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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于丰杭：《阳光灿烂的日子》：暖色调下的荒诞与躁动

2022-11-25 18: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重新解构的青春：暖色调下的荒诞与躁动——评《阳光灿烂的日子》

作者丨于丰杭

摘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导演的处女作，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该作品于1993年出品、1995年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电影以意识流的形式，借主角马小军的讲述，带领读者回忆马小军在“文革”期间充满着欲望和躁动的青春故事。本文将从时代和马小军本身两方面，揭开其暖色调的青春回忆之下隐藏的荒诞与躁动，并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探究其内在关联，以求窥得“六零后”一代人的深层成长逻辑。

关键词：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文革；荒诞；躁动；精神分析学派

《阳光灿烂的日子》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意识流叙事与重新解构的青春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作品，在叙事上有着明显的意识流特征。该电影设置成年的马小军为叙述人，以半真半假、难辨虚实的回忆方式展开叙述，情节时空布局上也呈现出跨跃性的特点，在整体上给观众带来“真实与虚幻杂糅”的观感。“北京，变得这么快，二十年的功夫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开篇马小军的这段独白，亦即奠定了上述基调。

其实本片电影的意识流叙述，本质是对马小军青春岁月的重新解构。马小军与刘忆苦、羊搞、大蚂蚁等伙伴的友谊，以及对米兰的迷恋、厮混打架的日常，都是其青春岁月的真实写照。但是在具体情节上，如其自述，却穿插着许多虚幻的想象：马小军送米兰回农场之后在草地上做梦，扮演保尔柯察金等英雄形象；在梦里如厕的时候被米兰捉弄；自我想象在“老莫”餐厅为了米兰争风吃醋与刘忆苦大打出手等等情节，都体现了其潜意识中“荒诞与躁动”的一面。而当二十年后，马小军难以找回当时的回忆，“分不清幻觉与真实”的时候，正是这种“荒诞与躁动”对其残余的记忆进行了重新解构，创造出了这些虚幻和想象的情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本电影的意识流叙事，本质是马小军对青春岁月的重新解构；而这种重新解构的动因，就是马小军潜意识中的“荒诞”与“躁动”。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二、暖色调回忆之下的荒诞与躁动

影片开头马小军的独白，在笛子独奏《远飞的大雁》中娓娓道来。这种饱含回忆的腔调和配乐，以及全片中大多数情节中运用的暖色调光影，仿佛共同营造出一种充满怀念的温暖基调。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部电影记录着马小军的青春，那么也势必承载着他成长的苦痛与焦躁。整体来看，其实荒诞与躁动才是全片的底色。

与电影名相呼应，本片除结尾部分几人乘车闲游的情节外，所有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均采用以明黄色为主的彩色配色。但正如旁白所言，“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模糊的记忆已经不可能保证准确地记住影片中主要事件发生时的天气情况，现实中他的青春故事未必全部发生在阳光明媚的时候，由此可知，这种明艳的配色其实是经过了马小军的重新解构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这种配色带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是其青春期躁动的荷尔蒙的外化：他为了吸引米兰的注意，敢从烟囱上跳下；被米兰挂在墙上的照片所吸引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蹲守米兰，并最后与其搭讪；精力旺盛无处发泄，便在课堂上调侃胡老师、四处开锁取乐……一系列残存的疯狂记忆仿佛一出出荒诞而又躁动的闹剧，让马小军印象中的青春岁月，仿佛全都是燥热的、阳光炽烈的夏天。

而马小军的所作所为，也处处体现出荒诞和躁动的气息。热衷开锁、地下室打枪、手指夹硬币等充满性暗示的行为，充满了荷尔蒙的气息和情欲的张力，展现出青春期男性的性躁动。而马小军想象中的自我与事实上的自我的对比，则凸显出些许荒诞的意味：明明不学无术，却在米兰面前如数家珍地展示自己读过的书；明明在派出所面对警察时低头认错痛哭流涕，但却在回家之后面对镜子中虚拟的警察恶语“复仇”；明明心中有着朴素的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情怀，但是却在打群架时对一个可能是无辜的孩子下黑手，导致其伤重住院……这一幕幕矛盾的剧情，给予观众相当直接的“荒诞”感受。

此外，《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乐音方面也有其特殊性。因为本电影以马小军自述的方式展开，所以电影中的所有配乐（包括马小军哼唱的曲目在内），与旁白性质相同，都可以理解为马小军内心情绪的声音表达——亦即马小军在内心中无声地歌唱。夜晚打群架冲锋时的国际歌，可以理解为马小军当时内心把自己想像成反抗强权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在心底唱起国际歌；而每一次米兰出现时，都会响起《乡村骑士间奏曲》——这可以理解为马小军面对米兰时难以抑制内心的冲动，面对性的诱惑深陷其中无可自拔。以上这些或是英雄主义或是性欲驱动的躁动融入在音乐之中，在听觉层面给电影铺上了躁动的底色。

大院门口的傻子“古伦木”，虽然仅为配角，但是在剧中却有着浓重的象征意味，尤其是他在最后伙伴重逢一幕中，可以称之为“画龙点睛之笔”。电影结尾乘车闲游时，大家再次遇见了古伦木，此时的他正骑着棍子在人行道上闲逛。众人摇下车窗，朝他大喊“古伦木！”。而古伦木则一反他曾经的口癖“欧巴”，以一句国骂“傻*”作为回答，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众人的笑在此有着双关的意义：这笑声，是在笑古伦木，还是在笑自己荒诞的青春呢？又或许是导演姜文在借傻子古伦木之口，给那段“阳关灿烂的日子”下了定义：那是一段非常“傻*”的、充满着荒诞和躁动意味的荒唐时光。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三、被卷入时代洪流中的“六零后”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影片，在剧情上看，与文革的时代背景相关度并不高。很多文革期间的标志性事件，都与孩子们的生活无关。因此有人认为，剧中的孩子们是文革的“幸存者”，因为他们远离“文革”，所以才能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但笔者却有着另一方面的思考：其实文革和这些“六零后”孩子的成长道路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

主人公马小军本质上其实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他会在回家的时候施舍给古伦木吃的，会在米兰面前炫耀自己读过的书，并以拥有知识为荣。但事实上他却走上了打架斗殴、抽烟泡妹的“坏孩子的道路”，这不能排除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文革期间，马父作为军代表下放贵州，使得马小军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缺位，而这又引发了父母关系的不和谐，最终直接破坏了马小军接受教育的原始平台：家庭。家庭关系的不和，使得马小军只能向外寻找人际关系的温床，而学校教育的混乱使得马小军很难有机会发展班内人际关系；也给了他在街上和伙伴们四处游荡的机会。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职能被移交给了公权力，而在当时社会无序混乱的大环境下，公权力难以正常完成对孩子们的教育——影片中孩子们偷偷溜进影院看“内参片”的情节十分经典：外面露天播放着革命电影，而影院内却在播放内参的“毒草”影片，孩子们抛弃革命电影而溜进来看“反动毒草”，本身就暗示着公权力对青少年规训效力有限；而数十个孩子被发现时一起站起的震撼镜头，也反映出那个年代军队大院子弟普遍性的家庭教育缺失——毕竟每有一个缺少管教的孩子来看“内参片”，便证明有一个家庭的父母扔下孩子、远走异乡。

综上所述，被卷入时代洪流的“马小军”们普遍缺失教育。他们只能整日厮混在社会群体中，因此，那个时代社会的无序状态和暴力特质便投射到马小军身上，构成了他无序、混乱、荒诞且躁动的青春。

在影片的结尾，马小军因为难以抑制对米兰的性冲动而被伙伴们孤立，曾在伙伴们嬉戏的游泳池中，穿着米兰送他的红泳裤，故意从高台上跳下并游向众人，以吸引大家的注意、重新融入群体。他向大家伸出手，却被大家厌弃，一次次地被踹入水中。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马小军对融入集体的这份执拗：那个时代破坏了他的家庭、剥夺了他的教育，让他的世界和社交圈变得很小很小，失去这些伙伴，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全部。绝望的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吸引大家的注意，找回从前“阳光灿烂”的生活。这一幕也是影片最后一组彩色镜头，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马小军被伙伴们厌弃之后便彻底结束、陷入灰暗。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时代负有很大责任：一方面让他缺少教育和引导，难以抑制爱欲的躁动，险些对米兰犯下大错，因而被伙伴们抛弃；另一方面，让他的社交圈子仅局限于刘忆苦等人的小团体中，难以承受失去这些伙伴的代价。因而我们可以说，是时代特质和马小军个人的原因，共同造就了“阳光灿烂”的生活的终局。

《阳光灿烂的日子》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三、“本我”的泛滥、“超我”的异变和“自我”的扭曲

至此，以前文分析为基础，我们完全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一窥马小军“荒诞”而又“躁动”的成长逻辑。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曾提到过“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概念，即精神的三大部分。“本我”遵循快乐原则，代表着人潜意识中的欲望；“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本我”的要求；而“超我”遵循道德原则，是社会道德的内化。本片中，马小军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电影角色，他其实是以姜文、王朔为代表的“六零后”一代的缩影。而马小军的成长逻辑，可以总结为“本我”的泛滥、“超我”的异变和“自我”的扭曲。

马小军的“本我”是泛滥的：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缺失的情况下，马小军的成长基本不受约束，这个男孩的“本我”欲望由此泛滥：他四处撬锁、打架斗殴，发泄无处发泄的旺盛精力；他混迹社会、搭讪女生，难掩少男青春期原始的爱欲。此外，他精神中的“超我”又趋于异变：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缺失和社会生活的动荡，使得很少有人对他的道德标准进行约束和管教，马小军的道德原则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状态；因此，在“本我”泛滥、“超我”异变的环境下，马小军的“自我”趋于扭曲，呈现出矛盾性的荒诞，以及超乎寻常的躁动。这也为本影片为何选择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提供了可能的答案：这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讲述方式，其实是马小军乃至相当一部分“六零后”成长逻辑的一种体现：“本我”得不到抑制，引发了躁动；“超我”被扭曲，制造出荒诞；“自我”便陷入走向了混乱、荒诞和躁动的道路。而影片结尾，二十年后众伙伴重聚，车中闲游时，运用的黑白配色也同样意味深长：成年后的马小军坐在凯迪拉克轿车中，衣食不愁，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却回不去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电影配色的象征意义也在此被推向极致：黑白配色代替了明丽的彩色配色，一如年轻时的荒诞和躁动，被成年后的空虚压抑所代替。这种暗喻式的设计，或许也正展现了姜文一代“六零后”站在新世纪十字路口处的人生感受，即“迷茫”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