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靖蕾 孟瑶：乡村讲台前的中国力量

乡村讲台前的中国力量

作者 | 周靖蕾 孟瑶

传统身份

的困境

在民办教师群体存在且发展的几十年中，在“教师”和“农民”双重身份之间不断摇摆的定位使得每一个民办教师都深深地卷入身份认知的漩涡之中，无法挣脱。郭老师当时在T县一个村里的小学当民办老师。比起普通的农民，郭老师的待遇是好一点的，在村里当老师教小孩，每个月能有十几块补贴，而且工分也是满的。但是在寒暑假学生不上课的时候，他必须又要回归农民的本职工作，劳作种田，看天吃饭。老天不给面子的时候，他们就吃不上饭。郭老师的农民身份使他和家庭与土地和土地上艰辛且不确定的生活紧密地绑在了一起。

但同时民办教师的身份又使郭老师一家需要比普通农民付出更多的代价。多子多福一直以来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当时计划生育对基层农村的限制也很微弱，很多农民宁愿接受罚款也想生多几个。在当老师的时候，郭老师和妻子已经有了一个小孩，但看着身边儿孙绕膝的邻居、朋友，他其实心里头还想再生一个。左思右想，又觉得转公更重要，就只好放弃了。

比起自身的模糊身份而言，更令民办老师不能接受的是与公办老师在方方面面的差距。同样来自T县的刘老师作为民办老师的时候没有编制，而待遇又与编制高度挂钩。刘老师和她的公办教师同事上同样的课时，但她同事能够拿到县政部门按国家财政标准发放的工资和各式各样的补助，如降温费、防寒费、误餐费、女教师的卫生费等等，而刘老师有的只有时有时无的灯油费补贴，一个月也就十几块钱。当时由于财政资金不足，上头一天到晚说精简民办老师，学校也付不出钱，所以民办教师完全是动态清退，接受来自政府和联校的双重考核。顶着这种可能被考核、清退的压力，刘老师在小学里上了近十年的课，没有哪一个时刻是真正放松了的。

有一次刘老师从村里骑车去县城，在路上经过了县里的进修学校，她听到学校里有人在唱歌就停下来去看看。进修学校的学生都是通过内招考进去的老师，完成进修学习后将会转为公办老师。她看到了这些老师在三楼的教室里练习唱歌。他们轻松自在的神情，飞扬的《红梅赞》的歌声，让刘老师在那里站了很久，也哭了很久。

郭老师在身份认知的漩涡中一心只想跳出农门，从“这里”奋斗出去，彻底脱离自己的农民身份。转正之后虽然田和地会被大队收走，但自己和家人就开始吃国家的粮食了，同时在户籍上也正式摆脱农民身份。这正是郭老师所期望的，也是众多民办教师当时一心向往的新生活。刘老师站在桥上，看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同为老师，生活却差别这么大。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经历深深地刺痛了刘老师的内心，激励着她最后考为公办教师。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公办教师就像红岩上的红梅，自由自在，昂首怒放，而民办老师则好似底下的野草，终日生长在阴影之下，仰望红梅。

艰难的

转公之路

随着1978年恢复高考，公办教师逐步增加。越来越多的中专生毕业后成为公办教师，被分配到乡镇基层，成为民办教师的同事，让民办教师认识到公办老师的待遇。同时国家开始大幅精简民办教师，加快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进程。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方式通常有自然补员、取得文凭或者通过函授教育参加内招考试等方式。70年代初期，政治思想好、教学表现好的民办教师通过考核就可以补员。80到90年代，主要是通过后两种方式进行转正。一些表现优异、教学经验长的老师可以免试，但大部分民办教师还是要经过较为严苛的培训和考试，取得函授文凭才能获得编制。这一年代的民办教师，在国家力量的塑造下和自我认知的困惑中，或主动，或被动地，都走上了这条艰难的转公之路。

刘老师也曾从这条路上走过。作为那个年代的唯一途径，刘老师通过区教育办在村里设的函授学习班和内招考试转正。函授学习班结束的时候设有考试，考试合格后再到县里的师范学校参加学习，就可以转为公办老师。

那时很少民办教师有资格报名，一个区就只有几个名额。刘老师作为较为年轻的教师自然也没有资格，但是她自己跑去旁听了。函授班的人虽然知道这样不符合规定，但看到刘老师是村里的老师，就也没说什么。但是结业考试的要求比较严格，必须要参加函授班满四个学期，有四个学期的成绩，才能参加最终的结业考试。刘老师那时候是中途才去旁听的，只听了三、四期的课，和她一样的还有一批来旁听的其他民办教师。后来学习班的老师让他们去借前两册书自学，再回来补两次成绩，就能获得结业考试的资格了。为了能够通过自招考试，刘老师白天的时候在村里上课和做农活，回家后还看书自学。在昏暗灯光下，对《桃花源记》的诵读和领悟，不仅让她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最终带领她走向了那个属于她的胜地。

后来刘老师真的通过了自招考试。那次语文考试很难，县里划定的分数线是65分，她考了68分。结果出来以后，有很多和她同龄的民办老师不相信她能考上，认为刘老师是找后门、托关系，才能转正的。但只有刘老师自己心里知道，真的是她自己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以及超越自己自卑心态的勇敢尝试，才让她战胜千难万阻，成为公办老师。

而郭老师则没有刘老师这么幸运，成为最后的优胜者。当时还有另一种转公方式是凭借文凭转正。当时郭老师村里的政策是，好多高中毕业的、有些能力的民办老师可以去师范学校学习获得中专文凭，回来参加考试，考试分数高于划定的分数线就可以转正。郭老师去了当地的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但是回来总共考了两次试，都没有达到分数线，没有转成功。最后，郭老师是在96年当地政府“一刀切”全部打包转正的时候才最后转为公办教师。在这次最后的转正中，年龄比较大的，不管教的好不好，都统一纳入公办教师队伍了。而郭老师却在后续的工资认定中“吃了亏”，因为选择了去师范学校念书，比起这些同期的老师少了两年教龄，最后他认定的工资反而更低一些。

对于大部分的民办教师，转公之路十分艰难。通过种种方式转正的民办老师，就像跃过龙门的锦鲤，经历了一身的磨难，最后才踏入编制的门槛。但是有更多的人，因为客观或主观的原因没有跃过龙门，只能留在原地，等待着时代的风将湖面吹起波澜。

讲台

超越身份

的土地韧性

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而来，乡村教师们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时代的漩涡里做出抉择。由于“民转公”教育改革的开展，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与收入水平略显尴尬，于是其中一部分人选择走出乡村转行谋生。1979至1983年教育改革的政策还没有正式落定，因为较低的待遇和不明确的未来，这一时期的T县比较集中地有民办教师陆续离开岗位。而在1983年以后，由于可以作为农民分到土地，T县民办教师的群体则更趋于稳定。更多优秀和坚定的民办教师在历史的岔路口选择了留在乡村和校园，在兼为农作与正式转公的等待与坚守中，履行着他们安土重迁的传统情怀、对基层教育事业的执着以及业已成习的爱与奉献。

71岁的郭老师曾任X村小学的教师，时至今日，他依然会为当年教书的光阴感到激动。这是一位乡村教师的责任与忠诚，是一位中国人的的职业选择与坚守：无论怎样的社会变化，接班人是一定要培养好滴，培养后代太重要喽。郭老师骄为教育基层奉献了数十载的光阴，并在1986-1987年的第一届“教师节”中被评为省区的劳动模范。这无疑是令他时至今日都骄傲万分的。无论身份是民办还是公办，乡村教师的责任心与积极性都一如深刻。郭老师成功转为公办教师后感受到了享受城镇户口、退休福利等待遇的幸运与幸福，认为这是前二十年作为民办教师付出的回报，所以格外珍惜这段经历与收获，将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在了之后的教育工作中。

感谢时代让这一批将青春挥洒在讲台上的劳动者们享受了更为舒适平和的退休生活，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郭老师现在就住在村里，幸福地与家中的鸡鸭为伴，自由地享受生活的安稳。

事实上，还有很多民办教师在当时并不觉得成为公办教师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只是发自内心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只是觉得“共产主义不计报酬”，未来必然走向光明。因为时间与空间的惯性，这份职业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工作与责任，相比于艰苦耕作的农民同志，教师作为讲台前的知识分子不用头顶烈日，还能够受村里人尊敬，对于教师社会地位的认可也逐渐成为乡村民办教师们坚守的理由。

这样的坚守需要的不仅是授课的知识，还有面对师资短缺的调节能力和面对生活条件困苦的坚持毅力。这一时期民办教师的教学质量与他们的转公与留任等直接相关，在面临着转公的吸引力与被清退的风险中，民办教师在教学中也投入了更多的积极性。例如，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会被划分为一等、二等与三等，一级老师会被优先考虑转正，三级老师会收到一个提醒教学质量的通知单，而四级老师基本上就会被辞退。出勤、工作量、备课等细则的考核更体现了民办教师当时的教学压力。在这样压力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下，乡村教师们用他们的行动书写了基层教育者最动人的篇章。

在X村小学教书时，郭老师需要花费一整晚为第二天的三四节课程备课。由于学校并不提供餐食，教师们需要自己携带生米和柴火，于是每人每周都必须抽出一两天时间，走路八公里去砍柴。在教师人数严重不足的时候，每一位民办教师要教两个年级或者三个年级，甚至四个年级。不同年级的孩子们共用一个教室，给二年级的学生安排作业、四年级的学生安排预习，同时还需要给一年级的学生上课。没过几分钟就要轮换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否则写作业时的走神就会影响教学效果。这样，一位教师在一节课中要循环六次这样的教学方式，也就意味着需要同时给三个年级备课。X村小学的这一情景深刻地反映出民办教师在乡村授课的艰辛与不易。困顿的局面反而孕育了他们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民办教师会额外利用中午和周末时间为学生答疑解惑，披星而去、戴月而归，天天月月如此。这使得他们在转正拿到“铁饭碗”之后也未曾松懈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而是保持一种“竞争惯性”，以热情认真与不甘落后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去，更优秀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在授课的同时，民办教师还遵循国家政策，参与了函授或中等师范学校的培训，提升学科知识并了解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这样的学习也提高了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一部分民办教师选择了边工作边学习。H乡的周老师在当时报名两年自学的函授学校，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学习。同时通过一个月几天的集中面授课程，周老师学习了语文、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内容，其中初中教材考的比例占70%。在这样的过程中，周老师感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对教育事业的理解，也提高了民办教师整体的教学水平。另一部分民办教师则选择了脱产学习。学校为这批老师提供了脱产的学费，X村的毛老师在当时就作为优秀教师被国家送去学习，并取得了中等师范的文凭。相比于就读函授学校，毛老师获取了就更为丰富的知识，尤其是提高了在教师岗位实际操作中的业务能力。

在乡村教育中，面临着转公的不确定和转行的诱惑，选择坚守基层的民办教师丝毫不减对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他们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甚至有胜于公办教师之处，在乡村教育青黄不接时贡献出了巨大力量。正是他们在特殊历史境遇下对于基层教育事业的坚守，才有了更多的乡村少年接受启蒙、走出山野，去探索更广阔的天地、实现更远大的梦想。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奉献，才为此后的义务教育事业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乡村教育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中能够得以发展，让热爱与学习的种子播散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正是有了这些可亲可敬的乡村教师，才聚集成了特殊时期乡村讲台前的中国力量。

注：因推文格式限制，未添加原文附录。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可敬的中国故事 | 周靖蕾 孟瑶：乡村讲台前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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