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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日本热映: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2022-11-24 18: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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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电影《掬水月在手》日本首映礼及研讨会近日相继在日本东京举办。活动吸引了百余名中日友人,在两国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清华大学研究院陈来院长在首映活动上评价“叶嘉莹先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掬水月在手》日本首映礼上,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致辞 《掬水月在手》讲述了现任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99岁高龄的叶嘉莹先生的诗词人生。叶先生一生经历历史的动荡,却始终抱持治学育人的初心。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中,叶嘉莹先生堪为承先启后、贯通中西的摆渡者。

近几年,叶先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古诗词的教育和传播上,从精心编选《给孩子的古诗词》,到为每首诗录制讲解和吟诵,她希望能把古典诗词这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叶嘉莹谈编选诗词选本《给孩子的古诗词》 视频来源:《鲁健访谈》

诗人痖弦在电影同名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中回忆说:“到了端午节,新旧两派诗人原本是不在一起吃粽子的。大家对屈原的解释定义不一样,所以你吃你的粽子,我吃我的粽子。”直到新旧诗派看到叶嘉莹关于传统诗词曲方面的文章,才调和了彼此之间关于诗论的争吵。

痖弦形容叶先生是“穿裙子的士”。儒家对士的标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叶先生都做到了。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掬水月在手》一书中,诗人痖弦回忆与叶先生相识的一段往事。

穿裙子的士

本文为节选,原刊《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

讲者:痖弦

诗人痖弦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台湾的远东电影院。那时候远东电影院常常演外国电影,当时的外国电影会在好几个电影院轮流演,从别家演完,再跑片到这里,放映时间没有那么准确,所以大家都会早些来,等电影开场。我当时看到一位女士穿着旗袍站在那儿,意暖而神寒,怎么这么清新,太美了!现在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就一直那么看着,我都觉得自己看得有点太多了,印象太深刻了。后来我到美国去做研究,偶然见到她,发现这正是我在电影院见到的那一位,才知道她是叶嘉莹。

叶嘉莹 1971年在英国牛津大学

我以前不认识叶嘉莹,是因为她从来不参加任何文艺活动。不过,我们新诗界的人对她的美也有所耳闻。我太太上过叶先生的课,对她的美更是歌赞崇拜。我太太说这几十年来就看到这么一个美人,像古书上走下来的一样。当时台湾文艺青年中有三大美女之说,要我说,叶嘉莹排第一,孙多慈第二,林文月第三。跟其他人比起来,嘉莹先生是美而不自知的,所以越发散出一种随和的光芒。我们也都不好意思讲:“叶嘉莹你都不知道吗?你很美!”

叶先生在台北敏隆讲堂

乍一看,叶嘉莹是研究传统诗词的,与我们写新诗的好像没什么关系。不过,她给周梦蝶的《还魂草》写过序,这也是她唯一一次给新诗集子写序。周公一直很佩服叶先生,说叶先生的诗论好,也可以套在新诗人论新诗上面。周公本身古典文学底子就好,佛经也读得认真。他的诗虽然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很大,诗里也出现了很多佛家的语汇,但他却是一个新诗人,是生机勃勃地活在爱情里边的人,诗里有不少女性诗化后的影子。叶先生自己回忆说是1965年,一个叫张健的学生跟她说周公要出诗集,想邀请叶先生写序,叶先生就答应了。她自己在这篇序中说,她对周公“忠于艺术也忠于自己的一种诗境与人格,一直有着一份爱赏与尊重之意”,也希望这篇序“不失为新旧之间破除隔阂步入合作的一种开端和首试”。

过去在台湾,新诗人和旧诗人不大来往。我们看艾略特、奥登,以前老先生写的老派诗词看不下去。这大概是因为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胡适他们号召白话文,专门革旧诗的命,导致矫枉过正。我们都是跟着纪弦、覃子豪这些人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认为那是最新的东西,一定要追随;把写旧诗的人贬得很低。最有意思的是,到了端午节(台湾规定的诗人节),两派诗人是不在一起吃粽子的。大家对屈原的解释定义不一样,所以你吃你的粽子,我吃我的粽子;你纪念你的屈原,我纪念我的屈原。新诗人读《离骚》,认为里边的“兮”是哈哈笑的意思,说这都是当年的白话文。老派学究当然不这么认为。后来俞大纲先生就讲,新诗旧诗是一回事,新旧诗人应该坐在一起吃粽子,不应该把屈原看成两个屈原。任何革命都是矫枉过正。矫枉过正的年代早过去了,为什么要结了仇一样老死而不相往来?

但是,大家看到叶嘉莹写的关于传统诗词曲方面的文章,就觉得帮助很大。她虽然没有解释过新诗,只给周梦蝶写过一个序言,与新诗人的来往也很少。可是你读到她的东西,就会觉得新诗人不读旧诗是不行的。想要新诗写得好,对传统诗也要非常熟悉。传统诗中的很多句法在新诗中也会出现,像郑愁予的“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这多像传统的小令啊!

叶嘉莹

那个时候的《幼狮文艺》凭着两个人受到欢迎,一个是俞大纲先生,一个就是叶嘉莹。叶嘉莹的理论,俞大纲的剧本(《王魁负桂英》就是在《幼狮文艺》连载)。俞老师是非常聪明通达的人,他讲课的影响力也极大——林怀民的舞蹈,蒋勋的散文,楚戈的画,还有吴美云的《汉声》杂志,都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的。那个时代真是群英满座啊!

当时我编《幼狮文艺》称得上全力以赴,就写信约叶嘉莹先生论传统诗的文章。其中一篇《略谈李义山的诗》,发在《幼狮文艺》第192期。那篇文章写得极好。李义山是个有名的“麻烦人”,他的诗以晦涩难解著称。叶嘉莹先生说,了解一首诗有三个方式:

第一,通过诗人本身的生平来了解;

第二,通过诗人与朋友的书函往来、相互唱和来了解;

第三,对于前两个材料都很少的时候,只能从作品本身来了解。

比如对于杜甫的诗,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来映照他诗中的家国之思,也可以根据他写与李白之间的往来获得蛛丝马迹。可李商隐不同,他的诗就像谜语,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诗题对诗本身也没有任何帮助,像《锦瑟》,这就是第一句诗开头的两个字。叶先生说,她读李义山的诗,常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那种充满了哀伤的字句,真的不晓得如何解释。李商隐把他自己的不幸加以艺术化,进而获得美感体验。可以说,他享受那个不幸,把玩那个不幸,他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那个人。叶先生说,李商隐虽然是迷失的、病态的、残缺的、悲哀的、痛苦的、绝望的,但他自有他的魅力。

她研究李义山下过很大的功夫。有时候我在想,她那么喜欢研究李商隐,是不是跟她一生经历的种种坎坷有关联。苦难使她对于不幸的精神世界,能够更多地去体察和了解。当年她的先生因莫须有的“思想问题”被关了起来,她一个人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寄居在亲戚的客厅里打地铺,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后来她在治学上爆发出如此之大的能量,就好像哀兵必胜一样,可以说是从苦难中获得了力量,令人肃然起敬。叶先生虽然看起来柔弱秀美,但她的性格特别强,我形容她是“穿裙子的士”。以儒家的标准来说,士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她都做到了。她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李义山,每一个人的李义山都不一样。从李义山的喃喃自语里,她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凄美。而李义山恰是写新诗的朋友最崇拜的。当别人攻击我们说:你们的新诗简直看不懂!我们就说:李义山呢?你看得懂?我们就是李义山的复活,我们就是那批人,就是把自己的不幸用文字提炼并自我赏玩的那批人。所以,李义山迷歌式的表现方法,最使得新诗人心折。

就这样,叶嘉莹使得新诗人跟旧诗人开始在一个桌子上吃粽子了。如今台湾新旧诗人能够彼此往来,都是因为受了叶嘉莹先生的影响,也是因为俞大纲先生的建议——“你多登一些叶嘉莹的文章吧!慢慢写新诗的诗人也会喜欢她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后来,我觉得光在《幼狮文艺》上开专栏刊登她的文章还不够,我与梅新又办了个杂志叫《诗学》。《诗学》把关于新诗旧诗的讨论和创作通通囊括其中了。可以说,叶嘉莹先生对台湾文坛的贡献很大,我一个新诗诗人邀请她写专栏她没有拒绝,一些演讲的邀约也不会拒绝。她一方面很勇健,面对苦难穷且益坚;另一方面她也很随和,非常与人为善。如今,她选择回到大陆,留在南开大学,对整个华人界了解传统诗词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想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吧,传承文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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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原标题:《电影《掬水月在手》日本热映!|痖弦:她是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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