个案中有好几位。其中一个在60年代就积极投入到生产队劳动中，村里干部都很看好她，觉得她是一个好苗子，然而由于家庭原因，她有很长一段时间退出了村里的政治生活。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工业化开始后，她的领导才能又重新被发掘出来，一开始是在车间搞组织和协调，然后被提拔为生产经理。她在厂里的地位和作用使得她又回到了村庄政治生活的中心。她所在的厂是村里最大的厂，利用工厂里面女工多的优势，她帮着妇女主任搞了很多计划生育的工作，过了几年就正式当上了妇女主任。生产经理和妇女主任这两个角色对她来说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在村干部体系当中，妇女主任往往发挥着辅助村书记和主任的职能，生产经理的身份为这位被访者提供了不少“底气”，而作为厂里的经理，她的经济收入也远远高于一般的妇女主任。与她有类似经历的访谈对象还有好几位，她们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非常突出的人物，在经济领域证明了自己的才干后走上政治参与的道路。虽然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领导权依然是男性占优势，但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就的女性也经常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在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被认可度可以相互促进。

城市化过程中的“调解”团队

除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对农村女干部的地位和作用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采访的这个内陆农村，是从90年代开始加快城市化进程的，2000年以后大部分村民陆续搬进了拆迁房小区，给基层管理体系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来的村分解为若干小的居委会，在居委会之上就形成了“社区”，而社区又受到更高一层的“街道”管理。社区干部有很多就是当地的中青年妇女。我们其中一个访谈对象就是如此。她原来是一个教师，结婚后就放弃了个人的职业，在家里搞副业，但是家庭副业的收益变得越来越差，“被逼”去找另外的出路。在参选妇女主任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正符合村委会的要求，年轻，个性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这在城市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本来很多的邻里调解是由妇女主任来做的，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土地房屋纠纷。在那之后，她先是当上了村副书记，后来到一个新社区当社区书记。但在新社区成立的“过渡期”结束换届时，她却被调回原村委会所管辖的社区做调解工作。她的参政经历使得她对自己的“公职”失去了热情，甚至想回归家庭。在被访者中，有好几位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成为社区干部的，她们对自己的定位也不尽相同，这跟她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受到的鼓励和挫折也不无关系。

对女干部的社会期待和动员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给女性村干部带来了什么？在她们发现种种新机遇的同时，被访者们还是发现自己受到很多局限。有的被访者说，当自己工作太忙的时候，丈夫总抱怨她为什么如此忙碌。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在外面做干部，并不意味着她可以让丈夫多承担一点家务，而她自己在家里也得做到面面俱到。在访问的村庄里，一个好的女干部不仅工作上要有作为，她在家里照顾好家人也往往是理所应当。有的受访者则相反，在外得不到认可，心灰意冷，反而想回到家庭，为自己的小家着想。虽然她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某些阶段受到提拔和重视，但是她们的地位往往随着政策重心和发展规划的改变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的文献强调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支持和庇护对于解决女性参政困境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此研究中，在组织培养或者家庭支持缺乏的情况下，一些农村妇女的经济管理和调解等能力在本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认可，她们的参政模式有着工业起飞阶段或者是城市化过渡阶段带来的特殊性。她们向上流动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重心和发展规划的改变，经常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提拔和培养干部的重点上（包括男女干部）。但是这些女性干部依然是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动员起来的特殊群体，大部分农村女性面临的参政机会依然有限。尽管这些干部能够在公众领域和参政过程中寻找成就感，农村基层社区对于她们的期待仍然是多方面的：要当一个好的女干部，同时也要孝顺公婆、爱护家庭，不能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上离经叛道，最好成为一个邻里楷模（好媳妇，好婆婆，好妯娌等等），以得到社区的认可。即使她们在农村社区得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女干部的身份依然往往与辅助、支持和调解这些角色相关。由于种种局限和困惑，她们经常被迫为自己的好名声而奋斗，或者干脆就回归家庭。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村委会女干部带来新的机遇（例如由女性出任社区领导和会计这种传统上往往由男性来担任的职务），很多时候她们依然被边缘化，而她们向上流动的渠道和空间仍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此文将于近期发表在Asian Anthropology，同为4月20日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题为“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村委会女干部——中国农村个案研究”演讲，由胡启元整理，经作者审订。感谢微信公众号“社会学吧”提供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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