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上海献一计｜优化营商环境要在隐性问题上“动手术”

开放引领，倒逼改革和促进发展，并形成改革、开放、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上海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形成的一条重要经验。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上海特点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动策略，从而成为上海勇当排头兵和先行者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上海仍然要继续发挥开放引领的重大作用。

今天，上海如同全国一样，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将面临更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具有更大的体制转换摩擦。上海通过进一步开放，引入新元素和增添 “物种”多样性，将引发不同制度安排、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商业模式等之间的竞争，仍然能起到倒逼改革和促进发展的重大作用。

因为那些开放引入的先进理念、市场知识、技术与管理、商业模式等，将通过体制性竞争对深层次的制度障碍形成冲击和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当改革面临困境难以破局，面临瓶颈难以突破，面临阻力难以推进时，开放所引入的冲击将以其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并通过更具优越性的生动事例，打破人们思想禁锢，激发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开放引入的新要素，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增量，也为顺利推进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在体制转换中能起到较好的润滑剂作用。更值得指出的，上海对外开放已有了良好基础，并达到了相当高的开放程度，开放引入的新元素和新能量，已形成自我增强机制以及对原有元素的重组整合机制，进一步对外开放将有更大的边际改进效应，促进在原有系统内孕育出包括制度安排、经济和产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新结构、新增长点。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讲话，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面临我国主动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的基本态势，上海如何抓住这一机遇，构筑对外开放新高地，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继续发挥开放引领的重大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上海必须很好地破题，找好制高点，找准突破点，找对着力点，用实际行动交好这份答卷，当好新时代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在此过程中，上海既要按照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服从服务国家战略，紧扣国家对外开放的节奏，又要根据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要求，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增强城市核心功能和提升城市能级角度，来选择对外开放的制高点，寻找突破口，打造着力点。

上海在这新一轮对外开放中，重点要抓以下几方面：

一是金融开放。国家已表明要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等。这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极大利好。上海要充分利用金融市场门类齐全、外资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高度集聚的优势，吸引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落户上海，在上海开展各项业务。

二是新兴服务贸易开放。上海的服务贸易发展在全国是领先的，但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其实，上海医疗保健、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贸易的潜力巨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上海的潜在核心竞争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上海要积极争取在这些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率先开放，引入更多外资机构。

三是科技、数据等领域的开放。目前，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缓慢，但技术服务、信息和数据贸易增长迅速。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也是信息和数据的主要产生地和传播地，在这些领域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上海要研究如何促进这些新兴领域的开放，在安全、稳妥的前提下，率先实现开放。

四是进口开放。国家今年将降低汽车进口关税，而且是相当幅度降低，并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上海要借助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而且以后年年都要办这一平台，打造进口开放新格局，促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在这新一轮对外开放中，尽管上海具有不少比较优势，但能否真正抓住机遇，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今天，我们优化营商环境，不能停留在过去招商引资的标准水平上，而要按国际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过去招商引资主要是引入生产企业、生产线及产品加工，只要给其提供较好的“七通一平”及基础设施、低成本劳动力以及“两免三减”等优惠政策就可以了。这些外资企业大都是“两头在外”，对国内市场竞争问题也不会过多关注。

现在不同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将更多引入全球功能性机构和公司，引入更多“两头在内”的外资企业，国内市场竞争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这既要求准入前国民待遇，实行负面清单、新的商事制度（备案制、注册资本认缴制、先照后证等）以及准入与退出的自由、便利等，又要求准入后国民待遇，实行竞争中立、增强市场透明度以及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保证市场有序等。

上海开办企业“一窗通”服务平台，缩短开办企业所费时间，固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但更关键的是，开办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能否在公平竞争条件下获得商机和发展机会，能否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合理预期，在市场竞争中能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如果企业在市场准入中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隐形准入障碍，处于不公平竞争条件之下，就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如果企业在政策多变、政策特惠等导致市场不透明的情况下开展业务，怎么会有合理预期及行为长期化呢？如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频频遭受侵权、违约而得不到有效保护或需要支付更多交易成本，又怎么会得到健康发展呢？

这些问题很多是隐性的，甚至“摆不上台面”，难以用指标来衡量，但确是企业深切感受到的。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不仅仅是那些直接面向市场的政府部门改进效率问题，往往有“肥水不外流”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体制内保护主义、政府资金过度引导以及国资国企改革不到位等深层原因。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要在这些“深层次”上开刀、动手术，真正提升环境软实力，迎接和拥抱新一轮对外开放。

同时，上海要根据国家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和部署，积极主动研究相关领域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及操作方案。上海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根据中央精神，地方积极行动，拿出具体实施方案，获得中央准许，才能争取到先行先试的机会。今天，也同样如此。如果上海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就会丧失机遇。这些对外开放实施方案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在大调研的基础上，发动各方参与，特别是企业参与，使提交的方案更接地气。

（作者为上海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