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

近两年，以宋朝为背景的影视剧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宋代文化的繁盛、市井的繁华，常常引起人们热议。而苏轼更是频繁被提及，作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他在诗词、文章、书画方面都造诣颇高。

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散文方面，他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仅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而且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赵孟頫作行书《前后赤壁赋卷》册首东坡小像

然而，这样一个天纵奇才，一生却饱受党争之苦，宦海沉浮几十年。所幸，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好游山林。尽管坎坷无数，他都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心态面对，他的旷达乐观，感染了此后世世代代的人们。

01

科举入仕

苏轼（字子瞻，1037-1101）与弟弟苏辙（字子由）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拜入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门下。这一榜进士，除苏氏兄弟外，还包括曾巩、张载、程颢、章惇、曾布、吕惠卿等人，称得上人才济济。

但在接下来的政治生涯中，吕惠卿将成为苏氏兄弟最憎恶的政敌，章惇当政的时候，则将苏轼流放到了海南岛。这一届“同年”中的朱光庭，后来严厉弹劾苏轼；林希被章惇提拔后，起草贬谪苏轼的诏令，极尽丑诋。

然而，苏轼始终坚持对人情的乐观信念，不断地把政敌变为朋友，寻求友谊以抚平伤痛，那些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试图与之沟通，并获得相当的成功，这是苏轼一生中很令人感动之处。

02

新旧党争

在宋神宗时期的“新旧党争”中，苏轼曾以苏辙的辞职书为基础，加以发挥，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写成了长达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逐条批驳“新法”，神宗未予理睬。

熙宁四年（1071）苏轼改任杭州通判，于年底到达了钱塘江边的“东南第一州”。苏轼的东南之行离开了京城的“变法”风潮，却无法摆脱“新法”及其“提举”者的压力。

走马上任的他，立即碰上“提举两浙盐事”卢秉严厉打击盐贩子的政策，卢秉获得无数的盐税向朝廷报功，换来的是无数营销“私盐”的罪犯等着苏轼去审讯发落。然后，为了保证“官盐”的运输，还要开通一条“运盐河”，苏轼受命巡行属县，监视开河工程的进行，又被派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

苏轼《西湖诗卷》

尽管被自己所反对的事弄得如此忙碌，苏轼却始终无负于江南农村的风光，千姿百态的西湖，秀丽如画的吴山和惊心动魄的钱江潮。

他为杭州的山水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使这些山水永远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从此改变了杭州的形象：这个钱粮盐布的都会，因为苏轼而转变成艺术和美的栖息地，至今神韵流淌，风月无边。

除了诗歌外，他也开始了填词的创作，这种新兴的文体将在他的手上大放光彩，成为宋代文学中最迷人的体裁。

03

对抗“三经新义”取士

熙宁六年（1073），朝廷设立“经义局”，在王安石的领导下，修订《诗经》《尚书》《周礼》三部经典的标准解释，当时谓之“三经新义”，用于科举考试。如此一来，“新学”成为权威意识形态，所有希望通过科举走上政坛的年轻人都必须先接受和背诵王氏的“经义”，形成思想文化的独断局面。

这使苏轼不但作为一个官僚陷入了困境，作为一个文化人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桎梏。在“三经新义”被规定为唯一正确之观点的局面下，他的思想、学识和才华不但妨碍了自己，对于被他感染、受他影响的人也是有害的。

不过，苏轼在很多场合选择了反抗。他有自己的交游圈，而且不断扩大，他的名声、才华、性格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他的赞同者、追随者。

苏轼《治平帖》

加上当时雕版印刷术开始普及，杭州的出版商开始出版苏轼的作品集，书市很快上便出现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得到出版业相助的苏轼，就像一个插翅飞翔的非议者，他的诗文中寓含的反对“新法”之意，憎恶“新党”之情，传遍国土，乃至响达境外，压迫所有人的耳膜，严重地影响和阻碍当前政策的贯彻推行。

04

乌台诗案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受命视察浙江，他一到杭州就发觉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非常容易就搜集到苏轼的许多诗文，带回开封向皇帝报告。他指出这些诗文中讽刺挖苦“新法”“新党”的寓意，建议朝廷给予严肃处理。这件事成为“乌台诗案”的伏笔。

后来，“新党”发生分裂危机，宋神宗亲自主持政务。尽管苏轼讽刺挖苦“新法”的作品主要是在杭州写的，但他的文集已经出版流行，无法撤回，其中的多数作品，经过沈括的揭发，他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皇帝）”的罪名逃无可逃。

当时代理御史台的长官李定，纠集台中御史，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要求给予处分。神宗派御史台火速前往湖州衙门，当场逮捕了苏轼，拘捕至京，关押在御史台审理。

这场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历时一百三十天，经过多方周旋，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才以“免罪释放”结案出狱，其间诟辱备至，可谓命如悬丝。

苏轼《枯木竹石图》

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料必死，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的诗，其中一首如下：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早在出仕之前，苏氏兄弟便相约要及早退官还乡，享受“夜雨连床”之乐。在愚暗痛苦的牢狱中，这微不足道的生命曾经订下的誓约一次次再现，冲破荒诞，叩击人性。手足之爱的巅峰，朴实无华的语句，直现了主体穿越时空浩劫的情感力度。

05

贬居黄州

“乌台诗案”结案，诏贬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宋代只表示官僚的级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务；比较实在的是“本州安置”，规定苏轼要住在这个地方。

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名把贬谪官员与流放罪犯区分开来，元丰三年（1080）到达黄州的苏轼，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诗对这个官名开点玩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

全诗八句，都是对自身境遇的调侃。

苏轼《黄州寒食帖》

年过不惑的苏轼，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栗之类，以此收获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后来，他又在东坡造了几间屋，四壁图绘雪景，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

耕种自济、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后来他在诗中讲述这段经历：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间，武陵岂必皆神仙？（《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他将自己曾经谪居“五年”的黄州称为一个非常“幽绝”之处。春天有微风吹过的长江，夏天有暮雨淋过的西山，秋天有火红枫叶间的乌鸦，冬天有深绿松树上的白雪，围绕着水边宿泊、酒醉而眠的诗人。贬居之地被他形容成了仙境，或者世外桃源。

06

身行万里半天下

直到元丰七年(1084)正月，宋神宗出手札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可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给他换了一个“安置”的地方，苏轼得以离黄北上。

离开黄州的苏轼并没有马上飞黄腾达，其间尚有一年半“投老江湖”的长途漂泊，历经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六省，一路上有亲人、故交及方外的朋友相伴，少不了宴饮和游玩，似乎比黄州的生活要热闹许多，但在苏轼的心灵深处，很多时候是更感寂寞的，因为在黄州他还有东坡雪堂，现在是连个家也没有。

《初入庐山三首》《东坡集》，南宋杭州刊本

期间，他游览庐山温泉，见壁上有云门宗可遵禅师一诗：“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无垢尽，我方清冷混常流。”这是以温泉洗净众生之污垢而冷却了自己为比喻，来表明佛教徒舍身为人的决心。

苏轼对此伟大的宗教情怀，深表叹赏，不过他也注意到，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把众生都看作污垢！所以他马上续写一绝：“石龙有口口无根，自在流泉谁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觅寒温。”他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本性是清净无垢的，温泉的流淌是自然的过程。

07

与政敌和解

离开庐山的苏轼，继续乘舟东行，于元丰七年七月抵达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在这里，他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

两个并世的大诗人、大学者，在政治上却互相敌对。这一对政敌在江宁府的会见，确也称得上是神秘的。两人的谈话内容如何，后人莫测究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苏轼于八月离开江宁府前，他们曾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其结果是两人都有了结邻而住的意思。

苏轼要在江宁府或其邻近州县买田安家，以方便与王安石往来相见。他在给“旧党”朋友的信件中也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八）

苏轼《新岁展庆帖》

苏轼逗留南都期间，北宋政界的局势发生了遽变。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英年早逝，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出山，“旧党”的人物连茹而起，苏轼、苏辙兄弟同时出现在司马光给太皇太后提供的起用名单中。

苏轼于六月就接到登州知州的任命，恢复了他在“乌台诗案”以前的官阶。此年十月，便接到奉调进京的命令，十二月到京，又升为起居舍人（皇帝侍从官）。

从登州赴京的途中，苏轼经过青州（今属山东），遇见了“乌台诗案”的炮制者、时任青州知州的李定，这可谓“仇人相见”。但当时苏轼写给朋友的信中，却说：“青州资深（李定字），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继江宁府与王安石和解后，苏轼在青州又与一位严重伤害过他的政敌和解了。

08

登上京师的政治舞台

苏轼到京后，很快升为翰林学士，进掌“内制”，成了参与决策的政府要员和朝廷的喉舌。当然，司马光起用他，是要借助他“能鼓动四友”的文章，达到废除“新法”的政治目的。

因为职务的关系，苏轼起草了不少贬斥“新党”人物的诏令制诰，其中最著名的是《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制》，这是苏轼所有文章当中，骂人最厉害的一篇，当然也给他自己留下了严重的祸患。他将“新法”说成吕惠卿祸国殃民的“罪行”，后来“新党”重新执政，就以诬谤先帝的罪名责罚他，这是后话。

尽管苏轼步步升迁，但经过“乌台诗案”的他，始终被很多人看成是跟朝廷有仇的人，于是只能在距离相权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下来：看着后面的人，包括自己的弟弟，越过他而走向相权所在的“东府”。

苏轼《次韵三舍人省上诗帖》

元祐元年四月，苏轼被司马光委任“同定役法”，二人就是否废除《免役法》看法不一，分歧一度异常激烈。然而不久后司马光病逝了，“旧党”中许多人一直扛着司马光的旗帜，而苏轼等人也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历史上有了所谓的“洛蜀党争”。

09

元祐党争

从元祐元年十二月起，“洛党”诸公一直攻击苏轼，从苏轼的诗歌、文章入手，找出一些词句来证明苏轼对神宗的不敬。这本来就是苏轼容易被怀疑之点，他不能不上章自辩，逐渐自觉不安于朝，于是接连上章请求外任，并于元祐四年三月获准出知杭州，四月岀京。

到任后，面对当时两浙地区的严重灾情，苏轼不能不利用他的职位和影响，去向朝廷请求免收租税，开仓赈济，还创置病院来救死扶伤，惩治恶人来安抚民情，同时还要设法摆脱“洛党”的牵掣，因为他们居然说苏轼在谎报灾情，争取过多的赈济款项。

可就是这个被泼着脏水的杭州知州，以他的出色治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更为美丽的杭州。著名的“苏堤”和“三潭印月”就是他治理下的结果。

苏轼《啜茶帖》

元祐七年（1092）春苏轼改知扬州。无独有偶的是，扬州也有一个瘦西湖。后来苏轼贬到惠州，那里还是有西湖，所以有人说苏轼是“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

10

万里南迁

元祐九年（1094）四月，哲宗改元“绍圣”，起用章惇为宰相，大张旗鼓开始“绍述”之政。就在这一月，御史们袭用“乌台诗案”的故技，纠弹苏轼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讥斥神宗之语。这时来看苏轼以前的文章，便满眼都是颠倒黑白、愚弄君主的话了，苏轼马上得到官落两职、追一官、责知英州（治所在今广东英德）的严惩。

贬谪的命运再次降临到苏轼的身上。据记载，绍圣元年四月贬谪苏轼，实际上经历了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仍惠州安置。

苏轼于绍圣元年十月初到达惠州，当地官员让他住到“行衙”的合江楼里。但是，据说这样的待遇对一个逐臣来说太高了，所以十几天后即迁居到偏僻的嘉祐寺。

嘉祐寺的边上有个松风亭，苏轼曾作小品文《记游松风亭》，记下了这次小小的游历中的心理感受：因为预先确定了游玩的目标，所以为到达不了那里而不胜其苦；一旦放弃这个目标，就如鱼脱钩，释去羁绊，轻松自在。从而，他悟出人生的哲理，人们在生活中要善于摆脱自我限制，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

11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从朝廷一直延伸到地方的无所不在的压力、年老多病、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疡，都威胁着苏轼的生存。

在惠州，苏轼的侍妾朝云染病去世，朝云是晚年苏轼唯一的异性伴侣，是东坡的文学作品中提到最多的一位女性，她年轻时能歌善舞，晚年则能与东坡一起参禅，与东坡之间有较高的精神沟通，朝云的去世令东坡居士真正落入“晚景凄凉”的地步。

苏轼《尊丈帖》

但东坡之为东坡，莫过于他的善处逆境。他以顽强的自我肯定，与种种生活的智慧，来对付困难。他借了一块不到半亩的地来种菜，吃着自己劳动的收获，认为其味胜过粱肉。他又在这菜园里种上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物，不但用作自我调理，还常施与别人治病。他在酿酒方面已能自创酿法，名为“真一酒”。

在精神上，他也保持着多方面的追求，除了儒家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的总体原则外，比较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对佛老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二是“和陶诗”的大量写作。

黄庭坚曾形容此时的东坡：“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饱”字烘托出身处艰危而泰然自适的风度，“细”字又刻画出“和陶”的用功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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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

绍圣四年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诏令将苏轼责授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安置。

在“元祐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前代的一流诗人没有哪个到过海南岛的。然而，若从诗人的游历来看，这也不妨称作一番奇遇了。

刚登上海南岛的苏轼，便在琼州至儋州的路上遇见一阵“清风急雨”，于是作《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一诗。

苏轼《渡海帖》

海上的风涛奇幻怪谲，东坡的神思更是天马行空。海外一行给他提供了全新的感受，使他的心胸更为开阔，气象更为博大，创作艺术又迈进到新的境界，如天风海雨一般，令当年与他齐名的苏辙、黄庭坚等人都望洋兴叹。

在中国诗歌史上，东坡过海后诗是与杜甫夔州以后诗并称的最高艺术典范，标志着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炉火纯青的境界，真所谓“久矣此妙声， 不闻蓬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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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

海南的生活当然比惠州更加艰苦，苏轼给友人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代与程秀才三首》之一）

他到儋州后，先住在官舍里，但次年元符元年（1098），朝廷派人按察岭外，将他逐出了官舍。之前，苏辙也因在雷州被地方官礼遇，而被移至循州（今广东惠州东）安置。这样，兄弟间隔海通信的便利也被剥夺，对于苏轼的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朱之蕃《东坡屐笠图》

但苏轼马上就在海南的黎族人民中间找到了新的友谊。他贬居越久，对淳朴的乡人间流淌着的深厚情味就体会越深。黎族学生帮他筑起土房，而他自己也戴了黎族的藤帽，着上花缦，赤着双脚渡水穿林，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一个黎民。

14

品味“玉版禅师”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暴崩，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继位，政局于是又一次发生逆转。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苏轼没有急着北上，他六月份才离开海南岛，直到年底还没有越过南岭。

次年，宋徽宗改年号曰“建中靖国”，这与政策倾向密切相关，意思是要在新、旧二党之间取一条中间路线，以图结束党争，安定国家局面。苏轼、苏辙兄弟便被认作旧党立场最为鲜明的“极端”人物，并不在收用之列。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进入今江西境内，碰上了司马光的忠实弟子，元祐党争中最强悍的政敌刘安世，此时也从岭南获释北归。

苏轼邀请他说：“附近的山里有一位玉版禅师，我们可去同参。”对禅宗也有兴趣的刘安世欣然同往，但苏轼却把他引入一片竹林，挖出新生的竹笋煮了吃。刘安世问玉版禅师在哪里，苏轼指着白晳的竹笋，说这就是玉版禅师，禅味极佳。二人放怀大笑，尽释前嫌。

刘安世后来很长寿，其晚年的言行，被弟子记录为《元城语录》，其中对东坡的评价甚高。

15

湛然而逝

苏轼本想一路北上去颍昌府，与苏辙会聚，但迫于时局，他只好放弃这一打算，因为那里离京城太近，容易招惹麻烦。

同时，苏轼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再投入严酷的政治斗争了。六十六岁的年龄，在当时已算高寿；又从瘴疠之地的岭南返回，已身染瘴毒；一年来行走道途，以舟楫为家，生活极不安定，时值盛暑，河道熏污，秽气侵人——他病倒了。

以后病况时增时减，到六月十五日舟赴常州，苏轼便向朝廷上表要求“致仕”，做出了退出政界的最后打算。他的病势至七月十五日转重，一夜之间发起高烧，齿间出血无数，到天亮才停止。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宗溘然长逝。

苏轼书《前赤壁赋》（局部）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里记述其临终情状云：“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

面对死亡，他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怨无悔，自信死亡也不会令他坠落黑暗之中，所以告诫家人不必哭泣，以免生命化去之际徒受惊扰。他只愿以最平淡安详的方式无牵无挂地告别人。

当时黄庭坚也听常州来人相告后说：“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与王庠周彦书》）苏轼对生命意义的透辟理解，对人类自身终极关怀的深刻领悟，消融了濒死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

“湛然而逝”“谈笑而化”，他的确毫无遗憾地走向自己人生旅途的终点。

原标题：《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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