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帕米尔高原上的嘻哈青年

“我在北京呆过两年。”眼前这位少数民族模样的年轻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听不出一点新疆口音。

经朋友介绍，在新疆喀什的一家小酒馆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萨尔曼。

他今年25岁，打扮很酷，一米八多的个子，扎着小辫，衣袖挽了起来，露出前臂上的花体英文纹身。他戴着一串白色的玉石项链，除了四枚戒指外，左手手腕上还有一只老鹰的纯银饰品——鹰是高原塔吉克族的象征。

除了鼻梁弯曲的弧度（俗称“鹰钩鼻”）不太明显外，萨尔曼的长相基本符合我印象中塔吉克族的外貌特征。

直觉告诉我萨尔曼的职业与音乐相关，但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位嘻哈歌手。这位用色勒库尔塔吉克语说唱的青年，会在网络平台发布歌曲，受到同族年轻人的热烈追捧，毕竟母语总是更能引起共鸣。

萨尔曼的嘻哈演唱会

2017年夏天，现象级的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引发了全国对于嘻哈的关注和讨论。这档节目凭借高昂的资本投入和精心的营销策略成功将嘻哈这种长久以来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亚文化带入中国公众的视线。

“太假了，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萨尔曼对《中国有嘻哈》不屑一顾。“看了一两集就不想继续看了。”他认为对音乐的追求应该更加纯粹，不应该被商业利益绑架。

我和萨尔曼聊起他的音乐和故事。我好奇的是当代中国塔吉克族青年人的生存状态，以及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嘻哈音乐会是怎样一种形态——交通闭塞的边疆与互联网的普及，如何影响了他们与流行文化的共振。

萨尔曼1993年出生，父母都在政府机关里上班。他的父亲在家乡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受家庭环境影响，他从小就痴迷音乐。

“小学的时候听后街男孩和blue乐团，姐姐当时在喀什工作，就会经常给我买CD回来。和很多喜爱嘻哈的年轻人一样，他最初爱上嘻哈音乐也是受到美国说唱巨星埃米纳姆（Eminem）的影响。

萨尔曼的左臂上纹着两句英文：一句是埃米纳姆最著名的歌曲“Lose yourself”（迷失你自己），另一句是“why so serious”（干嘛这样严肃），来自诺兰的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小丑”的经典台词。

像家乡大多数有条件上学的孩子一样，萨尔曼在县城念完小学、初中后，高中来到喀什市就读。最终通过“民考汉”（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高考时使用汉文答卷）考上了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工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大学二年级，陷入迷茫的萨尔曼选择辍学回到家中。“那时也没有目标，就闲在家里，后来得了抑郁症。我要感谢音乐，感谢我的作品，把我从抑郁症中救了回来。”B·K是萨尔曼的艺名，这是他哥哥名字的简称，他想以此纪念因抑郁症而去世的哥哥。

走出抑郁症后，2015年初萨尔曼在家乡自费举办了一场新年音乐party。县城没有live house那样专门的音乐演出场所，他花了3000元租下一个宴会厅作为场地。萨尔曼为自己的演出全力以赴，自己设计、印刷了300张门票，售价100元。

门票出乎意料地受欢迎。仅仅通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宣传，“一传十，十传百，用了不到一个星期时间就卖出200多张。”萨尔曼自豪地说。

“这绝对是塔县有史以来第一场嘻哈演唱会。”

遥远的塔县

萨尔曼出生在当代中国最西端的角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个被新疆人简称为“塔县”的高原小城，对大多数“内地人”来说仍是遥远而陌生的。

到塔县去，首先要抵达南疆重镇喀什。从喀什市到塔县大约300公里的路程，假如中途不休息、不超速，沿着中巴友谊公路开车五个小时左右才可到达县城。

塔县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1978年中巴友谊公路修通之前，从喀什到塔县骑马翻山要走上几天几夜，行路十分艰难，因此塔县与内地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很少会有人员往来。

直到今天，塔县最有效的宣传话语仍然停留在1963年的反特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取景地在塔县），以及那首根据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的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塔县的形象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非常模糊，带有神秘而不可知的异域风情，更何况多年来，《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经常被误认为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歌曲。

塔吉克人如今跨境分布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南亚次大陆各国，一般分为使用波斯语方言的平原塔吉克和使用东伊朗诸语言的高原塔吉克。

中国塔吉克族属于高原塔吉克，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平原塔吉克人有较大差异，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生活在新疆南部和帕米尔东部的塔什库尔干地区的东伊朗部族。

东汉至唐朝初年，塔吉克族先民建立起势力足以控制印度河上游克什米尔北部的“朅盘陀”国。公元7世纪的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这个西域古国的建国传说：

有位波斯国王从遥远的“汉土”迎娶新娘，不料迎亲队伍走到帕米尔东部某“荒川”中时，前行的道路被战乱阻断。迎亲队的首领被迫把新娘安置在附近的一座孤峰之上，并设卫兵在孤峰下日夜守卫，直到三个月后，战乱才平息下来。

就在大家准备重新上路之时，却吃惊地发现新娘已经怀孕。新娘身边的侍臣向众人解释说：“每天中午的时候，都有一位男子骑马从太阳上走下与新娘相会。”后来，迎亲队为避免回国遭受惩罚，就地筑起宫殿和城池，安营扎寨。新娘肚里的男孩降生后，被拥立为王，据说能够飞行虚空、呼风唤雨，周围的国家由于国王声威而都臣服于他。

玄奘说当时那位朅盘陀国王自称为“至那提婆瞿呾罗”。“至那”Cīna即中国，“提婆”deva为天神（此指太阳神），“瞿呾罗”gotra为种族，这个梵文音译词的意思就是“汉日天种”，即汉人与太阳神的后裔。

这则颇具印度风格的族源神话传说当然不可能是历史史实。那么“朅盘陀”这一国名又有何含义？

目前国内对“朅盘陀”一词的介绍大多沿用日本东洋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的意见，认为它是“山路、石径”之意。但根据研究中国塔吉克族语言的青年学者曾俊敏的新考证，“朅盘陀”kharbanda一名的语源并非“山路、石径”，而是“太阳神的仆人”之意。其中“朅”khar即东伊朗语中的“太阳”，而“盘陀”banda则为“仆人、奴隶”之意，常与神名连用，如粟特语中即有人名“莫畔陀”（Makh-vandak），意思是月神（“莫”makh）的仆人（畔陀/盘陀vandak=banda）。

“朅盘陀”一名反映了有太阳崇拜的东伊朗族群在塔吉克族形成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玄奘记载的“汉日天种”传说、“其王族貌同中国”等描写以及塔吉克族流传至今的叙事诗《中国凯撒之女》（Duhtar-i Qaisar-i Chin）等，则反映了该族在形成过程中与操汉藏语的汉、羌等族群的接触与融合。

用母语写歌

“我一直想把塔吉克传统的民族音乐融入嘻哈文化。”萨尔曼说。至今，他已经创作出了100多首歌，歌词大部分是用他的母语——色勒库尔塔吉克语写就的。

萨尔曼的“粉丝”主要是同族的塔吉克年轻人，他们对用母语演唱的嘻哈音乐非常喜爱。“现在来找我交流音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萨尔曼说。

中国塔吉克族主体使用色勒库尔塔吉克语和瓦罕塔吉克语，两种语言均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东伊朗语次支帕米尔语组，但彼此无法通话。

尽管总人口数量稀少，但塔吉克族聚居区域相对独立，母语使用环境因为地理上的隔绝而保存较好。在塔县塔吉克族的日常交际中，色勒库尔塔吉克语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塔吉克族的受教育人群一般都掌握塔吉克语和维吾尔语两种语言。中国塔吉克族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所以塔县的学校、政府机关长期以来都是采用更为成熟的维吾尔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和工作。直到近年来，学校才加强了学习汉语言文字的力度。

和中国很多原创音乐人一样，萨尔曼每录制完成一首新歌，都会把它上传到自己的网易云音乐电台上。关注他电台的朋友们自然会去收听、转发。

“很快朋友圈里就刷屏了。”

在萨尔曼的音乐电台上，《love 23》是唯一一首用汉语写的歌词，赞美的是他热爱的乔丹第23代篮球鞋：“我头上23，我胸前23，路上飙着23，脚上穿着23，不能离开这两个数字，你无法想象它的意义。这款就是我的最爱，它就是我的玛莎拉蒂，油门踩到最底，狂飙穿越这个时代，你无法跟上我的脚步，所以不要跟我比。”

“你完全可以用汉语或英语写歌，为什么还要坚持用母语？”我问萨尔曼。

“因为只有母语可以百分之百地表达我自己。”

“但目前这些歌只能在你们本族人中传播。不担心这样的坚持会限制你的听众和市场吗？如果用汉语或英语创作的话，一定能让你的歌曲传播得更广。”

“我从不担心。我相信好的音乐是可以超越语言障碍。”

“嘻哈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它可以变成另一个‘我’，去和我聊天，让我看清自己。”

萨尔曼走上音乐创作道路完全是受现代嘻哈音乐的影响，但他没有忘记塔吉克民族的传统音乐。“我的父亲就是一位民歌手，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萨尔曼多使用母语写歌，但从不拒绝使用色勒库尔塔吉克语中大量的维吾尔语、汉语、英语等借词，这也使得他与一些宣称只演唱“纯洁”塔吉克语的民歌手区别开来。

民族语言大调查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的塔吉克族人共有5.1万人，在塔县上居住着的塔吉克人就占到84%。其中按照自称又分为“色勒库尔塔吉克”和“瓦罕塔吉克”两种，色勒库尔塔吉克占绝大多数，约有4万人左右。因此一般说起“中国塔吉克”主要是指色勒库尔塔吉克。

萨尔曼就是四万多色勒库尔塔吉克之一。

色勒库尔塔吉克语，是唯一仅在中国使用的当代印欧语。仅就这一点，足以让它在语言学上显得弥足珍贵。此前曾有学者宣称色勒库尔塔吉克语是中亚和新疆南部最古老的语言中还“活着”的语言。不论这种说法是否严谨，但其确实传递出这种语言独特的研究价值，从而吸引了许多中外语言学家。

曾俊敏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研究色勒库尔塔吉克语的青年学者之一，目前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大约四年前，他得知在巴黎有一座“爱墙”（Le mur des je t'aime），墙体用世界上250种语言、311种文字写满了同一句话——“我爱你”，但其中缺少大部分中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从小热爱学习各种语言的曾俊敏便萌发了收集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中“我爱你”说法来裨补阙漏的愿望。通过在各少数民族贴吧发帖提问，曾俊敏获取了不同语言关于“我爱你”的表达，其中就包括色勒库尔塔吉克语。

“当时我在贴吧上看到那句色勒库尔塔吉克语的‘我爱你’——Waz a-ta charj weinam——就十分好奇，因为它所使用的词根直觉上和我之前了解的中国其他语族语言完全不同。为进一步弄清来龙去脉，我联系上那位发帖的塔吉克族网友求教，并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很快就对这种神秘的语言产生了强烈兴趣。”

为学习色勒库尔塔吉克语，曾俊敏遍查文献资料，发现汉语学界对色勒库尔塔吉克语的主要研究成果只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尔锵的《塔吉克语简志》和《塔吉克汉词典》两种。

1955年，北京召开了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上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12年远景规划，其中包括从1956年开始，在两三年时间内，要普遍调查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并帮助那些需要创制和改进文字的民族完成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

1956年4月，以中科院语言所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全所170多名员工与全国各地语言工作者及民族学院的师生合计600多人组成7个工作队，奔赴全国17个省、自治区开展民族语言大调查。

这项调查与另外两项差不多同时期进行的大型工程——“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合称为“民族大调查”。这次举全国之力进行的“民族大调查”及其之后的成果整理、编辑与出版工作是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及语言学的重要事件，甚至可以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的起点。

高尔锵对塔吉克族的语言调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特有的印欧语

参与此次民族语言大调查的学者，既包括知名的语言学家，也包括许多年轻学者。

年轻学者中有不少是毕业于历史上著名的“语专”，即“语言专修科”——这是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教育部请示，临时增设的两年制专业，目的是为国内的文字改革、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仅此一届。他们还参加了中科院语言所为大调查而设的“语言学进修班”。

民族语言大调查中，高尔锵所在的第六工作队主要面向突厥语族。他独自受命赴南疆塔什库尔干调查陌生的塔吉克族语言，具体任务是研究该地区所有属伊朗语支的语言或方言，确定其语言系属，并厘清其与苏联塔吉克语（即今塔吉克斯坦塔吉克语）的关系。

然而在曾俊敏看来，由于条件所限，当年有的语言调查者缺乏相关的学术背景，“高尔锵先生只有汉语和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背景，对色勒库尔塔吉克语所属的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则不够熟悉。虽然高先生的记录很详细，但在形态句法分析上存在一些问题，没能把色勒库尔语放在伊朗语乃至印欧语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巴哈琳娜（Татья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Пахалина）作为援华的苏联专家，和高尔锵一起参加了1956-1957年在塔县的语言调查。曾俊敏通过对比发现，尽管是一样的材料，具有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伊朗语研究背景的巴哈琳娜所撰写的色勒库尔语语言描写分析与高尔锵就有显著的差异，而她的成果也更容易为国际语言学界和伊朗学界所接纳。

“我国的民族语言学界很少有印欧语的学术训练传统。”曾俊敏以前读书时，就一直对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抱有兴趣，对印欧各语族的代表性语言以及中国境内曾经存在过的诸印欧语如龟兹吐火罗语、于阗塞语和粟特语等语言都有过涉猎或自学的经历，相比其他专攻民族语的学者，他在研究色勒库尔塔吉克语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

2016年曾俊敏通过严格的词汇统计学证据，指出色勒库尔语和于阗语的核心词保留率达到59.4%，比瓦罕语和于阗语之间48.2%的保留率高出11.2个百分点，据此提出了色勒库尔语比瓦罕语在词汇亲缘上更接近于阗塞语的新观点。

“高尔锵先生自从上世纪90年代封笔之后，国内就没有人再从事过系统的色勒库尔塔吉克语研究了。”曾俊敏说，“我觉得有责任继续这一‘绝学’，尽己所能推动这门宝贵语言的纵深研究，因为这毕竟是当代唯一一种中国特有的印欧语。”

在研究上，曾俊敏除了和个别发音合作人进行传统调查外，还有自己别具特色的“田野调查”。他组建以中国塔吉克语为交流工具的微信群，一边向本族语者学习，一边参与语音/文字聊天，在真实的日常交流中观察语言现象，将收集到的自然语料建立共时语料库，再将前辈学者的田野记录也录入电脑形成历时语料库，并尝试用“大数据”等方式对中国塔吉克语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北漂

曾俊敏在和塔吉克族青少年长期的合作交流中，发现他们大都非常热爱自己家乡的语言文化，仿佛回应了那句古老而充满自豪感的塔吉克族谚语——Hee diyur az jam charj（“自己的家乡，天底下最好”）。

萨尔曼同样热爱自己的家乡和民族。但为寻求音乐上更好的发展，他下定决心要去外面看看。

音乐会结束后，萨尔曼说服家人，用赚来的钱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机票。“一到北京，我就有种到家了的感觉。”

到北京的第二天，萨尔曼就去拜访了塔吉克族歌唱家前辈阿洪尼克。阿洪尼克早年就读于喀什师范学校，后来被国家选中送往北京培养，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已经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塔吉克族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于中国塔吉克族来说，到首都去一定会拜访同族的阿洪尼克，他就像是所有塔吉克族在北京的亲人。

萨尔曼很快在北京顺利找到工作。那时三里屯的一家法国甜点店正在招人，“我进去之后，一位中国经理以为我是外国人，就开始用英语跟我交流，我也用英语跟他交流，”萨尔曼说，“我说我需要一份工作，她没问太多就让我第二天开始上班。”

在甜点店当了一个月的服务员后，经理请萨尔曼出示他的护照以便办理发放工资的银行卡。“我没有护照。”萨尔曼把他的身份证递给了经理，经理先是楞了一下，从身份证上得知他来自新疆后，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二话没说就转身离开了。幸运的是，录用萨尔曼的那位经理不久后即被解雇，而他自己得以继续留在甜点店工作，并在三个月后晋升为主管。

由于塔吉克族的独特相貌，萨尔曼在北京经常被问及是哪个国家的人。很多顾客因为他在法国甜点店上班而认为他是法国人。“当然也有猜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的”。两年时间里，大概只有一位顾客在得知他的民族身份后，进一步问了他关于塔吉克族的情况。

北京的文化氛围吸引着萨尔曼。晚上他常去中关村、鼓楼附近的live house和酒吧里。“有些夜店对外国人免费，我这样的‘外国人’长相就经常可以不用买票。”萨尔曼学着看门人的样子，得意地作出“请进”的手势。

就这样，萨尔曼慢慢结交到了一些做音乐的朋友。他说一支名叫Silent Elegy（赛琳特）的交响乐金属乐队对他帮助最大，“他们都特别喜欢我，合作也很愉快。”

萨尔曼说自己“超爱”北京这座城市。“北京的怀抱太温暖了，他可以抱住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

回到塔县

在北漂两年后，2017年2月，萨尔曼暂别北京，为了家人回到塔县。

不久前，萨尔曼在网上发布了他的塔吉克语新歌Sarsun（汉语意为“迷茫”）。塔吉克族歌唱家阿洪尼克在网上听到后，找到萨尔曼要了一份歌词，他准备用自己的风格进行翻唱，这对萨尔曼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阿洪尼克觉得我很优秀，建议我留在北京发展，但父母总是希望我能回到他们身边。”萨尔曼感到些许无奈。

回家后，萨尔曼在塔县开了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吧，起名为“便民咖啡厅”。

但萨尔曼的创作并未停止。以前，他原创歌曲的旋律大多是通过采样（从其他歌手的歌曲中裁剪拼贴）的方式获得，现在他正在尝试做一首trap曲风与塔吉克民族音乐融合的新歌。

聊天快要结束时，我问萨尔曼是否像他的同族一样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不料他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自己信仰拜火教，而且主要的知识来源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关于未来，“你最好还是自己决定吧”。萨尔曼始终记得离开北京前，阿洪尼克对他说过的话。

（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为采访对象提供。感谢曾俊敏先生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