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战争非法化与新世界秩序；印度邪恶的父权制

战争非法化与新世界秩序

近日，美、英、法对叙利亚的轰炸再度让战争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最新一期《伦敦书评》刊登了康奈尔大学历史教授伊莎贝尔·赫尔题为“一切皆可废除（Anything Can Be Rescinded）”书评文章，对乌纳⋅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的著作《国际主义者和他们的战争非法化计划》（The Internationalists and Their Plan to Outlaw War）进行了评论。

1928年的《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Pact）又名《凯洛格–布里安协定》（Kellogg-Briand Pact），这份协定的签署者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弗兰克·凯洛格和法国外交官阿里斯蒂德·布里安，他们的签名意味着同意“谴责依靠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放弃将其作为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国家政策手段”。然而由于缺乏强制性，以及从表面上来起来被11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无视，《凯洛格-布里安协定》被视为毫无希望的乌托邦，但乌纳⋅海瑟薇和斯科特⋅夏皮罗认为它是具有革命性的。通过宣布战争是不合法的，它为延续至今却并未被予以重视的“新世界秩序”奠定了法律基础。

该书开始于对“旧世界秩序”的暗淡描述，彼时由于没有国际法庭，诉诸战争以纠正不满或解决争端是国家权利所在，战争是一种合法性机制。海瑟薇和夏皮罗对从16世纪晚期到1939年间的400多份战争声明的研究发现，自卫、执行条约、国际法和继承法是各个国家提及最多的战争理由。除了允许武装冲突的频繁发生以外，战争的合法地位还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其他后果。既然武力可以用于解决冲突，这个制度奖励强者并神化了“力量即正义”原则。它使得征服被合法化，允许武力威胁（炮舰外交），并为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和战斗的士兵提供保护，战争中的杀戮不被认为是谋杀。最后，合法战争要求中立国保持绝对公正，因而经济制裁是不合法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海瑟薇和夏皮罗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哈撒韦和夏皮罗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可怕的高潮”。 即便是国际联盟也“并未通报”其结束，因为其盟约仍允许成员国在三个月的冷静期之后对严重的、非司法的争端诉诸战争。

海瑟薇和夏皮罗立论的前提是，既然这些国家似乎无法摆脱战争，那么民间社会不得不进行干预。他们将笔墨集中在帮助斡旋、制度化以及阐释《凯洛格-布里安协定》的四位“国际主义者”身上。第一位是芝加哥的公司律师萨蒙·列文森，他的小册子“战争的法律地位”（1918）指出，除了那些真正始于自卫的战争之外，所有战争都应该被定罪，所有征服都应被宣告无效。列文森在6个月把这本宣传册印制了35万册，引起了公众和精英的讨论。第二位是哥伦比亚历史学家詹姆斯·肖特维尔，他以“侵略战争”为目标，将其定义为后于（或无视）常设国际法院的强制仲裁和判决的武力使用。1924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含有肖特维尔对“侵略战争”的定义，得到47个成员国的批准，但仅对其适用。肖特维尔的备忘录是布里安向美国提出建议的基础，而列文森宣布战争非法的条约草案被传达给了国务院的凯洛格。

尽管《凯洛格–布里安协定》实际上是一系列精明的外交手腕和政治交易的产物，但海瑟薇和夏皮罗认为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协定最终成为了国际法并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正是在这一协定的影响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廷森拒绝承认日本1931年对满洲、意大利1936年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第三位国际主义者是二战期间的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他成功地迫使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1月1日签订的《大西洋宪章》中声明该协定的原则是同盟军的战争目标，呼吁“全世界所有国家达成对武力的弃用”。第四位是赫什·劳特派特，他主张该协定颠覆了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并因帮助确立了一系列具体原则而被称为“新世界秩序之父”：中立国不再受到公正原则的束缚，被允许帮助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征服变为非法行为，发动非法战争的领导人个人可以被追究责任，在威压之下被迫签订的条约变得无效。

1945年以后的新世界秩序的优势体现在国家间战争和吞并的显著减少，外交制裁替代了绝大部分的战争威胁。海瑟薇和夏皮罗深知战争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并变换了形式。现在的战争大多发生在一国范围之内，往往是去殖民化、内乱和政权失败的结果。发生在叙利亚等国家的战争尽管在死亡人数、被迫迁徙及其引发的国际分裂上都是令人震惊的，但仍然无法跟世界大战相比拟。海瑟薇和夏皮罗的观点是，“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新世纪秩序仍然好于旧秩序。”

赫尔指出，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法律是重要的，国际合作并非乌托邦而是正在起作用的现实。近期，由于像普京和特朗普那样的坏主角制造的喧嚣让人们很难听到上述真相，而左翼和民粹右翼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批评掩盖了国际主义的积极效果。而且，我们把一个各国不会参与战争的世界视作了理所当然。

在文章的下半段，赫尔对海瑟薇和夏皮罗在书中直白地说明观点而过度简化法律变迁的历史多有批评，他们似乎主张思想和思想家是法律的主要决定因素，呈现出的法律的变化似乎是在没有国家实践和世界舆论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这显然不是事实。赫尔提供了一种将《凯洛格–布里安协定》理解为欧洲国家试图限制相互之间的战争的漫长曲折过程的产物的描述方式，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详述。

在文章末尾，赫尔强调称，对于历史或法律而言都不存在不可避免的进步，任何已经达成的东西都可以被废除、忘记和丢弃。《国际主义者和他们的战争非法化计划》尽管存在缺点，但确实是对于国际法和相关机构的价值的一次及时而必要的呼吁，我们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却在近几十年间忽视了对它们的解释和捍卫。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停止悲痛起来做些什么。

印度邪恶的父权制

印度法律禁止在没有得到幸存者或其直系亲属明确许可的情况下公布强奸受害者的姓名或外貌。然而最近3个月以后，一名今年一月在库图阿镇上被强奸并谋杀的8岁女孩的姓名和照片却在印度媒体上广泛流传。《大西洋月刊》近日刊文对这起惨剧背后印度社会邪恶的父权制进行了抨击。

作者Supriya Nair指出，受害人的信息被公开发表的原因可以是最初对于犯罪性质的混淆，在尸体被找到之前，这名小女孩失踪了好几天，她来自一个边缘流浪群体，又是几乎没有社会影响力的贫困穆斯林，这种错误或许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一错漏却在本月令众多印度人受到震动，他们被迫面对作为政治犯罪的强奸行为，并质疑在多年的女性主义倡议以及针对性暴力的痛苦抗议之后，对于印度女性来说如果有改变发生的话，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这起案件最初被报道时，该地区以外的人们并未密切注意。直到四月中旬警方公布了女孩死亡的犯罪调查结果，许多印度人大为惊骇地恍然大悟。就像那个尸体被冲上海滩引发世界瞩目的3岁叙利亚难民男孩一样，这个完美受害人击中了成百上千万人的心弦，她凌乱的马尾辫和亮紫色的裙子突然间变得和警方报告中她所受到的折磨的可怕细节变得不可分割。有人称她为#印度的女儿，这个词汇曾在2012年12月的德里公交车强奸案中被用于倾泻悲伤与愤怒。

警方称，这不是一起孤立的堕落事件。所有的嫌犯的都是印度教教徒，据说绑架这个孩子是为了在她的穆斯林族群中制造恐慌并将其逐出该地区，被指称的策划者是一座印度教寺庙的管理人，她曾被关在寺中的一间隐蔽的房间里。她所受到的折磨的程度被当地警方掩盖了，其中两名警察被指控销毁尸检证明。更可怕的是，卡图阿镇和周围的乡村爆发了骚乱——不是因为反感这一犯罪行为而是因为反对调查。以“印度团结论坛”为代表的当地团地游行表示对嫌犯们的支持。该镇的律师在提起指控当日包围了法庭试图阻碍诉讼。抗议者中有两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

印度原教旨主义者的参与和印度人民党代表人的表现，将这一事件放置在了一个不同于德里强奸案的序列之中。卡图阿很快被认为是该政党及其附属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加深占多数的印度教徒群体和边缘社群之间鸿沟的又一案例。火上浇油的是，就在警方在卡图阿提起诉讼之前，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传出新闻，一名男子去警局报案称一名印度人民党国会议员强奸了他十几岁的女儿，结果自己被逮捕并在羁押中神秘死亡。

上周末，印度大城市中的很多反对者上街游行，为8岁的小女孩要求正义，喊着近几个月在抗议针对穆斯林和达利特人（印度传统社会中的贱民）的私刑和谋杀时使用的口号——“我不同意（Not in My Name）”。他们批评在竞选中不知疲倦地就女性安全大谈特谈的总理莫迪，他一开始对卡图阿的强奸保持沉默，并拒绝保证他的党派成员会因北方邦的强奸案受到调查和接受审判。

然而，在很多印度人和人权活动人士看来，这种歇斯底里状态即便是出于好意的，也至少是不真诚的。死后成为“印度的女儿”的受害者是一个生活在全世界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查谟和喀什米尔邦的弱势居民。看到当地人公开支持被指控的强奸分子时，该地区的许多人都感到愤慨，但该地区长久以来一直支持歪曲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批评人士称，该地区的极端军事化使得印度武装和当地警察都能经常以儿童为目标，并且也有助于在冲突中将性暴力工具化。卡图阿属于印度教徒占主体的查谟地区，而在相邻的穆斯林占主体的喀什米尔谷底，叛乱和政治异议导致了对印度保守主义的大量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袭击者中有一名警察和一名寺庙管理者就不奇怪了。

此外，人们在绝望中提问：印度的厌女症是无可救药的吗？2012年之后，在抗议者的鼓动下，在获得更严格的法律和程序来起诉性暴力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即使是在当时，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看到刑事程序难以“阻止强奸”。出于个人和政治原因，全世界都有男性对女性做可怕的事情，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无所畏惧是无法仅仅通过惩罚性正义而从古老而邪恶的父权制中根除的。

几十年来，印度妇女一直在努力争取工作、教育和增加政治代表权，这些都是良好和必要的进步手段。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气氛使的印度冲突地区内外的暴力活动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寻求现状的任何改变。但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重建保守的印度家庭，在家庭这一社会单元中，国家的平等主义宪法和自由主义政治几乎毫无影响力。偏爱儿子而进行选择性堕胎和杀害女婴，拒绝将婚内强奸定位于刑事犯罪，种族、宗教、性等对女性的多重束缚，都发生在家庭的场域之内。

作者认为，真正的任务是在家庭层面转变对性暴力的态度，悼念强奸受害者为事后追认的“印度的女儿”是不够的，接受强奸犯是“印度的儿子”这一事实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