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想象与“史实”：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历史认知的差异

最近读了一篇您发表的关于中国和土耳其“精神关系史”的文章，不知道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篇文章？

昝涛：这是我就中土关系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意在从“精神联系”、“认知互构”的视角发掘双方关系的深层次问题。我提到，中土之间在现当代历史上并不存在特别重要的经贸关系，也并无地缘政治的直接利益关联或领土纠纷，双方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彼此的“周边国家”，但中土之间却存在敏感的政治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具体是什么？

昝涛：这个问题一般被归结为所谓“双泛”问题，也就是认为土耳其由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尤其是前者）的原因，而深深地卷入中国的“东突”问题，从而造成了双方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

这似乎是一种政治和知识的常识了吧？

昝涛：的确。而且我并不否认这种解说的路径。它其实是受到自身政治现实和俄-苏学术及政治理论的深刻影响。不过，我这里不是做国际政治的研究，我要做的事情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追问，所谓泛突厥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可能是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相关问题的重点。也就是说，我希望搞清楚：这个事儿跟历史观、现代文明进程等有没有关系？土耳其是不是有一种这样的外交策略或战略？它是不是一种基于国家理性的行为选择？

记得您在自己的专著的结论部分讨论过这个问题。

昝涛：是的，但我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那您有什么新发现？

昝涛：可能说不上什么新发现。关于“泛”政治，我已经写过一些文字，这里就不多说。笼统地说，对土耳其而言，泛突厥主义并不简单地是一种外交策略或国家理性行为，它还与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有密切的关系。

这基本上也是您以往的结论，有什么意义呢？

昝涛：我只能说，这一结论暗示，它可能会增加中国对土耳其外交的复杂性和难度吧。

您最近发表的文章似乎主要是在谈历史认知。

昝涛：是的。但其与泛突厥主义问题直接相关，从历史的角度从事相关研究时还发现，影响中国和土耳其相互认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古代“突厥”的不同认知取向。而在现当代历史上，双方基于各自不同的关切和传统，对古代“突厥”采取了非常不同的认知或建构路径。

那么，具体来说呢？

昝涛：简言之，土耳其人（实际上也包括大部分西方学者）通过某种学术或伪学术形式的“建构”，给人们“普及”了一种颇为流行甚至被当成了常识性知识的观念，即，把“突厥”视为一个大概念和大范畴，结果是将古往今来大量可能主要是讲阿尔泰语系不同方言的（包括不确定讲什么语言的）、内陆亚洲地区的游牧部族都泛称为“突厥人”。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现代人对古代族群实行的武断的“突厥化”，是今人对古史的“殖民化”，比如，在这种认知系统中，他们将匈奴、鲜卑、畏吾儿等古代部族都一律视为“突厥人”；与此不同的是，现当代中国人则基本上坚持认为“突厥”是专称，特指一个特定的古代部族，它历史地产生，也历史地消亡了，因而，在学术和政治话语中，中国人坚持严格地使用“讲突厥语不同民族/族群”这样的表述，而一般不使用“突厥人”或“突厥族”这样的泛称。这种不同的认知取向，反映在各自的历史教科书或官方话语体系中，就是非常不同的历史表述。我认为，这可能是造成中土各自及相互之间在各个层面上围绕相关问题发生误读和误解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方面，那种泛指有什么影响吗？

昝涛：确实有。我研究了一些中文的网络舆论和媒体文章，这么说吧，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随着网络传媒的发达，以及中国学术的对外开放，通过与西方媒体和学界的联系，以及可能由于对本国官方历史表述的不满足，那种泛化“突厥”的认知方式，也开始无意识地在中国民间发生了，这也是一些学者不断写文章表达看法的原因。国外也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中国官方和学界近年来对此问题日益敏感的态度。

但您发表的文章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欲言又止了？

昝涛：你说的对。是删掉了一些内容。进一步说，围绕对古代“突厥”这个问题的不同认知，背后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值得探讨。就土耳其这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由内亚迁徙到西亚的游牧部落所建立的帝国的后裔（且不论奥斯曼人对自身根源建构的可靠性问题），在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之后，对本民族历史的兴趣，使得现代土耳其人不可避免地把自身的内亚属性进一步发挥，不只是将自己的“故乡”（anayurt）想象在境外的内陆亚洲，而且还为了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需要，将自身及其“祖先”建构为历史上具有连续性的、强盛和伟大的民族，说他们四处征服，曾建立十多个帝国，它自然会贬低或抵触与其接触最深的周边定居民族，尤其是历史上过着定居生活的中国人。这个在我看过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早期和当下各版历史教科书中表现特别突出。可以说，土耳其的民族认同中已经具有了根深蒂固的、被“拔高”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这可能也是有类似历史根源的、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当代各个内陆亚洲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我有学生目前也在继续扩展这方面的研究。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亲自督促土耳其历史学家完成的《土耳其史纲要》（Türk Tarihinin Ana Hatları），此书着力于论证土耳其人种在史前以及历史时期的伟大功绩，为“土耳其史观”奠定了基础。

在传统帝国崩解、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因其国际处境、自身实力等现实原因所局限，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的建构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但因其历史根源、所受知识传统之影响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一开始就内在地具有无法割断的、溢出本国疆域范畴的文化和族裔联系，再加上它对古代“突厥”的那种泛化处理，随着现实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在实践中它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难以自持的“扩张性”和“帝国主义”特性。

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

昝涛：与土耳其相对，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中原为文化/文明中心的认知模式，通常是将历史上深度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内亚地区的不同游牧部族都视为“化外之民”，视为“夷狄”，他们的最终命运似乎要么是居于“化外”，要么是“中国化”，这种文明秩序观念深刻影响了古今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在当代，历史上的“非我族类”又在历史书写中被重新定义为各“少数民族”。借用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作为多族群国家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可能长期相对忽视了“内亚性”。

这个问题跟您最近发表的文章有什么关系？

昝涛：从“内亚性”与各自历史的关系这个视角来看，中土之间围绕“突厥”问题所发生的认知差异，反映的其实是双方主流历史观的差异。在我发表的文章所提到的那个“精神联系”的意义上，中土之间围绕历史上“突厥”问题的认知差异，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说到底还是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的问题。似乎可以说，反映在双方历史书写中的、就相关历史问题的认知差异及与之有关的现实政治上的敏感性，部分地可以认为，也是围绕历史上“内亚性”的一种想象的、精神性的竞争。

（本文由秦隶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