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霍宏伟：镜中极品——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

2018年4月21日，洛阳市的想像书店举办了一场题为《镜里乾坤》为主题的讲座，内容分为两个环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先以“金村王鉴”入手，讲述了他在铜镜研究过程中的见解与收获。之后，霍宏伟与特邀嘉宾张建京、赵向前等老师进行了对谈。

霍宏伟（左）与张建京（右）在讲座现场（张新珂摄影）

金村“王气”黯然收

民国十七年（1928年）盛夏的一场暴雨之后，洛阳东郊金村东北侧的田地出现塌陷，有人怀疑此处有古墓，用洛阳铲一探，果然发现了一座积石积炭墓，后来相继找到了另外7座大墓。它们就是名冠一时的“金村大墓”！金村大墓位于汉魏洛阳故城内城东北隅。8座墓自东向西呈有规律的分布，且墓道均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甲”字形。其中，在一号、五号、七号墓的墓道南端的两侧还各陪葬有一座马坑。

洛阳金村大墓及马坑分布图（《洛阳故城古墓考》）

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盗墓贼对金村大墓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盗掘，所获精美文物数以千计。根据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自东城（金村东北俗名“东城”）掘出大批古物，包括银、玉、铜、竹、木等不同质地。“银器多刻篆文，殊不可识，当系周秦时物。玉器多系玉杯、玉人，皆完好无瑕，湿润有光，古玩家称为前此所未睹。……其他尚有瓶、镜、酒樽、车饰、镶铗等，精妙绝伦，令人惊叹。”

洛阳金村大墓盗掘现场（《洛阳故城古墓考》）

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些国宝级文物大多流落海外。如今学术界对于金村大墓基本概况及出土器物的了解，主要依据加拿大在华传教士怀履光的《洛阳故城古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和日本梅原末治的《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东北隅（王阁供图）

由于金村大墓所出文物大都散落海外，又因出于古都洛阳，所以“东周王墓”的定性给其打上了很深的烙印，故而“传为金村出土文物”便成了一个特殊标签，更成为稀世遗珍的标志，似乎可以藉此抬高文物身份。霍宏伟指出：“在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所收录的11面铜镜中就有一面四乳双龙镜，它本来应该属于西汉时期，并非是战国铜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淄博的4座西汉墓葬中就曾各出一面四乳双龙镜，与金村所出铜镜纹饰相似。”对于这一问题，他引用徐坚先生的话：“金村器物群中明显包含了许多年代晚于东周的器物，或者年代在东周晚期，却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器物。所幸考古学史情境为辨识金村器物群的混杂性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两周及中原地区东周和秦汉考古学资料的积累使金村能最终通过‘减法’接近历史本真”。基于这次讲座重点是谈铜镜，所以霍宏伟仅将传为金村大墓出土的镜子拿出来，说个大概。

古镜极品

霍宏伟将传为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称作“古镜极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中一些铜镜类型，自新中国成立后近70年的考古发掘中再无同类型出土，可以想见其价值。

那么传为金村大墓出土的铜镜共计有多少面呢？《洛阳故城古墓考》收录有11面铜镜，将刚才提到的西汉四乳双龙镜剔除，再加上《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中收录的20面，删除与怀履光书中铜镜重复的7面，补充上海博物馆藏的一面传洛阳金村出土四虎镜，总计24面。

如今，这些铜镜大多数收藏于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MuseumofArt）和日本永青文库等地，其中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最多，这与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本人的另一身份有关，他其实是安大略博物馆在华收购文物的代理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打着传教旗号的洋文物贩子。在大肆收购文物之余，他还撰写了《洛阳故城古墓考》，该书竟然成为了解金村大墓的必读书目。

一般工艺镜与特种工艺镜

传为金村大墓出土铜镜依工艺技术之别，可分为一般工艺镜与特种工艺镜，一般工艺镜即一次翻模成型、铸造而成的铜镜，共计15面。根据其镜背纹饰的不同，又可分为几何纹、禽兽纹及叶纹三类。几何纹镜包括羽状地纹镜、螭蟠菱纹镜各1面，龙虎连弧纹镜3面。禽兽纹镜有饕餮镜、兽纹镜各1面，三龙镜2面，四虎镜1面，山兽镜、四叶禽兽镜各2面。叶纹镜有八花瓣镜1面。金村发现的一般工艺镜，从纹饰的题材内容方面来看，传统与创新并举。属于传统纹饰的如饕餮纹、蟠螭纹、龙纹、凤纹、云雷纹等。继承传统特点的铜镜以饕餮纹镜为代表，其镜背纹饰为云雷纹地上以双线勾勒一对上下对称的饕餮纹。1978年，河北邯郸周窑村一号战国中期墓出土一面相同纹饰的铜镜，布局与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近似。具有创新性的一类，如山字纹镜中的狗与鹿等写实性较强的动物纹饰、新出现的植物纹饰八花瓣纹。

特种工艺镜是经过特殊制作、加工而成的铜镜，展现出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金村大墓出土的此类镜子有9面之多，有鎏金、金银错、嵌玉和琉璃、透空复合、彩绘等多项技术，甚至在一面铜镜上反映出几种工艺。

镶嵌工艺是将一种材料或若干种材料嵌入镜体，成为一个复合体，如金银错镜、嵌玉石琉璃镜等。金村出土的金银错铜镜有狩猎纹镜与蟠龙纹镜，均为圆形，圆钮座。金银错狩猎纹镜为半环钮，外饰凹面宽带一周，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三片银色扁叶纹。钮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其中以骑士搏虎图最为著名。

金银错狩猎纹镜（《中国青铜器全集》十六卷《铜镜》）

该镜背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鹖冠，身披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上，正向一只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斑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金黄色卷缘，大部分被覆以绿锈。在镜钮、钮座、凹面宽带、镜缘等处均残存鎏金。镜面用含锡量高的白色青铜制成，与镜背成分不同，成为珍贵的复合镜。直径17.5厘米，现藏日本永青文库。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传为金村出土的金银错兽形器座残件，怪兽身上多处饰以金银错涡纹，与狩猎纹镜上的涡纹装饰手法相似。

传为金村出土金银错兽形器座残件（马麟供图）

沈从文指出：“此镜为唯一有战国戴鹖尾冠骑士镜纹。”鹖冠，即古代武士戴的插有鹖羽的冠。《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虎夫戴鹖。”李善注：“应劭曰：……鹖，鸷鸟也，斗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马彪的《续汉书》载：“虎贲（武）骑皆鹖冠。”由此看来，让武士戴鹖尾冠是为了激励他们勇猛作战。对于这面铜镜上的骑士搏虎图，可能反映的是“卞庄刺虎”的典故。卞庄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卞庄刺虎”讲的是在战国时期，韩、魏两国相互攻杀，久战一年仍未和解。秦惠王想出兵援助，询问于左右。恰好陈轸到达秦国，对秦王说，大王听说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吗？庄子欲刺虎，馆竖子制止了他，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觉得有道理。过了一会儿，两虎果然开始搏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后以此典来指趁着两股势力两败俱伤之际，将其一网打尽。而金村出土的狩猎纹镜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人物镜。

金银错狩猎纹镜上的“卞庄刺虎图”

金村所见嵌玉琉璃镜是一面制作工艺别具一格的铜镜。镜为圆形，蓝色琉璃钮，钮上以一直径较大的白色目形纹为中心，左右各有一穿孔，外饰六组大小相同的椭圆形纹一周，其外套一红棕色间杂有黑色斑点的玉环作为钮座。座外以蓝色琉璃为地，饰以白色目形纹和由七个小圆点组成的花瓣形纹，分为内、外两圈。内圈有十二组纹饰，目形纹和花瓣纹相间绕钮座排列。外圈有十八组纹饰，每两个花瓣纹之间饰两个目形纹。镜缘嵌一饰有绹索纹的玉环。现藏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

传为金村出土嵌玉琉璃镜（梁鉴摄影）

有学者认为它没有镜钮，无法把持，是装饰品而非铜镜。霍宏伟曾对该铜镜照片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观察，发现在镜中心同心圆的左右两侧各有一穿孔，孔洞均打在两个蜻蜓眼之间，尽量不破坏同心圆的美观，又不易引人注意。霍宏伟认为这两个穿孔应该就是穿系绶带的，作用与镜鼻相同。

另外，在上海博物馆有一面美国收藏家捐赠的嵌玉绿松石钮变形龙纹镜。镜钮中央为一同心圆，其上、下各有三个冏纹，两侧各有一穿孔，与金村嵌玉琉璃镜钮布局完全相同，在制作工艺方面有一些共同点，说明嵌玉镜已非孤例。

上海博物馆藏嵌玉镜（《镜映乾坤》）

在传为金村出土嵌石四兽透空镜上也发现了镶嵌绿松石工艺，综合佐证，上述琉璃镜应该是一面极为珍贵的嵌玉琉璃镜。

传为金村出土嵌石四兽透空镜（沈辰供图）

为什么金村大墓能够出土如此精美的铜镜？霍宏伟指出，由于其出于东周王室的墓葬，高贵的身份使王室的日用品也带上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至于说传为金村出土的某些铜镜类型，新中国成立之后再无同类文物出于洛阳乃至中国其他地区，实在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在对谈环节中，与谈嘉宾张建京、赵向前等老师回忆了与霍宏伟年少同窗的时日。人生如梦，生命若镜，梦让你我怀揣着希冀前行，而镜照见来时的路；所谓“鉴若长河”，不单单是镜子的幻化无穷，更折射出你我一生所要涉足的长河。

离开想像书店时，偶得一景，此乃画中猫，抑或镜中人呢？故有此记。

进一步延伸阅读，参见霍宏伟著《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2017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入选“三联书店2017年度十本好书”，入围“2017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