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④｜留下与离开，湖北财神庙村的移民故事

中国乡土社会一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当下正在进行一项规模庞大的易地扶贫搬迁行动。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5年，全国搬迁贫困群众680多万人。而在2016年到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计划搬迁1000万人。

过往的搬迁故事是当下的参照。搬迁多年之后，当地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本文在此讲述多年前湖北搬迁的一处村子的现状。

2017年10月29日，多家媒体将湖北丹江口水库水位创新高的消息放在头条。丹江口库区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线重要水源地。当天，丹江口水库加高大坝后，首次企及167米水位，比大坝加高前162米的坝顶多出了5米。

这背后是大量移民搬迁的工作。为了达成更高的蓄水任务，自2009年起，湖北和河南分别搬迁了丹江口库区周边乡镇的18.2万、16.2万村民。搬迁后，移民留下的房屋和大片田地被涨高的江水淹没。而丹江口水库的一江清水，自2014年12月12日起，穿越黄河和中原大地，沿千里太行山脉东麓一路北上，流进了北京。

留下的人

湖北郧阳汉江大桥连接十堰市区与郧阳区，桥下是汉江波澜不惊的宽阔江面。过了桥，进入209国道转向东，开车十分钟，便到了被淹只剩一半的财神庙村。172米水位线是南水北调当地搬迁范围的标尺。丹江口水库扩容增加蓄水后，汉江江面抬升，淹掉了国道以南大半土地。

村干部刘余（化名）的家留在了村里。财神庙村坐落在临汉江北岸山麓，地处秦岭巴山东延余脉褶皱缓坡地带。这使得村民世代习惯抢占肥沃的河滩地耕种，而加大蓄水抬高的江面恰巧淹掉了河滩地带的水田，留在旧址的不到1000名村民，只得退到村子林地后并不那么肥沃的旱田种庄稼。

作为水源地，汉江沿岸开发被严格限制。当地无法引入工业，留下的村民也无法依靠土地致富。一些村民选择了外出谋生。虽然近十年来，财神庙村人口逐步增长到近2000人，但平日仍难见村里有年轻人生活。据刘余估算，村上有三四百青年人常年在外务工，而当地“有些村民早举家搬去了县城或十堰市区居住”。

刘余有时遇到来村委抱怨的村民，“搬迁政策没有顾及留下的人”。一些村民觉得，自己虽然留下了，但失去了最好的田地，相比之下，似乎“外迁的家庭得到了更多补偿，无论是钱，还是他们的新家和新地”。

网络上留存的照片记录了村民离开时的情况。2010年9月21日，原先财神庙村4个村组——总147户665名村民，坐上了挂着大红花的巴士，后面跟着塞满村民家当的货车，四周拉着红底白字的横幅，远处留下了裹着红地毯的舞台。

在如今的财神庙村，新农村建设大潮好像也放慢了步伐。刘余说，以郧阳区城区规划为由，政府禁止村民自行修建房屋。财神庙村多数人家仍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修葺的红砖房里，一些房子外观颇为破旧。刘余觉得，仅修缮旧房显得不切实际，有些房子需要拆除重建。因为房子的问题，村里适龄男青年找对象都成了困难，“女方一看这破房子就不愿意了”。

2017年，政府在郧府大道新建了一处“杨溪铺镇财神庙村综合安置区”，一共四栋六层高的楼房。划入易地扶贫搬迁名单的村民正在等待入住新房。在政府的规划中，房子位于山体滑坡区域或被认定为危房户的村民也将被安置在小区里，建房预算约为1.8亿元。资金缺口大，村民仍在等待政府具体的安置方案。刘余想想，也觉得，“也许还是搬走的人比较幸运”。

搬迁的人

搬走的人的生活痕迹已经看不到了。财神庙村沿江一侧房子被拆掉，土地和河滩淹没在江水里，江岸筑起河坝，裸露的一部分铺着石子，有的地方种上了树苗。沿着209国道往东，还能寻到汉江抬高的痕迹——向河道岔开的地方望去，岸边一条通向河的土路末端延伸入江。

68岁的刘国才是财神庙村搬迁的村民之一。

2010年9月，燥热还未消散，他与其他664名村民一起迁到距原财神庙村250公里的宜城。宜城市政府在县城30里开外划拨了一片土地，建起新的“财神庙村”。除了村名，对村民而言，一切都是崭新的。

移民新村村口树着醒目的告示栏，通向村里的水泥路两旁铺上了石板步道，白墙蓝瓦的两层小楼列在马路旁，村子的中心区有篮球场、商店、卫生所。篮球场一侧的墙上，刷着“开通直达郧县班车”的大字。

“一江清水送北京，北京人要喝我们汉江的水。”刘国才一口说出自己搬家的缘由。他清楚记得，“舍小家，为大家”、“搬迁光荣”等鲜艳标语，当时刷满了村里的土墙。

刘国才原先种了大半辈子地，搬迁也分到了地。有土安置是水库移民搬迁的主流安置方式之一。土地被看作农民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而参与水库移民搬迁的农民，需要依赖农业生产恢复生计，保障生活。

但是，郧县和宜城地理环境存在差异。一条汉水将宜城全境分割为东西两部分，分别呈平原、丘陵、山地变势延伸。搬迁安置的新村建在平原与丘陵的交错地带，与郧县财神庙村的依山傍水截然不同。

因此，刘国才搬来不久，就将搬迁分来的田地流转给大户，收些微薄的租钱补贴家用。他觉得，“本地人有意将劣等田地划给了外来的移民”。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分给移民的土地达不到耕种标准，地里没有建泵站，不能用机器耕种，遇雨无法排涝，旱季又没法灌溉，加之土地坡度太大，根本不适宜种植。

刘国才佝偻着背，站在离家不远的田地里，愤愤难平地踩了几下脚下的黄土说：“总之和老家的地不能比，没法种。”

还有一件事，使他彻底断了靠地致富的念头。宜城的特产流水西瓜享有名气，与移民安置区相邻的乡镇正是其主产区。刘国才刚搬来第一年，也曾尝试种西瓜。头年夏天，他找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丰收的西瓜去县城卖，可生意却不好做。

他记得，有次一个小伙子来问价，听到他的口音，转身就走。边上买菜的人搭了句话，介绍说他是这里的移民，那人才买了瓜。“他们要买本地瓜，我这外地口音，别人听了，就觉得瓜是外面拉来冒充的。”刘国才多年后仍旧有些无奈。平日，他在家不远处开垦的自留地种些蔬菜，补给口粮。

安置区大多数村民，也都把土地流转了出去。但人们发现，新村远离县城，其他生计也不好找。

与刘国才一起搬来的赵丰兴已年近七十。住郧县时，赵丰兴挑担去县城卖豆腐，沿小路走半小时就到，偶尔还捎上地里富余的蔬菜卖给城里人。这笔收入曾是当时他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宜城的新村离县城太远，起初他去镇上集市做买卖。可相比县城，镇上的菜卖不上价，尝试几次，他便作罢了。

因为老来多病，赵丰兴已不再外出干活。每天下午两三点，他都从家里搬出木桌和椅子，放在树下，摆上扑克和象棋，张罗在新村里没有活干的男人一起娱乐。常客是几个年龄相仿、一起搬来宜城的同村，刘国才也在其中。

赵丰兴家里现在主要依靠妻子在周边农场打零工的收入。午后，四个男人围坐在树下慢吞吞地玩着扑克，旁边两个人在棋盘上厮杀，周围蹲或站着几个悠闲的看客。一辆载着七八个妇女的货车呼啦开了过去。

宜城是农业大县，这给移民村里赋闲在家的妇女提供了增收机会。这成为一些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上工时间，雇主会通知她们，并开小货车来村里接人。妇女们蹲坐在货车敞开的槽子上，去需要劳力的农场干活。播种和丰收时，是需要劳动力的旺季。不同农作物填满了一年中缺零工的时间表。桃子丰收，需要雇佣临时劳动力帮忙采摘和装箱。村里一些妇女成为主力，报酬为每日180－200元。

因为移民村的房屋质量问题，赵丰兴和妻子曾去宜城市移民局投诉。他家一层卧室和餐厅顶部的墙体有明显开裂、漏水的痕迹，二楼屋子也有多处墙面开裂。“搬迁换来的安置房质量甚至比不上自己曾亲手搭建的土坯房。”他说，站在屋外的人羡慕自己住上了小洋楼，但住在屋里的自己看着这些裂缝，只能时常抱怨。

无论刘国才还是赵丰兴，言语间都不经意流露对旧村的怀念。“郧县人思家，故土难舍。”也有人留下一栋空房，举家搬回十堰，在城里买了房。

2014年，十堰市撤销郧县，设立了郧阳区。但无论留下的村民还是搬走的人，现如今再提及那里，还会习惯地称作郧县。搬迁村里还保留着郧县的一些旧习，例如村民会在自家门前种上一棵枇杷树或花椒树。门牌上写着以“财神庙村”起始的编号。据《郧阳志汇编》记载，郧县财神庙村旁原建有一座财神庙，故得此名。但是，村民们谁也没见过那座“财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