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晚清汉译地理名著，如何影响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观？

五口通商之初，自雍正以来基本中止的西学东传潮流又再度掀起。这一时期，传播西方科学的主力军是英美新教传教士，主要传播方式是在通商口岸创办报纸、兴办学校、创办出版机构等等。数百年的闭关锁国之后，东亚诸国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已非西方敌手，科学知识自然从西方传向东亚。诞生在宁波外滩洋人居住区的一些科普读物，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典型的便是首部汉译地理名著《地球说略》。它是晚清中国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中第一部以地球为描述对象的简明读物。

夷学起浃江，诞生在宁波外滩的地理科普书

《地球说略》于1856年在著名的西学传播出版社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作者为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祎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其前作为祎氏于1848年编译的《地球图说》，今已难见其貌。《地球图说》据说共有53页，是一本介绍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书前附有各国国旗图样，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和风物, 图文结合, 扼要可读。早期西人在中国科普往往用外语或当地方言罗马字著作，《地球图说》则不同，其伊始就为汉语文言文。作为首部用汉字言西事的地理著作, 本书准确性较高, 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魏源就受其影响。

1841年10月，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先后失守。前方接连传来的败绩，让曾任裕谦幕僚、参与浙东之战的魏源开始苦苦反思：为什么“天朝上国”竟败给了人数不多、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于是，他结合林则徐赠送的《四洲志》，研究御敌之策，最终写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是当时国人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希望中国人通过了解西方各国的国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1842年的《海国图志》为50卷。他见到《地球图说》后，于1852年又将《海国图志》扩充为百卷本，其中征引《地球图说》达34处。

《海国图志》在完善中，《地球图说》亦是。1856年，祎理哲在主持华花圣经书房期间，与当地一名李姓读书人，一起采辑、参考群书，将该书扩充，易名为《地球说略》重新出版。《地球说略》全书扩至110页，16开本，文字仍旧采用汉语文言文。祎理哲在引言开宗明义，解释了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今余来中华有年矣，见夫中华之人，与他国相贸易，所在多有。可知他国之人情物产及教述礼义等，未容惘然。”

本书正文部分分地球圆体说、地球轮转说、地球图说、大洲图说、大洋图说、亚细亚大洲图说、欧罗巴大洲图说、亚非利加大洲图说和亚美理驾大洲图说。正文首先是介绍地理科学知识，如对于地球圆体说，他通过形象例子来证明：“譬如一大河，阔五六里，人侧而低其头平看对岸，则对岸之小屋小艇平地，皆不得见，只见对岸之高山大树而已。此是何故？因水面微高，略成圆形，即能遮目之故。”

自然地理之后，又为社会地理。主要介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风物特产、语言文化、民俗宗教。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把大中国和蒙古、满洲、西藏并列。但这并不意味着祎理哲认为“大中国和蒙古、满洲、西藏” 不是一个国家，相反地，他很明确地说明这些领土属于大清。如书中明言“（蒙古）地属大清国之内，亦归清皇管辖”，又说“（满洲）地属大清国之内，现今亦归清皇管辖内……因满洲与中国同一君王。”

此观念在同出版社的《地理书》《地球图》中可证，它们为汉学家丁韪良的方言地理科普书。《地球图》中的“中国”地图，也是仅仅出现了关内；不过本作亚洲地图中的“大清国”，则涵盖了“中国”“满洲”“蒙古”等地。《地球图》的姐妹篇《地理书》有单幅大图《大清一统图》，涵盖了中国各省和各民族地区，意为“大清”才是一个国家。所以，丁韪良、祎理哲等西方人眼中的“大清国”才对应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这个显然是祎理哲等人以西方大国为参照物，形成的观念。他们认为，类似于联合王国国王同时又是英格兰国王、苏格兰国王一样，大清皇帝也拥有中国皇帝、满洲旗主（皇帝）、蒙古大汗多重身份；从国家性质来说，同英国一样，大清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传教士们并无恶意，但这一点后来却被日本扩张主义分子给利用了。

西风拂东瀛，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地理科普书

同雍正后的中国一样，江户时代的日本也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江户幕府于宽永十年至十六年（1633-1639年）间发布一连串禁令，禁止基督教，实施锁国政策。从此，日本断绝了与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交往；仅允许唐船（中国船）和荷兰船至长崎港贸易。 每年有许多中国商船驶进长崎，载入包括书籍在内的大量商品。有学者提出“海上书籍之路”的说法，仅1840年—1855年，通过“海上书籍之路”运往日本的书籍就达3407种。宁波是中国书籍流向日本、朝鲜的主要港口城市，起航运往日本长崎、大阪等地，其中的书籍应该就包括了《地球说略》。

《地球说略》流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目前均无明确记载。不过，我们可从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的生平大致可判断出此书流入日本的时间。玛高温是最早进入长崎的传教士，具体时间为日本安政六年（1859 年）；此前，他在宁波定居。他到日本后，还介绍林约翰来日本疗养，林约翰就卖起了这本书。与此同时，赫伯恩也正在神奈川出售《地球说略》，且销售量喜人，“祎氏的地理学书也出售了二百五十册。该著作在日本人中间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已经给江户的书店送去了二百册左右，那家书店购买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卖。”（高谷道男《赫伯恩书简》）

日本人对西学知识追求如此饥渴，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1854年3月31日，江户幕府被迫订立《神奈川条约》，从此国门洞开，突破了以长崎为唯一对外联系港口的锁国体制。世界观改变后，日本兴起了“求知识于世界”的求知欲。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发现，经宁波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学，其水准比荷兰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教育和中国人的启发下，日本知识分子很快地接受了中国人民的宝贵认识，继兰学之后，开始把目光转向英美。在东亚朝贡体系崩溃前，汉语文言文一直是东亚地区的书面语，地位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日本知识分子都能够熟练读写文言文。日本人在没有掌握英语等外语之前，借助《地球说略》等汉译自然科学书籍，是最为方便的路径。这些西洋汉译科学著作很快成为了热销商品。

江户时代的出版水准很高，哪怕只从中国传来一册新书，只要有市场，且书中不含有抵触幕府忌讳的内容，和刻本就会马上出现。当时也没版权之说，所以很快就有了《地球说略》的和刻本。由于明治六年（1873 年）前，日本在对待基督教的流入问题上一直都采取着批判的态度，书中绝不能出现任何基督教相关的词汇。万延元年（1860 年），兰学家箕作阮甫对此书进行了添加训点、删除和基督教有关的字句的修改，由老皂馆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发行。从和刻本的扉页可见，原出版社社名“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中的“圣经”两字就给删去了；前言中“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也被改删改成“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地球说略》的和课本出版后，它作为简明的世界地理入门书很受欢迎，多次被人再版，明治初年还一度成为很多学校的地理教科书。

日人念歪经，遭到了军国主义曲解的地理科普书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通商口岸出版的《地球说略》等汉译西书，本意是要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希望引起清廷上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这些汉译西书虽然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学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清廷强大的保守势力抵制下，收效不大。江户幕府被推翻后，日本上层保守势力被打倒，统治阶层更换，西式科学在日本大大减少了传播的阻力。这些书在日本开国维新、思想启蒙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西方汉学家在中国播的种，却在日本结了果。

接触到西学后，日本学者开始出现了反对崇拜中国的风气，对以前所持的华夷秩序观进行转换。受西方文献影响，他们对中国诸部重新分类，并逐渐提出了“中国本部”“支那本部”的观念。这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思想。1875年，福田敬业译《地球说略》，以《地球说略释解》名义分四卷出版。书中将“大中国”注音为“シナ”，即支那，尽管没用本部概念，实质没有两样。从本书扉页来看，这位老兄人品也不咋的，起码是不如箕作阮甫；他仅保留原作者姓名，直接将原出版社“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全部删去，改为“东京书铺宝实堂”。他都不考虑事实，1856年的时候，东京哪里来的《地球说略》？

1899 年，矢津昌永在《万国地理》继续发展上述思想，直接把清国分为本部和外藩两部分。他在叙述中“清国”常仅指其本部，其潜意就展露无遗：满洲、蒙古、伊犁（新疆）和西藏诸部不属清国或支那。《地球说略》等西方地理科普书可是分明写着这些都“地属大清国”，可以说，军国主义者完全是断章取义。

清季民初，部分激进的留日中国学者如刘师培受到日本人影响，接受并使用支那本部这一理念时，他们已然将诸部排除于中国之外。当时在日的革命团体如同盟会、共进会，受此影响，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11年10月11日，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宣告成立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以十八星旗为军政府旗帜。十八星旗有黑九角内外两圈各九颗共十八颗圆星，代表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次年，民国成立后，此旗遭到东三省议员反对，因为十八星旗并不包括东三省，也不能代表全中国。

明朝就没有诸部共存吗？须知云贵、辽东等地的少数民族仍然是明朝一分子，乌斯藏僧侣依旧要到朝廷任职。就连建立清朝的努尔哈赤家族，自祖先猛哥帖木儿被明成祖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以来，他们一直是明朝的官吏。再则，要是先秦时期就属燕国的辽东都不算汉地的话，云贵难道就是吗？那边改土归流可是清朝雍正时期才实行的。可见，汉地十八省之说，本身就前后矛盾，站不住脚。

1907年，杨度在其主办的《中国新报》刊登《金铁主义》，也认为中国坚决不能接受日本这类学说，说：“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当时未进行民族识别，认为只有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1912年5月，由于十八星旗争议极大，参议会经多数表决，决定以象征“五族共和”、五族团结的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况中华民国由五大民族结合，而成于旗色之五亦隐然不谋而合。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民国成立后，特别是日军侵华以来，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国内基本不再用“中国本部”等词汇。中国学界当然也不乏清醒者，钱穆回顾日本侵华的教训，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

西学的“中国本部”概念是基于欧洲的民族——国家观念，其核心是民族本部；但西方汉学家也指出民族不等于国家，《地球说略》多次重申民族地区“地属大清国之内”。日本扩张主义分子将中国的国家概念偷换为民族概念，然后断章取义地无视“地属大清国之内”这一根本性原则。就其本质而言，近代出现的“中国本部说”，始作俑者是日本扩张主义分子，不应该归为西方传教士和清末留日华人，但留日华人也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一概念。

参考文献：

胡学彦：《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之一——宁波华花圣经书房》， 《出版史料》2010年第1期

（日）中村聪著、马燕译：《汉文〈地球说略〉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东方论坛》2010年06期

陈波：《日本明治时代的中国本部概念》，《学术月刊》2016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