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手记｜水泥房里的缅甸媳妇：丈夫早逝，靠卖菜为生

【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在S村一位老人的葬礼上，几杯米酒下肚后情绪高涨的沙奶奶坐在灵堂前的长条木凳上摇摇欲坠，她手舞足蹈、吐沫横飞，怕我听不明白，使劲凑近我，几乎快贴着耳朵。

“那个叫‘老缅粉’，老缅脸上才搽着，我们中国人不搽。” 沙奶奶说。

此前，我看到几个到葬礼上帮忙的妇女脸颊和额头上搽了淡乳黄色的粉末，出于好奇才问了沙奶奶。

后来，我知道了这种淡黄色粉末被称作香木粉，由香楝树皮磨粉制成，被当地妇女和水涂于面部，起到防晒、装饰的作用。

修建在拉咱河中央的口岸关卡，划分出了两个世界，一边是中国西南，一边是缅北克钦邦，边境两侧分布的是跨境民族景颇族（缅甸称克钦族）。

S村是位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缅边境上的一个景颇族村寨。村里擦“老缅粉”的妇女，大多为缅甸嫁过来的媳妇。S村总共63户人，竟然有多达11户人家存在中缅跨境婚姻。

中国丈夫和缅甸妻子是怎么认识的？这些缅甸女人在中国的生活怎么样？当地人如何看待她们？

缅甸媳妇波努

波努是村里的一位缅甸媳妇。

那天村民把我领到波努家，从她家房子正面看到的景象和水泥路一侧的干净整洁形成鲜明对比，正门两边的屋檐下堆满了柴和杂物。

一个穿深色筒裙（景颇族妇女的日常服饰，多为一块布系在腰间，遮住整个下半身）的奶奶正弯着腰，手里捏着一个木凳，缓慢地移动着。她在移动的过程中转过脸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要说话的意思，继续自己的事情。

屋里一个女人坐在火塘旁边的床上，怀里抱着婴儿。她就是这家的缅甸媳妇波努，来自缅北克钦邦，是克钦的景颇族。波努出生于1979年，1998年嫁到中国。丈夫杨麻干1967年出生，生长于S村，比波努年长12岁，2011年因为“肚子疼”去世了。

波努父母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因饥饿和疾病等原因先后离世，只剩波努和妹妹。波努9岁时，父亲患眼疾而双目失明，失去务农能力。母亲一个人干活难以支撑一个家庭，结果波努读了不到四年书就辍学和母亲一起供养全家，妹妹读了十年书，后来嫁给一个缅甸景颇男人。波努说妹妹的生活“一直很困难”。

结婚以前，波努并不认识丈夫，她是经S村的人介绍过来的，结婚当天才和丈夫见面。在缅甸时，有人给波努介绍对象，她以为开玩笑，只是来中国玩几天，没想到一来村里就和杨麻干结婚了，两人没有领结婚证。

结婚时麻干给了波努母亲一笔钱，我追问这笔钱的金额，波努说她忘了。波努自己从娘家带来了耳环、项链和手镯，“都是金的”，她很快补充道。后来，她在一次回缅甸的途中弄丢了项链，之后又丢了一只耳环，再后来，妹妹上学需要钱，她就把手镯给卖了。最后，她告诉我用仅剩的一只耳环拿去首饰店做成了一枚戒指。

贫穷的家境

波努家现在的房子是2008年建的，墙壁被常年燃烧的火塘熏成了深褐色，房间里和门外一样堆放了很多让人分不清是垃圾还是生活用品的东西。堂屋大概10平米，靠近里侧那面墙的正中间有一个边长大概为50厘米的正方形火塘，这一定是我在村里见到的最小、最不体面的火塘。

通常景颇人家的房子里，火塘正上方会吊着一个竹木搭成的方形架子，用于放杂物。波努家里也有这种架子，特别的是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塑料袋，它们被烟熏得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黄褐色。除了塑料袋，架子上还挂着不明生物的尸体，它已经被烤干，皮肉紧紧包裹着骨头，散发着红黑色的神秘光泽。

火塘两侧有两张木头的单人床，它们紧贴着墙面摆放。床上面铺了稻草席子，有满是污垢的被子。堂屋左侧的房间是厨房，右侧则是卧室。

厨房面积和中间的堂屋差不多，厨房右前方角落里有一个火塘，上面也有放东西的竹架，比堂屋里的要新一些。左面靠墙有空心砖加木板搭起来的台子，上面放着一些碗筷和杂物。中间有一张市场上买来的木制折叠桌，桌上放着剩菜。桌角放着一块抹布，污渍已经把抹布污染成了炭黑色。

卧室里面有两个木床，都挂着蚊帐，衣服堆在地上。一个风靡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屁股”电视机半埋在衣服堆中，“屁股”朝外。房间有一个窗子，但屋里依旧昏暗，即使是白天，也需要开灯。突然，我感到头顶湿凉，抬头一看，是屋顶漏雨。就这一抬头，冰凉的水滴又毫不客气地砸到我脸上。

1999年，波努在家里生下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取名杨麻干，与父亲同名。“杨”为孩子父亲家族姓氏，“麻干”为景颇语，是排行老大的男孩之意。因为在大多数景颇家庭，小孩都是按照排行来取名字，所以很可能其中一个小孩和父亲取了同样的名字。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村里大部分人拥有的名字数量超过两个：通常一个是像波努儿子这样根据家里排行取的；还有一个则是借用汉语取的“汉名”，比如杨国忠、沙玉仙这样的名字；再有就是家人称呼的昵称或朋友之间的戏称，比如有村民因为擅长找鸡枞而被其他村民称为“鸡枞”。在这三种名字中，最常被使用是第一种。

波努嫁过来时，丈夫的双亲已经离世。生下大儿子后，一家三口就到缅甸与波努母亲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后，又搬到波努姨妈家住。我问搬走的缘由，波努只说“不好住”。2001年，波努在缅甸生了第二个孩子，依旧是个男孩，取名杨麻糯，“麻糯”是景颇语二儿子之意。2005年，波努的第三个孩子也在缅甸出生，这次是女孩，取名杨麻果，“麻果”是景颇语排行老大的女孩之意。

在缅甸时，丈夫没有工作，靠波努种菜、卖菜来养家。那时候波努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元人民币（缅币折算过来）。

第二任丈夫

2011年，克钦和缅甸交火，夫妻两人带着老二和老三回到中国，大儿子则留在缅甸继续上学，住在波努妹妹家里。当时二儿子麻糯已经在缅甸上二年级了，回到中国后，又从一年级开始上。现在（访谈于2017年8月）麻糯小学刚毕业，开学就上初一。大儿子麻干在缅甸上了十年学，没有在中国上过学。老三在镇上的学校上小学六年级。

如今波努家里只有老二和老三在中国上学会讲汉语，其余人的日常交流仍然使用景颇语。这次访谈也是有赖于麻糯和麻果的翻译才得以顺利进行。

三个小孩中只有老二在中国落了户，有中国国籍。丈夫去世后，老大和老三落户的事情还没有着落。我问波努，她说“不知道怎么落户”。

“后悔嫁过来吗？”她点头。我追问原因，“因为他（杨麻干）喝酒会骂人。”

波努怀里一直抱着一个婴儿，这是家里的第四个小孩，父亲是一个缅甸男人。 2016年12月的一个夜里，波努在家里生下了她。新的疑问又产生了，波努如果一直生活在这个山村中，什么样的场合下才能认识一个缅甸男人呢？

原来，波努和村子里的一些缅甸媳妇一样，会在铜壁关乡的“街子天”（指每五天一次的赶街日）收购蔬菜，又坐班车到拉咱去卖。拉咱是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受城市化影响，拉咱几乎没有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农副产品主要靠外来输入，这无疑给中国一侧的边民提供了商机。

到了“街子天”，周边村子的村民会到集市上采购，有的人还会带上从山里采集到的野菜或自家产出的牲畜、蔬菜来集市售卖。卖完东西后，人们又会在集市上购买一些产品带回家。

同村往来于中国和缅甸卖菜十多年的缅甸媳妇阿玉告诉我，刚开始打仗的时候，人口大量涌向拉咱，人们的农业活动受到影响，农产品需求量很大，她每次“街子”能赚七八百元人民币。

随着冲突的持续，拉咱的人口又逐渐减少，加上很多人买不起价格飞涨的蔬菜，只能自己种植，现在每次过去只能赚两三百元人民币。但两三百元对于在中国几乎没有收入来源的波努来说，依旧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也是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

在跨国卖菜的过程中，波努认识了这个缅甸男人，他出生于1991年，比波努小12岁。两人是在麻干去世一年后在一起的，后来波努怀了他的孩子。缅甸男人没有工作，偷渡到中国后，就来波努家里居住，两人没有办任何手续，也没有举行婚礼相关的仪式。几次拜访波努家，缅甸男人都不在。直到我们离开村子，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关于他的疑问，也都不得而知了。

麻果告诉我，村子里的人背地里对波努的事情发表了很多看法。有人说，“这个女人真是不懂事，家里这么穷，还要再生孩子，拿什么养大她嘛！”还有人说，“这么大年纪找一个比自己小12岁的小男人，真是败坏了寨子的名声！”村里人看不起这个缅甸男人，几乎不与他打交道。至此，我对波努说的缅甸男人白天基本不在寨子里，骑着摩托到寨子外面逛，晚上才会回来睡觉这件事似乎能够理解一些了。

“生活在哪里都一样”

就在我和波努访谈时，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奶奶一直静静坐在门槛边的小竹凳上。波努接了电话中间离开过一次，波努刚离开，老人嘴里就开始嘀咕着什么。

我听不懂景颇语，于是请麻果帮忙翻译，方知老人在抱怨波努和波努的缅甸男人，大意为波努不孝顺，这个男的不孝顺，老人觉得自己在这边过日子挺委屈。她说：“在这边都是含着眼泪过日子的，（我）因为家里（缅甸的家）打仗不能回去，这个男的不喜欢我，常骂我，不和我讲话。”

原来这个奶奶就是波努的母亲，景颇名为金麻鲁，出生于1945年，2011年她从拉咱的一个口岸来到中国。

金麻鲁告诉我，她出生在中国。1958年父亲去了克钦，不想回到中国，于是在1960年又把母亲和家里的小孩都接到了克钦，从此成为缅甸的克钦人，再也没有回到中国。直到克钦和缅军打仗，金麻鲁才来中国投奔女儿波努。

从体态上就能猜到老人身体不好，听了她的讲述，我才知道金麻鲁常年腰疾缠身。她吃了一些从嘎独街（铜壁关街的旧称，现当地人在日常交往中依旧习惯称“嘎独”）上买的药，有地摊上买的，也有药店里买的，但都不见效。后来干脆放弃治疗，再也没有吃药。

金麻鲁说：“以前我还能种菜的时候，收了菜可以去卖了换钱。女儿（波努）不会给我钱花，现在我干不动种菜、卖菜的活了，只能在家里养一些鸡……还养了两头猪。在缅甸的三女儿叫我去缅甸和她一起生活，我要等到猪长大，把猪卖了，才会去缅甸，不想留给他们。”

对于波努的两任丈夫，金麻鲁说：“两个男人都一样，也没见前一个男的好。”

没过多久，波努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云南省农村信用社——惠农对账本”。

存款信息一栏有 “高龄补贴”、“生态中补”、“综合直补”、“良种补贴”这样一些交易项目名称，这应该是政府发补贴的一本存折。余额一栏显示有1188.76元，扉页一处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本存折的开户人是杨麻干，开户日期为2014年11月14日。之前提到过，杨麻干2011年就去世了，为什么在2014年还能用他的姓名进行农村信用社的开户操作呢？ 当然这是我回到学校翻看图片资料才发现的问题，成为这次访谈中的一个遗憾。

我最后问波努，缅甸和中国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当时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已有答案，当然是“在中国生活要比缅甸好”。我握紧了笔，等着记下波努说出我预期的答案。过了几秒，波努说：“中国、缅甸都一样。”停了几秒，她又说：“生活在哪里都一样。嫁来中国之前认为在自己的寨子里最好。”

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我呆住了，缓过神后，才在笔记本上写下波努的回答。

那天从波努家里出来，我不仅带走了数小时的访谈录音和十多页的访谈笔记，还从波努家里带走了跳蚤，全身被叮得面目全非。直到田野归来，身上跳蚤叮咬的疤痕依旧清晰可见。一个个肿胀的红色伤疤不时从肌肤深处传来一阵接一阵的瘙痒和刺感，像是在提醒我：我曾经到过中缅边境的一个山村中的一所房子，那所房子是跳蚤的天堂，一个缅甸女人和她的母亲，还有一群孩子生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