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摆脱非典型暴力的安全顽疾，中东国家需要什么？

2021年以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呈现出值得嘉许的缓和状态，除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外，中东地区大国间的关系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缓和状态。地区大国关系的缓和固然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低烈度暴力冲突的减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东地区存在着太多有别于正式国际冲突的暴力冲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低烈度的暴力冲突，并突出表现为国家非法使用暴力酿成的冲突，以及非国家行为主体肆意使用暴力酿成的冲突，前者如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无节制轰炸，土耳其、伊朗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对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人力量采取的越境打击行动，后者如近期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暴力冲突和恐怖袭击。在烈度更高、规模更大的俄乌冲突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的同时，中东地区散发的、低烈度的冲突自然相形见绌。但就中东地区而言，这种低烈度冲突是中东地区暴力政治文化盛行、地区政治生态恶劣、地区和平建设举步维艰的根源所在，其治理的难度甚至超过正常的国际冲突。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5日，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战士面对库尔德人控制的塔尔里法特地区的阵地。自11月20日以来，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的半自治库尔德地区以及伊拉克边境地区发动了空袭。人民视觉  资料图

国家非法对他国使用暴力是中东政治的常态

中东地区无疑是国家对他国非法使用暴力最集中的地区，突出表现以色列、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等地区大国在缺乏合法性或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对他国发动军事行动。

以色列无疑是非法使用暴力最多的国家。在1948、1956、1967、1973年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在地区范围内所进行的军事行动多为非典型的战争或军事行动，如1982年入侵黎巴嫩、2006年的以色列-黎巴嫩冲突；新世纪以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发动的难以数计的程度不等的低烈度战争或军事行动；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以色列以打击伊朗军事为由对叙利亚的常态化空袭，都属于非法使用暴力的行动。

土耳其也是经常非法使用暴力的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伴随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冲突的加剧，土耳其揭开了越境进入伊拉克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军事打击的序幕。2011年叙利亚危机以来，特别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过程中不断壮大并对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构成冲击的背景下，土耳其不仅在国内对库尔德问题从缓和对话重回强力弹压的政策，而且自2018年以来对叙利亚、伊拉克采取了一系列“不宣而战”的军事行动，极力在叙利亚建立把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人区隔开来的“缓冲地带”。

2022年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土耳其又加大了越境伊拉克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土耳其还在内政与外交中采取具有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色彩的内外政策，也引起了库尔德人等少数族群的不满。11月13日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爆发之际，恰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乌兹别克斯坦高调参加第9届突厥语国家组织峰会，涉嫌发动此次袭击的库尔德工人党无疑有向埃尔多安挑衅的图谋。无独有偶，最近几个月伊朗也时常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进行肆意炮击。由此可见，自治程度提高的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正成为土耳其、伊朗以“反恐”为名随意发动军事行动的对象。

沙特也常对巴林、也门等周边国家发动军事行动。在冷战时期，沙特和埃及分别支持北也门的保皇派和共和派，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代理人战争。2001年“9·11”事件后，面对“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的扩张，沙特通过与也门萨利赫政权合作打击“基地”组织向也门渗透。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先是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对巴林的民众抗议进行镇压，随后又在2015年组织阿拉伯国家联军对也门伊斯兰教什叶派力量胡塞武装发动军事行动，虽迄今无法取胜，但却招致了包括美国和西方在内的广泛批评。沙特在巴林、也门的军事行动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当事国政府邀请），但其行动特别是在也门的行动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以色列、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采取的上述军事行动，或完全不具备合法性，或者合法性不充分，其诉求主要是自身的安全需求，但却置国际法于不顾；其原因更是异常复杂，既有殖民主义历史遗产、边界争端、民族和宗教矛盾等因素，也与其打击对象多为激进的有关民族、宗教组织，更与域外大国和地区国家如美国、以色列频繁采取非法军事行动却得不到惩治密切相关，进而使霍布斯主义的暴力文化成为中东地区战略文化的主流。

激进的非国家行为体：非典型暴力的渊薮

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极端力量不仅本身滥用暴力，它们与国家的暴力对抗加剧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双方的暴力互动。

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的长期冲突中，以色列固然存在非法使用暴力的严重问题，但哈马斯、真主党作为伊斯兰激进组织，其思想主张无疑存在激进乃至极端的成分，其行为特别是部分极端分子的行为无疑具有暴力恐怖色彩，进而使西方和以色列以此为口实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以色列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长期恶性互动，也造成了法律和伦理层面的诸多困境。

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的长期互动中，土耳其政府固然在国家建构和民族政策上犯下了严重错误，如否定库尔德人民族身份、禁用库尔德语等强制同化的民族政策，但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恐怖行为也难以否认。在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的互动过程中，前者也曾尝试通过和解政策解决库尔德问题，但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2016年国内政变、加强威权统治，地区爆发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等影响库尔德问题的重大事态，都最终未能使双方和解，甚至有可能使双方的关系重新回到政府强力镇压和库尔德工人党暴力抗争的恶性互动。这或许是伊斯坦布尔恐怖袭击传递出的重要危险信号。

更为严重的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组织更是在扭曲伊斯兰教的基础上无原则地滥用暴力。众所周知，伊斯兰教的“吉哈德”（原意为“奋斗”）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圣战”，它包括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斗争的内涵，即“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即使在行为层面的“小吉哈德”方面，伊斯兰教仍对暴力的使用有严格的法律和伦理限制，如“吉哈德”必须由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或国家领导人宣布，不得在清真寺进行“吉哈德”，不得针对妇女、儿童等非战斗人员进行“吉哈德”等等。但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那里，“吉哈德”已成为在主体、场所、对象方面毫无限制的暴力恐怖行动。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以宗教名义发动的暴力恐怖活动，不仅使暴力恐怖活动更加残酷、血腥，而且也为西方妖魔化伊斯兰教提供了口实，更为域内外国家以“反恐”为名发动军事行动提供了借口。

中东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极端力量的成因异常复杂，但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在民族、宗教、教派方面的亲缘关系，使这些力量能够很容易地进行跨国渗透，并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又成为国家行为体对其采取暴力行动的诱因，进而使中东形成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以暴力进行互动的复杂网络，这或许是中东地区体系和中东地区安全复杂性和特殊性所在。

因此，中东地区国家只有坚持综合、共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塑造和平、互信、包容的地区战略文化和安全对话平台，中东才有可能摆脱非典型暴力的梦魇，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和安全。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