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道坂昭广：初唐的骈文、诗序与王勃之死

【编者按】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传入的汉籍多以钞本形式流传，通称“唐钞本”，它们在学术研究，特别是文献辑佚以及考察汉籍东传日本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随着民国时期杨守敬、罗振玉等学者出访日本，正仓院所保存的如《王勃诗序集》等唐代文集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日存《滕王阁序》与中国通行本《滕王阁序》之间存在两处不同，到底哪一个版本的《滕王阁序》更值得信赖？曾在南北朝广为流行的骈文，为何会在初唐时再度繁盛？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四人从未在同一场合出现过，为何会并称为“初唐四杰”？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日本京都大学的道坂昭广教授，就以上问题做了一次浅谈。

道坂昭广，日本京都大学综合人间学部国际文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日本汉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道坂昭广早年师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兴膳宏教授，1985年赴北大留学，跟随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主要研究著作有《六朝诗人传》、《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校勘》、《皇帝達の説話―沈約『宋書』＜符端志＞について》、《隋煬帝楊広―我れ江都の好きを夢む》等。

道坂昭广教授

从骈文入手研究中国文学

澎湃新闻：您从何时起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

道坂昭广：我高中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学很感兴趣，这缘于一位著名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吉川先生有一本影响了很多人的著作叫《新唐诗选》(岩波新书)，自从读了这本书后，我就立志学习中国文学。吉川老师认为，日本文学的特色是极富感伤且极具个人色彩的，其中心主题是男女间的恋爱；而中国文学的主题是友情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读了《新唐诗选》中对杜甫《春望》、李白《赠汪伦》等诗歌的解释，深受感动。

高中时期的训读课程也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训读”是日本高中在古文教学时所倡导的一种学习方法，强调规则、勇敢、率直，每次训读时我都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古代武将。当时我们除了读一些唐诗、史记，还会读思想类的散文，比如《论语》，但这些文章都是翻译成古日语来学习的。

1978年我考上岛根大学，正式开始了中国文学的学习。大学时代读了更多吉川先生的著作，他主张：对待中国文学，要到达研究的层面，不应该用训读的形式，他要求我们应该像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一样，用该国语言来体味该国的文学。于是我开始学习汉语，我本科的老师是吉川老师的弟子，他上课就要求我们使用汉语，后来还推荐我去京都大学，继续求学研究之路。

京都大学是日本首个采用汉语讲授中国文学的近代大学。1983年我开始在京都大学跟随兴膳宏老师学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学理论，比如《文心雕龙》。兴膳宏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他从卢照邻的骈文入手，教我们如何研究古代散文，我的研究方法深受他的影响。

1985年我留学北大，师从陈贻焮、张少康两位老师，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学者。陈老师十分亲切，让我一周去他住处一次，一对一的为我补习，传授知识。当时很有幸，听陈先生朗读过许多诗歌，他的朗诵非常有特色，分两种风格：普通话与湖南乡音版。我最难忘的是陈贻焮老师有次诵读李白的《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那是骈文之佳作，他朗诵的节奏十分漂亮，进一步激发了我对骈文的喜好。

澎湃新闻：您之后就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骈文上？

道坂昭广：是的。追溯起来，中国文学有两个时代，一是重视表现形式的时代，二是重视内容的时代。骈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南北朝时期正式凝练成体，正体现了这两种时代的交融。

南北朝文学各有各的特点，北朝文学继承汉晋学术传统，注重文学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南朝文人写作偏重表现形式，轻视写作内容，同时认为北朝文学是落后的。南朝的这种写作偏好引起了同时代很多北朝人，以及之后唐代文人的批评。不过批评归批评，当时这种只注重表现的文学风格很受吹捧，导致一部分北朝人也去模仿，而对此抨击得最为激烈的唐人也不能免俗。我对此很感兴趣，为何饱受诟病的东西却如此受欢迎？于是开始调查北朝文人的诗歌。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隋炀帝的文学，我将他的诗命名为“皇帝诗”。一般认为隋炀帝醉心于南朝文人绮丽的文风，且历史上他是一个暴君，但其实他的作品受北朝文风的影响更大，表现为心系社会、评议时事，并且隋炀帝的作品也多以骈文写就。说明在隋代以及初唐国家统一、试图建立新文统之时，皆不自觉的将北朝传统作为发展基点，将北方文学作为效仿的榜样，以此纠正南朝文学疏于实质的弊病。

“初唐四杰”是失意文人的代表

澎湃新闻：“初唐四杰”是骈文写作的高手，也是您几十年学术研究的重点。能否谈谈“初唐四杰”为何能成为初唐时期文人的代表？

道坂昭广：思想具有延续性，说到“初唐四杰”就不可避免的要研究北朝的思想传统，除骆宾王外，杨炯、卢照邻、王勃都来自北朝地区，自小浸润在浓厚的北朝传统观念的家庭教育中。王勃的祖父王通还是北朝著名的思想家。研究“初唐四杰”，我的视角分纵横两个方面：纵向是北朝思想如何延续到初唐，文风、行文形式对初唐时期文学的影响；横向视角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理转换。

“初唐四杰”

从“初唐四杰”的传记可知，“王杨卢骆”皆为中下级官僚，他们的作品被上流人士忽视，却受到中低等级官僚的喜爱。为了研究这一现象，我的研究分成两个角度：第一就是社会性因素，我希望能尽力复原当时的文学观念，来追溯其流变；第二就是考虑文学环境的因素，即贵族沙龙文学向平民文学转变的历程。

初唐之前只有首都，像南京、洛阳等地才被允许有自己的文化，其他地区若产生文学讨论皆被视为典范谋反，四杰以及四杰之后都是地方官僚治理各地，于是就有了相对自由的、讨论文学的条件。并且官员调动频繁，导致文人的流动性很强，王勃、骆宾王等人都游历了许多地方，这不同于之前文人团体强烈的封闭性。

而且在此之前，贵族沙龙对文学才具有选择权，例如庾信、徐陵，代表的都是其所在贵族沙龙的文学理念，缺乏社会代表性，当时的文学是由上到下的流传，作品需要上层人士的评价、认证才拥有价值。初唐开始，评价体系变得平等而普遍，同时期的人都有权评价。“初唐四杰”是由自身所属的新兴士大夫阶层选出的，这表现出一种平等的、而非有高低差别的视线，其实也是一种新风气，是新文化时代的开启，是社会开放的象征。也就是说，无论从空间上还是精神上，“初唐四杰”与南北时期贵族沙龙——这种与外界隔离、封闭性框架中诞生的文人团体相比，都是一种对立的存在。

对时人而言，“初唐四杰”之所以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同时期中下层士人的观念、看法。“初唐四杰”梦想着平步青云，现实却是终生怀才不遇、四处飘零，“天子未知”、“一同未高选”，这些落拓的情感充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引发了远离故土、辗转各地，志存高远却仕途寥落的中下级官僚的共情，从而认为“王杨卢骆”是自己这代人的文化代表。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佐证以上观点：“初唐四杰”其实从未谋面，却被并立在一起。一般来讲，中国同时代的优秀文学家多少都有些交集，比如李白、杜甫之间就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是我调查发现四杰他们从未一齐出席过聚会。目前，我发现最早将四位并称的是宋之问，他在《祭杜学士审言文》这篇祭文中哀悼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生前官途不够亨通，并提出同代的“王杨卢骆”也是如此境遇，慨叹他们虽有才能，可是地位低，运气不好。（“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这说明初唐时期的士人公认“王杨卢骆”是自己那代人心目中的失意文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王杨卢骆”可以代表自己——虽怀青云之志，极度自负，却不得不作为下级官僚辗转各地——这份痛苦属于四杰，更属于众多同时代的人。

『王勃集』と王勃文学研究，道坂昭广著，研文出版，2016年12月

骈文是唐代公务员的写作模版

澎湃新闻：以骈文形式写作的诗序在唐朝开国时期已经不多见，这种种文学体裁为何会在“初唐四杰”时期复兴？

道坂昭广：南朝时期贵族流行的游戏文学，表现为重视规则，诗人们只要身处一个特定场合或聚会，经常一个人分配一个韵字，要求立刻作诗。这种创作游戏性很强，要求速度第一，内容其次。和南朝贵族的文学创作场合一样，四杰时期的文学创作场合也是宴席，他们的赋韵、探韵等文学创作方法也是模仿南朝的。

但是，四杰时期的聚会与以往贵族聚会不同：他们聚会的参与者是中下级官僚而非贵族，此外，这些人在感情上也和南朝贵族存在着差异。官员调动打破了以往社交圈子的封闭性，到地方赴任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更不知明日栖身何处，才使得人们在偶然相聚的宴会上抒发感情，遗憾于自己的际遇，感伤于相见的短暂。我认为，因为游戏性强的诗无法表达相聚的喜悦、离别的悲伤等“友情”，所以他们发现诗序这种文学形式。我觉得唐代文学始于诗序而并非诗。

对王勃以及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诗歌可能不是抒发情感的主要窗口，也不是表达思想的主要载体，最精华的部分就在诗序中。但同时期贵族聚会时创作的诗歌，如唐太宗、后代唐高宗的宫廷诗就没有诗序，还有后代李白、杜甫的诗歌也一样，这些文学家都可以在诗歌中发表自己的想法从而不再重视诗序，因为他们与初唐时期中低官僚所面临的境遇不同。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初唐四杰”的作品对后世写作有着实用性上的帮助，具体体现在哪里？

道坂昭广：初唐是骈文的黄金时期，骈文讲究对仗、用典典据、平仄，它有很多规则和固定格式，所以不会写文章的人也可以往里套。现代人看骈文是为了鉴赏，可是当时人对写文章有直接需求，骈文就被视为极好的模仿范本，以至于当时地方官僚都争相模仿，并且将《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作为榜样。政府公文无需别出心裁，将四杰的文章作为模板，对于缺乏文学才能的官员而言，相当于解了燃眉之急，由此找到了写作的捷径，需要动笔的时候，模仿四杰的文章就可交差。

一般来讲，汉诗被归类为东亚文学，骈文也是一种东亚散文，其实除了中国人以外，任何学中文的人都可以驾驭。骈文虽遭人诟病，却仍然长期沿用，得益于其拥有一套成熟的书写规则，是一种通过学习即可模仿的文体。

日本保留下来十几篇墓志，墓志对死者必不可少，书写墓志又能给写作者带来物质收益，骈文就可以满足这种大量产出的需求，比如某某某升至某官位，那即可用典，提出古代某名人与其一样的优秀、富有学识，甚至王勃的骈文也成为之后墓志的范文。

澎湃新闻：骈文传到日本之后，带给了日本新的社会新文化，具体有哪些？

道坂昭广：日本流传下来的王勃作品保存在正仓院，保存版本是用日本当时最高级的纸抄写的，除王勃以外，中国藏品中只有隋代或者初唐编纂的书仪《杜家立成》获得同等待遇，可能表明王勃文集是当时最流行的文集，王勃在初唐时期文学地位相当于盛唐时期的李白。正仓院里并没有收藏李白、杜甫的文集，因为当时的文学观念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正仓院藏《杜家立成》（部分）

正仓院所藏王勃诗序的书写者大概是当时的光明皇后，她抄的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文章，用的是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文体，写的是当时最有名的则天文字（武则天创造的一种书写形式），用的是本国最高级的纸张。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日本贵族对中国文化十分敏感。

在当时，中国文化流传到日本，所改变的不仅是文学形式，还有宴庆方式。日本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有几篇诗序就是模仿王勃的作品。除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文学场所的样貌、文体的使用等一系列都传入日本，丰富了日本的文学创意。之前日本人的文学和文艺都具有私人性，没有成型的文学活动，《万叶集》记载了唐风未传入前，日本的宴庆活动就是一边喝酒一边朗诵自己的心情。唐朝风气传入后，日本人才知道聚会不止饮酒作乐，还可以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抒发情感。然而日本的改变仅限于贵族阶层，士大夫作骈文表达珍重惜别之情，依然仅限于私人之间，而且宴会作诗的方法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平安时代，这造成日本当时的作品没有借文学表现自己的观点，依然只注重形式的局面。

其实骈文的黄金时代不仅在中国的初唐，也发生在日本奈良时期。对骈文在日本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于江户时代，比这更早的镰仓室町时期，那时佛教在日本非常兴盛，僧侣们曾到中国留学。他们把禅宗等佛教、朱子学和中国古文传播了日本。从中国回来的日本留学生发起了日本的“古文运动”，这群留学生一改之前的风气。当时的日本文学家都争相模仿、研习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而唐宋八大家批评骈文，导致日本文人也开始对骈文展开批判，从那之后，骈文研究就落寞了。这与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相合，但日本的情况有一定滞后性，日本的文体改革发生于江户时代，距离中国流行新文体大概两百年后。自平安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开始了武治时代，贵族失势。可能住在京都的贵族们并没有改变聚会的传统，只是那时的作品没有传下来，都散佚了。

《滕王阁序》与王勃之死

澎湃新闻：日本正仓院所藏的王勃《滕王阁序》里有两处与中国通行版本不同，虽然皆为一字之差，却对如何理解《滕王阁序》有着重大影响。对此，能否谈谈您的见解？

道坂昭广：这两处不同，一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鹜”，正仓院版作“雾”；另一处是中国版作“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而正仓院版作“五尺”。

正仓院藏《滕王阁序》

欧阳修当时就批评 “孤鹜”对“长天”并非一个好对仗。虽然欧阳修以后的文人不敢再批评这种前人的雄文了，但关于“孤鹜”是什么依然引发了诸多讨论，竟有人说“落霞非霞”，而是一种虫子，“落霞与孤鹜齐飞”是指鸭子追逐捕食虫子，而反对者则指出鸭子不能飞。我认为应该是中国文人在某一个时代抄错了一个字。

我之所以赞成日本正仓院的版本“雾”，原因有二：其一是“孤雾”与“长天”这个对仗更好，更有意境；其二是日本人在抄写的时候因为缺乏文学感，只是改变字体的誊写，因此并不会加入自己的感情，只求抄写正确，而中国文人也许在誊写中加入了自己的文学感，改变了原有的意思。

对于“三”“五”之争，“三尺”为故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才华横溢的王勃，如果身材矮小的话，故事将更加精彩。中国古代的“五”和“三”非常容易写混，我调查历来“五尺”和“三尺”的用法，发现其实初唐确有“三尺”之说，但“五尺”用的更多一些。我偶然看到铃木虎雄先生的旧藏书中所夹的书笺，他也认为应该不是“三”，而是“五”最好，铃木虎雄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且我发现王勃其他的诗序里都用“五尺”，因此我认为正仓院里的王勃集是更好的版本。

澎湃新闻：一般认为，王勃是在前往交趾探望父亲的路上坠水而卒，您却认为王勃在身死之时可能是与父亲同行的。有哪些文献资料可以佐证您的观点？

道坂昭广：目前，关于王勃之死，“独行说”是学术界主要看法，主要基于新旧《唐书》等中王勃传记载：“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坠水而卒，时年二十八。”然而研读日本传存的《王勃集》，我发现很可能王勃与父亲是同行赴任的，对此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傅璇琮与张志烈。

我主要参考了：一、正仓院保存的王勃诗序手抄本；二、上野家委托京都博物馆保管的卷子本，也就是《王勃集》卷28，内容是墓志4篇；三、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館的富冈本。我之所以认为王勃的交趾行原是与父同行，就是根据王勃自身的作品《祭高祖文》还有富冈本内的《王勃集》卷30中题为《族翁承烈旧一首》，这“一首”中包含三封书信。

首先，《祭高祖文》是为了在淮阴摸高祖庙祈愿而献上的文章。此文有三处可疑：其一，这篇祭文中贯穿着旅途的不安，作为县令要施行善政，报答皇帝任命之恩的决心。由此，王勃替已在交趾上任的父亲发表这篇祭文未免有些奇异。其二，祭文中“交州交阯县令等，仅以清酌之奠，敬祭汉高皇帝之陵曰”这一句也有蹊跷。祭文是为死者或是为祭祀神灵而作，因此供奉者以及被供奉者一定要写明，若请人代为供奉，需加入“遣某”或“使某”等字样。也就是说如果是王勃过淮阴之际代父而作，就应加入如“遣息王勃”这种话。其三，王勃的《广州宝莊严寺舍利塔碑》序末有“弟子家嗣太丘，忝闆門之薄宦”之句，从这个表现可知，此处的“弟子”是王勃的自称，而“太丘”指父亲王福时，从表示家庭内的词语“闆門”考虑，正是由于父亲王福时是县令，他的家人王勃便成了属僚。《祭文》更像是讲述旅途不安，以及作为县令的决心，与其说是赴任后父亲的委托，不如说是将要赴任之人的心情表白更为恰当。而且从《碑文》中的句子考虑，“等”应该指的是交阯县令王福时和属僚王勃二人。

其次，我们能从王承烈的书信《王勃集》（卷30）中，窥探出父子同行的可能性。

《王勃集》卷30

第一封信应该是为了邀请赴交趾途中过扬州的王勃父子而写，而第二封信应该是为了回复逗留广州的王勃的来信。然而，由于王勃父子去了交趾，所以这第二封信也就“毕未达”了。至此，通过考察第一封信的内容及其与第二封信的区别，我认为《祭高祖文》和第一封信暗示了王勃伴随父亲同行。

最后，“父子同行说”最大问题在于新旧《唐书》等中“勃往交阯省父”此句，但这样记录，其一可能由于父亲和王勃赴交趾的出发地不同，直到五月交趾县令发令为止，王福時恐怕没有在故乡，至少王勃没有在他身边。参考现存资料，可见王勃从故乡出发直到洛阳或淮阴应该是去追寻父亲的，至少从八月十六日以后与父同行，这也许便是“勃往交阯省父”这个记录的原因。其二，当时信息不通，来往书信都不知道王勃将去往交趾，更不知其死讯，辞去虢州参军回归故乡之后的王勃的资讯非常贫乏。通过《祭高祖文》一考虑，他们父子可能是在作为交通枢纽的楚州附近做了最后的准备，才奔赴交趾的。

中日两国学者应保持学术交流的传统

澎湃新闻：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正仓院，正仓院里还收藏着哪些中国文学作品？

道坂昭广：正仓院是奈良东大寺的宝库，有点类似于皇帝藏经阁，其收藏不仅仅有珍宝，很多文件如人口调查数据等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里面的珍宝也不仅来自于亚洲，甚至来源于海外各地。当时圣武天皇信奉佛教，所以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献给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圣武天皇去世后，他的妻子也就是光明皇后将天皇的珍宝都献给了东大寺，以安慰他的亡灵。

王勃的作品大概就是遣唐使带回来的。光明皇后的那一份誊抄作品被收藏于正仓院，日期是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当时距离王勃去世过去大概三十年，那么原件传来日本的年代也许更久远，这也证明了王勃生前声名显赫的程度。正仓院里王勃的诗序本应有两卷，现存一卷，如果都在的话，王勃的诗序就应该全部囊括在里面了。王勃现存世诗序有六十余篇，日本正仓院存有四十余篇，中国存有四十余篇，有二十余篇重合的部分。

正仓院里的收藏名类众多，但文集很少。除了王勃，日本人很喜欢王羲之，尤爱《兰亭集序》，所以正仓院收藏有与王羲之作品有关的记载，但是现在所有事物都已失传。

正仓院正仓

东大寺、正仓院保存众多资料至今，可谓实力非凡。现在日本历史研究者都非常看重正仓院里的历史文献、文人诗篇，但是因为迁都，唐朝以后的资料就没有补充进去。很多人都认为，丝绸之路的研究重点也在正仓院，因其保留了很多丝绸之路上的西域珍品。明治之后，除了研究者外，其他人不能随意进入正仓院，现在正仓院每年都有一次展览。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正仓院中《王勃集》被发现的原因。杨守敬先生介绍了以正仓院《王勃集》为代表的古抄本、刻本，以及珍贵的古文献，同时期的罗振玉先生，在搜寻、影刻《王勃集》残卷方面用力最深。对两位中国学者的活动，森立之和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提供了协助。中日两国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我希望这个传统能够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