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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神话的日本工匠精神
2017年秋冬季,日本有多家知名企业因产品数据造假而引发世人关注。
10月,汽车制造商斯巴鲁承认,该公司下属两家工厂使用无资质检验员“糊弄”新车出厂前的整车检查,且此行为已持续约三十年。同月,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该公司篡改了部分铜、铝产品的检验数据,将产品以次充好供应给客户,约两百家企业受到波及。截至当年8月之前的一年中,涉嫌造假的产品包括铝制品约1.93万吨、铜制品约2200吨、铜铸件约1.94万件。
11月,日本有色金属巨头三菱综合材料发布公告,承认其子公司三菱电线工业和三菱伸铜存在篡改产品数据的造假行为,问题产品涉及航空、汽车、机电产品等行业,受影响企业达258家。同月末,化工巨头东丽株式会社承认,其旗下子公司在检测数据上造假。自2008年4月到2016年7月间,数据造假共计149例,波及13家企业客户,这些企业多为日本本土企业,造假数据主要涉及增强汽车轮胎强度的辅助材料。
日本企业的大规模造假现象,其实在2015年就开始被发现,当时比较大的事件有:东洋橡胶工业公司承认,其生产的将近九万件抗震橡胶产品没能通过质量测试,存在数据作假问题;打桩龙头企业旭化成建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数据造假,造成一些建筑物出现倾斜。紧接着是2016年的三菱汽车尾气排放数据造假。知名企业的丑闻呈现井喷式暴露,让日本社会感到很震惊。
日本企业1970年代以后一直以产品质量高和管理严谨闻名于世。近年来,追求品质、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却一下子曝出了这样大规模的数据造假现象,相信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且,造假企业目前并没有哪一家为此歇业或倒闭,与多年前发生的因为篡改牛奶保质日期而被停业并最终与其他企业重组的雪印乳业的结局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工匠精神杜绝不了这些企业造假?为什么同是造假有着不同的结果?
造假企业的共性和特殊性
首先我们注意一下这些造假事件发生的产业和部门:数据造假的几个代表性企业如神户制钢、三菱综合材料、东丽等,都是产业上游的原材料供应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在日本乃至国际市场都拥有垄断地位,它们的技术和产品质量目前在国际上仍然有优势,因此拥有大到不能倒的市场占有率和话语权。它们的客户对象主要是中下游的零部件或主机厂商,也就是说他们的产品销售模式一般是B2B(企业对企业),并没有直接面对广大消费者。
在缺乏第三方监管、赶工和维持产品对外形象等因素的作用和压力下,这些企业会偷偷篡改数据以应付行业标准或客户标准,有时候即使中下游厂家有所察觉,但在觉得无伤大雅的情况下,往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该企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也难以找到可以替代的厂家。严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甚至存在着一种叫“特采”( 特別采用)的方式,即由供应商向客户提供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中下游厂家认为虽然不达标,但不影响最终产品的质量,也就默认了。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经过造假的产品目前在行业中依然处于技术和品质的前沿,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国内外没有其他产品可以替代。比如神户制钢的超强钢材高张力钢(hi-ten steel)是世界上最高强度的钢板,广泛用于汽车或电车的引擎和车轴部分,客户遍及全世界;东丽的碳纤维等材料更是独霸航空制造等材料市场,波音一次签四十年独家购买合同。这样一来,上中下游企业成了被捆绑在同一条利益链上的共同体,存在特殊的共生关系。这也许是上游企业长期造假的底气,也是这些企业长期造假但一直没有被制止和追究的原因。所以,市场有失败的时候,工匠精神也不是万能的。
但是在直接面对广大消费者的产品上造假就是致命的。2000年夏季,雪印乳业篡改牛奶保质日期事件被媒体曝光以后,引发了广大消费者的愤怒。这家创办于1925年的老牌乳制品企业被政府勒令停业一段时间后,最终于2003年1月被与其他两家企业重组。
工业品造假和消费品造假的区别,在于后者面对的是广大的消费者,需要直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和淘汰。这也是同样造假但企业不同命运的原因。
强者的傲慢和心虚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这几起数据造假事件,并非因为发生了事故、导致了伤亡而被追究,而是因为它们造假的事实本身。被追究不是安全性问题,而是企业诚信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日本制造业整体诚信形象的损坏。
而令人担忧的是,造假已经不是单独偶然事件,而是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有组织性。日本的一些机构在造假问题暴露以后对日本的制造业进行了一些摸底调查,结果是超过一半的企业内部工作人员都承认他们企业内有或可能有造假现象。也就是说,造假是广泛存在、蔓延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大危机,因此必须从整个制度和环境的变化上来寻找根源。
刚才提到这些原料厂商在原料市场中处于一种少数寡头竞争甚至是垄断地位,那么这些市场和技术的强者为什么会出此下策,做出偷工减料的事情呢?事实上,从盈利状况看,目前日本制造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包括一些原料企业正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况中,表面的光鲜之下隐藏着一种近似无奈和心虚的处境。
目前,日本制造业的利润率非常低,一般在3%以下。比如神户制钢的钢材部门,这几年一直处于亏损状况,而为了继续维持产量和销售量,又必须硬撑着,尽量减少成本,赶时间,并且要不断标榜自己拥有世界第一的技术和质量标准。在万一达不到标准或者赶工期的时候,由于企业缺乏外部监管,一线工人就不得不篡改数据来应付,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默认。这样日积月累,造假行为因此持续长达数年乃至数十年。所以,表面上看是这些大企业的傲慢引发的造假,事实上是因为它们的焦虑和心虚而硬撑出来的结果。
面对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和成本压力的上升,日本的企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家电行业逐步把资源集中到它们比较擅长的部门,从家电企业成功转型为核心零部件制造商。除此之外,在汽车电子、半导体、感应器等领域也有不少转型的成功案例,保证了日本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利润。当然也有一些转型失败的,比如三洋和夏普。此外,一部分传统的制造部门和原料产业虽然仍然有技术优势,但成本方面的压力使得它们只有靠压缩成本和对外打高标准的技术牌来支撑门面。这是造假频出的重要原因。
嬗变中的日本式经营
在外部环境变化之外,我们再看看内部管理环境的变化。战后日本创造出丰田生产方式、精益管理和质量管控小组活动等一系列进行质量把关和富有工匠精神的经营方法,在这一系列日本式经营模式的背后,是日本特殊的经营环境和社会结构下形成的一些特殊企业管理制度,比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轮岗制度等,而这些制度现在都已经难以为继。
员工在企业内部遵守规则、保有自律心和忠诚心,这和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制度有莫大的关系,这也是同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日本和西方经营模式最大的不同点。但是19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终身雇佣制开始有所松动,日本在法律上已经允许非终身雇佣。连标榜“企业是社会公器”的松下电器,十几年前也开始采用各种方式遣散不盈利部门的雇员。当然,还有很多大企业目前仍然坚守终身雇佣制,但更多企业倾向于雇佣合同工。
目前,日本劳动人口的近40%已经是非正式雇佣的合同工,采取这种雇佣方式的企业拥有了成本方面的优势,但也在技术传承和职员忠诚度方面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日本的许多学者甚至欧美学者对此也多有批评。
从历史角度看,终身雇佣制本质上是顶级匠人为封建主或者贵族服务的一种人身依附制度,匠人精益求精、完成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生存之道,造假或者出现质量问题,直接面临的就是被封建主处罚甚至剥夺生存权。早些年的日本企业也有这种浓厚的家长制传统,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就相当于封建领主和子民之间的关系,企业终身雇佣员工,员工通过对企业忠诚和尽职保障其在企业得以终老。
当终身雇佣制度赖以维持的大环境发生变化以后,员工减少了对企业的归属感,工匠精神或者说是技术传承也就越来越难以在企业内部保留下来,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意识也随之淡薄。另一方面,日本的集体主义文化却让个人职业操守让位于集体造假的需求。
日本企业的经营原来最讲究领导层的“三现主义”(现场、现物和现实),企业经营者传统上都是在一线摸爬滚打然后被提拔上来的,很少从外部直接录用,因此他们对生产线的技术和设备情况以及自己工厂的产品数据和品质是相当了解的。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在内外经济压力下,开始导入美国的经营方法和公司治理结构,开始过分顾忌投资者的短期股票利益和企业利润需求,开拓国外市场的企业开始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当首席执行官。这些人有国际上的人脉和经营手段,但缺乏生产第一线的经验,对生产线的设备能力、技术、品质不了解,往往提出一些不切实际、不合理的生产或者品质要求,于是一线工人最终不得不靠造假来应付上面派下来的指标。
另外,经历过各个部门轮岗、综合能力强的员工正在变少。原来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丰田后,一般要先在装配车间干十年,然后到设计部门、营销部门都转一圈,才有机会当科长处长。这样的部门负责人不仅了解本部门的情况,对其他部门的生产状况和品质状况也非常了解,彼此之间容易沟通。但这种优良传统如今已经难以维持。
2017年12月,日本新干线一节列车的车轴出现裂缝,原因就是作为供应商的川崎重工设计部门和现场生产部门的沟通和互相理解出现了问题,设计尺寸和实际装配时有偏差,现场工作人员私自将偏差部分的金属材料削薄,使其能够和其他部件装配吻合,但是没有理解这个金属厚度的强度要求,从而引起了质量问题,险些酿成大祸。
市场秩序不能靠精神和文化论来维持
近年来日本的工匠精神或者叫做匠人精神在国内备受推崇,大家在反思中国制造业的浮躁现象时,常常把日本的工匠精神拿出来做对比。日本的工匠在敬业、对技术的专一和坚持以及对品质的追求等方面,的确有许多值得尊敬和借鉴的地方。但把这种工匠精神上升到文化层次,则容易偏离讨论的本质。
事实上,不光日本人有工匠精神,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工匠也同样具有这种专注、专一、敬业的精神。就事论事地看,日本的工匠精神目前能够得以保留是基于一系列社会背景,包括雇佣制度、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等因素,而当工匠精神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和精神土壤开始瓦解的时候,工匠精神也必定会逐步减弱式微。
日本在明治维新(19世纪60至90年代)之后的企业草创时期,同样存在严重的企业造假和产品质量问题。当时因为身份制度消失了,一些企业和商人为眼前利益,在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不惜铤而走险进行造假,也才有许多有识之士致力于以中国儒家精神构建日本的商道。
因此,工匠或者工匠精神的存在是需要制度保障和好的营商环境的,光有工匠精神并不足以杜绝造假现象的发生,更重要的还是企业内部的制度保障和外部的市场和舆论监督。
(本文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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