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位城市中产妈妈自述：平衡家庭与自我实现有多难

近四十年来，在长期的低生育率下，儿童对于城市家庭的价值不断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迫使家庭和个人无时不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孩子不仅成为家庭成员当下的情感焦点，其成长还被视为关乎未来代际阶层流动的前景。换言之，童年已成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竞争的重要场域。对于日渐壮大的中产阶层而言，儿童养育更是家庭的核心关注问题之一。在学前或学龄儿童父母的社会交往中，养育方式和教育选择往往能够快速引发热议，在妈妈们聚集的场合尤其如此。

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竞争话语的双重变迁下，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也在悄然改变。作为儿童的重要养育者，母亲对自身角色的认同与实践是值得研究者和公众深度了解的议题。然而，和欧美和东亚相比，国内学界对这一话题投入的关注还相当有限。近年来，社会学界已有针对工作母亲“工作-家庭”平衡困境、“教育拼妈”和大众媒介中母亲形象塑造等问题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倾向于将母亲角色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探讨，缺乏更为聚焦的阶层视角，忽视了身为人母的女性对家庭和社会期待的感受与评价，亦较少讨论女性在自我实现、家庭责任和社会期待之间如何协调应对。笔者聚焦于城市中产阶层母亲，通过与13位（本文选取了其中的6位）常住上海、育有2.5-11岁子女（因为这个年龄范围大体覆盖了目前上海儿童从入托到小学毕业的年龄范围）的中产阶层母亲所开展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来探讨这些拥有相对充足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女性如何理解和实践母亲角色。

此外，笔者还收集了受访人配偶的相关信息。表1展示了所有受访人及配偶的基本信息（受访人姓名均为化名）。13位受访母亲，年龄分布在31-44岁之间，除3位全职妈妈无个人收入外，其他受访人的个人年收入在10.5-60万元之间，加上配偶收入后家庭税后年收入20万元以上。所有受访母亲的初育年龄均小于35岁。

中产妈妈心中的理想自我是什么样的？

大多数在职母亲明确地表示自己理想的为人母状态并非当下的状态，而是一种能够同时满足自身的合理需求与养育孩子的平衡状态。

1、大学教师于慧：理想妈妈的生活是：“思想自由、生活滋润；小孩么，随天性”

于慧在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个11岁男孩的母亲。她在访谈开始不久就将自己比喻为“八爪鱼”。于慧和丈夫婚后各自忙于攻读学位和工作，长年两地分居后才有了儿子。虽然她认为自己“对小孩不是那么热心”，但有一个孩子是“结婚那么久了”之后自然要走出的一步，而身边朋友们陆续为人父母也形成了一种冲击力量。

由于老人不喜上海的气候，加之丈夫出国长训，于慧在最初两年将孩子送回老家由公婆抚养。不幸的是，孩子两岁多时出现语言和社交能力发展滞后的表现。她下定决心把儿子接回身边，并因此从时间自主的生活迅速进入异常忙碌的状态。自称从怀孕到产后并不特别关注育儿知识的于慧开始大量浏览网络信息，奔忙于求医问诊和各类可能有利于改善孩子状况的早教训练之间。到孩子五岁后，语言与社交能力发育迟缓的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陪伴儿子奔走于康复治疗的艰辛经历让于慧更加强调自己这一代父母是“注重科学、科学育儿”的，而祖辈只是“靠经验”、让小孩“吃饱了、弄好了”，因此只适合养育“天生比较好养的小孩”。

然而，在访谈中她几次提及在这种较之父辈更为精细的养育方式下，自己身为母亲却深感疲惫。于慧坦承“无数次”想象过没有孩子的生活：“你可以有空喝咖啡啊，听音乐啊，看书啊，你时间就是自己的了，不是切割成无数的小块。你完全可以上完班想干嘛都行啊。你不想干嘛发呆也行啊。我自从……从来没有睡过懒觉啊，以前都是睡过11点的。这天天跟弹簧似的，恨死了（笑）。”

访谈中，于慧较少提及自己在大学中的职业发展。在她的叙述中，为人母者的理想生活状态是“思想自由、生活滋润；小孩么，随天性”，而现实则是难以摆脱的时间紧迫感。儿子进入小学后，她的陪伴重心开始从早教训练转移到课业。尽管家中有一名交往十几年的钟点工分担体力家务劳动，丈夫也在工作之余分担了他所擅长的数学、运动等课业活动的陪伴任务，但于慧仍然需要大量压缩自己在读书、音乐、旅行等方面的兴趣爱好，来应对在自己和孩子之间失衡的时间分配。

2、二孩妈妈葛雪：理想妈妈的状态是从事具有更高灵活度的工作

葛雪也是一名在职母亲，接受访谈时女儿尚未入园，儿子就读幼儿园大班，并刚刚考入一所知名私立小学。她说，儿子在结婚第二年出生，是婚姻生活顺其自然的推进，而到了女儿出生时，自己已经更加成熟。虽然家有二孩，葛雪从孩子出生以来没有请过月嫂或保姆。丈夫忙于工作，养育劳动主要依赖同住的母亲援手，随着儿子的教育需求渐增，女儿更是主要由外婆照顾。几年前，她随丈夫的工作调动从外地迁居上海，接受访谈时一家人仍是非沪籍。通过朋友帮忙购入的商品房位居优质地段，与另外两个同样房价高昂的小区共同对口一所“不错”的公办小学。夫妻两人认同这所小学所对口的生源，但供职于美资公司的丈夫考虑再三，仍希望孩子考入私立小学，在教育上逐渐靠近“高中去美国的目标”。

为了顺利实现幼升小目标，葛雪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训练孩子的各项技能，“没有歇过一天”。她将女儿托付给母亲，每天利用工作后的时间心无旁骛地“跟孩子搞学习”。在此过程中，她体会到全职妈妈们在对孩子学习的时间投入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回家时间太短了，搞不了什么，跟人家全职太太我不能比的。”高收入的丈夫并不期待葛雪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显著贡献，因此，对她而言，工作更多地意味着自我价值和经济独立。然而，工作还意味着难以突破的时间限制。时间是葛雪区分自己和其他妈妈、尤其是主妇母亲们的一种重要资源，也是她在理想生活状态的设想中所希望拥有的改变。她提到自己的一个朋友：“我很羡慕（她），她做了很多年外贸，有这个客源，做做老客户，还有时间管孩子。”葛雪认为自己在有了孩子以后降低了职业发展的目标，不再渴求一间通过职位升迁可以得到的独立办公室。她告诉笔者，“坐那个办公室，我不能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老大身上。跳槽，多点钱少点钱，……我老公坦白讲，我至少不用想我这个收入去补贴家庭的问题。”因此，她对于理想母职状态的设想是从事具有更高灵活度的工作：“我自己有个小事业，不大也可以，然后呢，要有时间管管孩子，闲适的。”

在中产阶层的精细化育儿趋势下，家庭对理想母亲的期待逐渐超越传统性别分工所指向的体力密集照顾责任，对母亲的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提出更高要求。在访谈中，葛雪说，丈夫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完全称职的母亲。尽管她下班后心无旁骛负责孩子的课业，但丈夫认为她脾气不好、对待孩子态度欠佳，希望她能在心理咨询等方式的帮助下成为与自己思路更一致、有知识素养但更柔和的女性和“妥帖的母亲”。她告诉笔者，丈夫为自己预约的心理咨询并未奏效，因为“别人不能缓解你，……个体都是独立的，没有人能够缓解你。”

多数受访的中产阶层母亲妈妈认为，当前性别公共话语中塑造的理想母亲形象往往是完美的母亲。她们认同现代女性已经拥有曾经只有男性可以得到的职业机遇，但社会对于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方面的期待并未减弱，因此女性的职责所在实则是扩大了，也因此导致压力来源扩大。受访者们感受到的理想母亲形象并非囿于私人家庭领域或仅仅长于事业的“单面向”母亲，而是生活与工作的完美平衡者、以平等姿态对待孩子的妈妈、以及能够妥善处理家庭内各种复杂关系的妻子。

3、全职妈妈柯瑶：渴望时间分配向自身需求倾斜

与在职母亲相比，受访者中的几位主妇母亲在日常时间安排上较为宽松，言谈中似未体现出于慧和葛雪所强调的时间紧迫感。和在职母亲不同的是，主妇母亲希望实现的改善是以亲子活动以外的事务实现自我和养育之间的平衡。同样一儿一女、几年前才来到上海的柯瑶在初次怀孕五个月时就辞职退出了职场，此后一直是全职主妇。柯瑶的公婆在老家，少有往来，日常与自己的父亲合作分担家务劳动，母亲则住在妹妹家帮助抚养外孙。

作为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主妇母亲，她坦承并未感到明显的经济压力或风险——丈夫虽然不会将收入悉数交给自己，但能做到信息透明，而家中新购的房产也是将夫妻两人的名字都列为产权拥有者。柯瑶的两个孩子均为学前，外公提供的帮助使柯瑶得以大大减轻耗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但她对自己的主妇状态并不满意，希望能够在孩子上学后重新开始工作。关于理想母职状态，她认为“有所选择的话，希望自己做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然后能够照顾小孩和家里”。然而，丈夫已明确表示不支持她重返职场，因为这会导致她无法以孩子为生活重心，而家人也一致不信任保姆等雇佣照料者，因此柯瑶认为全职主妇的现实很难改变。她于是描述了一种看起来更接近现状的理想母职状态，期望能够将时间分配向自身需求略有倾斜：“孩子上学以后，可能我理想中的（生活）就是去学一下跳舞啊，或者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文学方面的东西，跟那个相关的诗会什么去进行一些交流，或者去做下义工啊，这些都可以。就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主妇母亲柯瑶看来，理想的母亲首先是一个对孩子全心全意的妈妈。其次，她对孩子应该既有原则，又富有耐心，“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不会打骂，非常温柔，又有智慧”。在难以脱离全职主妇的现实困境中，柯瑶有时感到情绪低落，无法始终以温柔的态度对待两个学前的孩子。说到这里，她反省了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我自己也觉得做的不对，但是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就忍不住了。还有，我对孩子的爱可能没有充分的体现，我心里还是有一点保留的。我觉得作为母亲，我还是有一点自私。有时候会对自己有些方面没满足有所埋怨，这样不是很好。”

柯瑶在希望有机会重返职场的同时还认为，“成立了一个家就相当于一个团队一样，我在团队中必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我必须把它做到最好。”相似的表述也出现在柏华的叙述中：“能够把孩子教育好、养育好的人，其实是可以信赖的、值得托付的。……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责任感，也要有足够的方法，然后与时俱进地学习各个方面。如果真的一个孩子是一张白纸，能够被你教育教养得非常好，你应该是有一些过人之处，同时这样的人如果有机会承担社会上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比一般人应该会更好吧。”可见，中产阶层女性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中女性养育分工的顺应在一些母亲的叙述中还体现出一种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

4、终止创业回归家庭的柏华：理想妈妈状态是家庭与工作、孩子与自我的友好共存

接受访谈时，儿子就读小学三年级的柏华刚刚成为全职主妇不久。此前，她经营连锁水疗店，经济和管理经验上有了积累，却逐渐开始面临自身价值观与行业价值观取向的冲突，于是卖掉股份，终止了自儿子出生后开始的创业之路。职业上“完全松弛”的状态让柏华开始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家庭生活和亲子生活。

她认为“全职主妇”只是自己的阶段性状态，最终理想的母职状态应该是一种家庭与工作、孩子与自我的友好共存，而这种平衡共存的核心特征仍是时间的均衡分配：“节假日可以完全陪孩子，平时有一份自己比较喜爱的工作，……，物质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没有，也就是有对等的物质回报。不要有过多时间上的负担，比如说我晚上还要深更半夜地去忙工作，节假日没有休息。这个我觉得不行，我就希望说工作时间好好去实现所有的价值，晚上也好，或者中午也好，回归家庭。这是我最希望有的。”

柏华在终止水疗店生意仅两三个月后就在儿子同学妈妈的影响下报读了心理咨询师课程。柏华强调自己对教养孩子有一定的心得，在10分中给自己的评价是8分。她解释了自我评价中的扣分原因：“其实我对自己完全把精力放在家庭的现状，并不是那么满意的。只是我自己知道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事情），我能接受而已……。还有，……，我儿子现在进入了青春期前期，他开始有很强的自己的主见。最近我发现他特别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他会有敏感的生气，这个是之前我有点接受不了的……”

从柏华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母亲在难以摇撼私人领域性别分工前提下的自我赋能。对理想母亲角色的想象在形塑中产女性母职实践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她们的职业发展轨迹。

中产妈妈如何平衡家庭与自我实现？

中产阶层女性对理想母职状态的设想不仅可能与现实相违，也可能与家庭和社会的母职话语存在分歧。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计划经济时代，母亲忙于工作、缺席家庭一度被视为是合理的生活安排。然而，长期低生育率和转型社会中教育竞争的加剧不断推高城市家庭在儿童养育和教育方面的标准，母亲的缺席不再具有合理性。恰恰相反，母亲的在场被日益描绘为不可或缺的责任。

5、事业上升期的王雁：在时间分配上与家人有不同的认识

供职于金融行业的王雁与丈夫是大学同班同学，结婚三年后有了女儿。王雁说，有一个孩子既是结婚时就已制定的生活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受到身边朋友先后为人父母的影响。生育并未令她遭遇职业发展阻碍，相反，她凭借产假带来的思考时间和求职契机跳槽到了目前服务的公司，成为一名团队主管。然而，产假期间，她开始忧虑自己将难以应对“工作-家庭”平衡。尽管得到了新工作，她却进入了新的困境：“产假时一直想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又想去追求职场上新的发展区域，又担心会影响到家庭角色的精力各方面，觉得自己平衡不了，找不到那个出口。真正触发这个点的，是拿到了新的offer（工作合约），觉得大家都挺认可你的。突然那个弦，兴奋的点就断了，就生病了。”

接受访谈时，王雁有时仍会因情绪不稳定和睡眠问题求助于心理医生和药物，但她在新公司的工作表现和晋升机会并未受到影响。王雁将自己描述为一个“不是想要做top（最好），但还是有追求”的职业女性。同住的父母在工作日持续提供照顾帮助，较大程度缓解了她所担忧的平衡难题，但是她和丈夫对一个妈妈的时间应如何分配才算合理有不同认识。王雁详细说明了两人的观念差异：“他好像希望我做的，比如我现在是觉得，我的时间是10分，6分留给自己，4分里面2.5-3给他和大家分享。他可能希望你10分，至少给孩子要5分，然后在他和家人那里再放个2-3分。我自己的分数就比较低。”

6、丽安：不认同家里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很无奈

王雁的描述指出了一个母亲所可能面临的矛盾：女性期望实现自我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但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承认母亲需求的同时会对她的个人需求、孩子养育和家庭其它事务赋以不同权重，从而重新界定“平衡”状态。这种矛盾在丽安的叙述中更为突显。丽安的女儿刚刚上小学，一家人和公婆在同小区居住，相隔“一碗面”的距离。

在访谈中，她几次强调丈夫的原生家庭非常“传统”，对作为妈妈的自己期待明确：“态度要好，安分守己。家里，他们就说你把孩子带好就可以了。反正就是把家庭照顾好。……比如说，经常可以请假，有老人住院的话可以请假。孩子有事，也可以请假。他们就认为，你就应该围着老公孩子父母转......她（婆婆）就是这样的想法，我儿子挣钱多，所以可以不用管家里。”

丽安说，她想到过这对自己不公平，但“你在这个角色上，你哪怕知道不公平，哪怕知道家里没有人付出，你也要去付出。……不认同，但很无奈。”在鲜明的养育性别分工下，她将自己定位为各种与孩子相关事务，尤其是教育活动的决策者。为了避免老人在作业辅导中出错，她要求爷爷奶奶在放学后只监督女儿是否做完作业，而把具体辅导等事务留待自己下班后。当笔者问及家庭中的几个成人在养育和教育观念上是否会存在分歧，丽安的自信溢于言表：“他们听我为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都以我为主。（他们认同吗？）不认同也以我为主。”

女儿7岁的丽安在婚后求医问诊五年才生下女儿，产后患抑郁症、家中一度不和。直到接受访谈时，丽安告诉笔者，自己的抑郁问题仍未恢复。但是，在长期受负面情绪影响的情况下，丽安对女儿的养育却可谓一丝不苟。她曾经利用自己的食品科学专业知识剖析市场上的各品牌奶粉的配方；深度追随一位知名儿童心理咨询专家的各类讲座，学习如何养育孩子和应对儿童心理问题；从幼儿园起就提早调研小学阶段将考核的各类技能为女儿安排课外培训。当笔者请她评价自己是否“好妈妈”时，丽安说，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可评7分，但对养育的专业研究程度可评至9分。“幼儿心理啊，幼儿的抚育啊，半个专家还是要的。……因为我闲不住嘛。我有这个时间可以拿得出来，我就研究研究。”

结语

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女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家庭领域之间长期面临着身份困境。笔者基于13个深度访谈的案例分析（本文摘选了其中的6个案例）体现了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状态想象与家庭和社会母职规范之间的深刻矛盾，并通过她们对自身母职实践的评价和对理想母亲形象的想象考察这种矛盾如何形塑中产阶层女性的母职认同与实践。

通过访谈及分析，笔者认为中产阶层母亲在母职认同与实践上存在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由来已久的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而自动淡化，女性在大多数家庭中仍是毋庸置疑的核心养育者。中产阶层母亲尽管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能力，但家庭对其在私人领域内的职责范围有着清晰界定，即无论是否经济独立，应以孩子的福祉为优先考量。

其次，在公共领域对女性“工作-生活”平衡难题的消极强调和家庭成员对“平衡”的不同界定方式下，母亲的行为决策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所谓“平衡”状态不易实现。

再次，“少子化”趋势下家庭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关注、科学养育风气的兴起、信息传播格局的变革等因素推动了中产阶层对全方位理想母职的期待。笔者将之称为“知识与情感密集”的母职意识形态。

笔者认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健康的性别公共话语、鼓励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念至关重要。同时，“全面二孩”时代的家庭公共政策设计应更有效地纳入性别视角，考虑家庭和女性真正的需求，鼓励男性参与，缓解女性因抚育、养育而面临的“工作-家庭”平衡难题。

（以上内容摘编自作者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题为“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一项基于上海家庭的质性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