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

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总会隔三岔五地成为朋友圈的热门话题。近日，一份网传的各大名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单再度引发关注。很快，若干所中美名校图书借阅榜的对比推送“重出江湖”。一时间，“震惊！”、“差距太大！”等评论亦如期而至。

对于熟悉该话题的人来说，这一连串的“专题新闻”并不陌生，相关热点的每一轮传播进程几乎都大同小异。总体上看，与之相关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排行榜”为“荐书单”，通常是晒出国内各大名校不知何年何月统计出来的图书馆借阅排行，然后以“X大学霸平时都在看什么书”吸人目睛；另一类则是由“中美名校图书馆借阅榜对比”，借题发挥到老生常谈的“中美教育比较”，以此盛赞美国名校、贬抑中国高校，在以小见大之中，“恨铁不成钢”之情溢于言表。不少网友读罢喟而长叹：“呜呼哀哉！中国下一代的知识结构！”

撇开其中的合理推论和反省精神，我们也不妨就事论事地看一看这两类文章背后隐含的基本逻辑。这两类文章无疑各自体现了一种有关“好书”的评判标准：前者可谓“读者指向”，即优秀的人常读的书就是“好书”，而“优秀的人”在此被化约为名校学生，遵循“名校—精英—好书”的符号意义传递过程；后者可谓“内容指向”，是一种更为本位、超越的经典评判意识，并由此建立“好书—精英—名校”的意义链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学术、非统计意义的社会观察。然而，几乎没有评论文章指出，这种数据化、标签化的“新生代知识结构”观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平凡的世界》

倘若仔细观察这些疯传的“中美榜单对比”，通常会看到这样一段话：“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The Open Syllabus Project）收集了各大学过去15年以来超过100万项课程和图书阅读信息，公布了美国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数据，而中国的各大高校也公布了2015年的图书借阅情况数据。”部分榜单称中国各大高校数据来源于其公布的2017年图书借阅情况数据，但具体书目几乎与2015年的数据大同小异，且大多是简单罗列，并无可靠的引用标注。或许很少有人关注过这一段“出处说明”，而更多的推送文章直接删除了这一说明——“中国各高校公布的图书借阅情况数据”很好理解，那么开头提到的美国数据库项目“开放课程”是什么呢？事实上，该项目的载体Open Syllabus Explorer（OSE）是一个让美国大学生了解他们的专业所需阅读书籍及相关课程大纲的数据库，其中储存了全美100万个大学课程所包含的参考书籍信息，说白了是一个可供教学参考的文献资料数据库。也就是说，所谓的“中美榜单对比”，其实是拿美国高校学生的课程参考书目和中国高校学生的图书借阅记录作对比，也就是拿专业学者的推荐书单和高校学子的阅读书目作对比，这一“用力过猛”的自我反省中凸显的“中美差距”也就不难理解了。

《明朝那些事儿》

反观网传的“中国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除去以图表形式呈现的引用数据，多数文章更像是大而化之地简单罗列书名了事，甚至数年都不见一变——“标签化”的名校名单和“敉平化”的热门书籍，便是此类文章的惯常模式了。事实上，图书借阅数据需要精细的统计分析，就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时常为读者呈现详细的图书借阅数据分析，且时有动态更新，并非寥寥数语、铁板一块。在一些图书馆学报中，不乏相关分析论文，如在2016年发表的《我国“985工程”高校图书借阅排行榜分析》一文中，也能看到熟悉的《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等经典的“中国高校学生最爱”书目。作者在论文中指出，文学类图书上榜率最高，达60%，历史类次之，经济学、数学和化工类图书再次之。笔者无意在此呈现巨细无遗的大数据分析，但有一个问题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我们在谈论“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我们谈及“图书馆”时隐含的潜台词，往往牵涉到人与书籍之间的某种关系，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借阅”。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人们获取书籍的方式不外乎“购买”和“借阅”两种，虽然“借阅”和“购买”的根本区别在于图书的所有权归属，但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关键的区别或许在于是否自己花钱。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选择借阅而非购买，尤其是高校学生选择在本校图书馆借阅书籍呢？就个人的观察和体验而言，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售价昂贵、规模宏大的书籍，如辞书、丛书、古籍等，属于“买不起、放不下”的类型；其二，珍贵的绝版书籍或内部资料，无法在市场上购得或售价极高，大多属于图书馆的特藏文献；其三，大概也是最多、最普遍的情况，即不想买或暂时还没买到但想看、想用的书，其中包括大量“一次性”读物（即无需收藏或重读的书籍），如文学作品、普及读物、课程参考、专业文集、期刊报纸，等等。纵观各种“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的上榜书目，几乎都属于第三类，又如，笔者在一些理工类院校的借阅统计结果中，看到诸如《高等数学解题指导》、《微积分学教程》等书高居榜首。

《微积分学教程》

实际上，当我们问“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高校学生的阅读偏好和知识结构时，一个更切近也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是：你的图书馆借阅历史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你的阅读偏好和知识结构？我想，每个人的借阅历史背后有太多的复杂因素，如硬件配置、专业性质、阅读习惯等，尤其是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阅读电子书，这无疑使人与阅读之间的关系愈加微妙。即便不考虑阅读媒介的影响，如今购得一本新书的难度和成本也远远低于上个世纪，对于自己真正喜爱的书籍，多数人会选择购买而非借阅。老一代学者在学术自述中所讲述的“抄书传阅”、“书摊抢书”轶事，现在已然成为身处知识爆炸时代的年轻学人心驰神往的文人情怀。如是一来，简单粗暴地将“借阅历史”与个人的阅读偏好、知识结构乃至一代人的精神生活挂钩，无异于以管窥天。

不仅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也往往为文化学人所不齿，其实书架上的书也无法直接反映人们精神世界的情状，其理由大体类似，虽然在细节上正好相反。比如，多项调查显示，“肖秀荣考研政治命题人系列”书籍常年高居亚马逊畅销书榜，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人们对考研书籍情有独钟”是这一现象的合理推论。畅销书榜中的经典教材或习题集，很多都属于“必须买”的书，因为要尽可能地发挥其使用价值，就必须大量标记、批注，而这样的书也往往不具有太高的“二次使用”价值，或许是知识更新频率和使用习惯的私人性使然——这些恰恰是读者更倾向于购买而非借阅的“一次性”书籍。此外，若是加入藏书癖好、装点门面等非阅读指向的购书因素，则畅销书榜单的参考价值就更值得怀疑。诚然，实体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潮流和阅读风向，但不加处理地直接使用这些统计数据分析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往往会得出许多站不住脚的结论。正如在康德生活的时代，有许多贵族为了赶时髦人手一册《纯粹理性批判》，甚至有人说“神说，哪里有光，哪里就有康德哲学”——但恐怕能读完导言的人都寥寥无几。

《纯粹理性批判》

事实上，图书馆借阅排行甚至不如书店畅销排行能反映时代风尚，因为图书馆的新书采购往往在时间上有所滞后。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是会习惯性地用“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来评判高校学生的知识素养呢？窃以为，这或许同“图书馆”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以及其作为文化意象的符号内涵密切相关。与书店的即时性和选择性不同，图书馆凭借更长的时间线、更大的藏书量，更能代表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增长，成为人们心目中“知识”的象征——我们在情感上会直觉性地认为，一个频繁出入图书馆的人比频繁出入书店的人更有文化。毋庸置疑，由藏书楼演进而来的公共图书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知识传播的文明重任，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纸化社会”的临近，获取知识、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图书馆的文化职能日益受到冲击，如今更多的是在通识普及和基础教学领域发挥作用。毋宁说，当代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和独特优势在于海量资源的数据库平台，而非传统的纸质文献，同时，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也为读者的自习、研修提供了充足的物理空间。

因此，以“入馆次数”、“借阅排行”等统计结果评判一个人好学程度和知识水平，不免是太过简单的符号运作，许多不合时宜、啼笑皆非的分析结论，往往源于对历史经验、惯常思维的直接挪用，由此，新闻报道中对高校学生、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的“污名化”也就在所难免了。窃以为，“高校图书馆借阅排行榜”或许更多地反映了高校学生有哪些“想看不想买”的书，以及不同高校的常用教学参考书——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看作“学霸推荐书单”，不妨交由读者评判。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