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洁︱在明朝偷一套《劝善书》会怎样处罚？发配边疆

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九年（1411）三月十九日，刑部的官员向永乐皇帝面奏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民众（注意，不是士子），偷了一套《劝善书》，被判戍边并刺字。永乐皇帝问，字刺了没有？回说已经刺了。皇帝说，我经常告诫你们，要刺字的犯人，刑部官要亲自复审，毕竟是毁人一生的事。偷盗虽然不对，但偷的是《劝善书》，说明还是一心向善，就免了他的罪，再洗去他的刺字吧。

这条信息，后来的《国榷》《明通鉴》等简洁作风的编年体史书，也都采用了。但承袭的报道重点，显然是皇帝的仁心仁德，所以窃书者何地、何人，所偷何家，都没有交待。孔乙己偷何家的书，被吊着打，我每次看都觉得辛酸到要掉泪。但转念想，对于在人世间甚少快活的人来说，竟然连书也没得看，惨得跟在坟墓中也没差别了，还不如被打一顿。但永乐朝的这位窃书民众，未免也太惨了点。按《大明律》，刺字有规范，刺在右小臂上，“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画各阔一分五厘，上不过肘，下不过腕”。根据所犯的事，刺“偷官物”“偷官粮”“偷制书”“抢夺”等字样。规定刺右小臂，可能右撇子是主流，撸起袖子干活时方便被群众识破案底，不存在调档案等复杂程序。这样看来，刺字如永乐皇帝所说，真的是要毁人一辈子的。冒这样的风险窃得的书，是何等样子的呢？

《劝善书》是永乐仁孝徐皇后所编的劝世类书籍，共二十卷。永乐内府刻本，我们现在通过图书馆的线上古籍也都能看到。每卷前有“嘉言”，相当于引言或语录体导读，按“儒、释、道”分列。嘉言之后，是分则的短故事，佛、道的善恶报应，因果循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仁孝皇后相当于方志编撰体例的主修者，实际从事工作的另有其人，大多为东南一带文人，可考的有常熟、华亭、衢州等地。与《永乐大典》的编撰者多有重合，如林复真和夏宗文，前者是道士，从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时期起，就协同修撰《道藏》，精通道教典籍。后者则博通杂收、精通书法。但他们没有跟方志的撰者一样有署名权。《劝善书》一开始是颁给太子及诸亲王的，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去世后，才将此书大量印刷，颁给臣子及各地的府、县学。

也正因为是皇后御制、皇帝颁发的书籍，这位窃书者才会被判了重罪。按《大明律》，偷盗类的刑罚，盗皇家祭祀用品，盗圣旨、各衙门印信等算重罪，要判斩刑，其他一般也就是杖刑、徒刑。刺字算是一项加重惩罚的手段，适用于所盗财物较多，监守自盗等情节严重的。当时的初审法官，显然是将其按“盗制书”罪处理了。这条盗罪适用于：“盗圣旨，盗圣驾起马、起船符者判斩刑，盗官家文书者杖一百，刺字。”御制书籍，算不得圣旨，但好像又比官方文件重要，所以就取个中间值，判刺字再戍边。

从字面及制作意图看，《劝善书》相当于“精神文明指导”一类的书。但如果觉得这样的书肯定很无趣，这位民众真的是出于向善之心行窃，显然是有所误判。我们要相信群众的趣味判断，古往今来，有趣总是比正确更能诱惑人。

《劝善书》的文献来源庞杂，粗略统计了一下，有据可考的，大多出于《新唐书》以下至《元史》等正史，以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子部书。如果材料仅来源于这些常见书，虽说把故事搜集在一起也不容易，但终归是不稀奇了。这部书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许多可考、不可考的集部或子部材料。比如第二卷里，写了一个明代当代的鬼故事，发生在翰林院检讨、国子监祭酒胡俨之兄，胡发女儿的未婚夫的身上。

首先，这样的叙事就很有意思，比“七舅姥爷的三外甥女”可绕多了。这个未婚夫名叫夏福，不爱学习，就将本府儒学放火烧了，破案后被押至南京凌迟处死。他母亲将其焚化后带回，并向道士请了护符，以免过江河遇到危险。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期待更惊悚的鬼故事，但没有。却说夏福的鬼魂安全回乡后，在城隍指派下，到家乡的一座庙里做了小官，主管溺水者。他天天抽空回家吃饭，喜欢劝客人喝酒，大家也都能看见他。一次有位邻居妇人把酒偷偷倒地上了，被夏福一通骂。后来被上级察觉，加强了岗位制，他也就不能常回家了。然后，故事就结束了。没有果报，没有怨念，没有说教。鬼也活泼俏皮，看起来就像政治不正确的轻喜剧，还会让人忘了前半段犯罪与判刑的惊悚。

但这个轻喜剧还是有主旨的，只不过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了。一笔带过的道士护身符，就是故事的节眼。夏福能安全回乡，没有地狱果报，还有小小差事，能享受家庭欢乐，全赖有此，显然是某位道教人士执笔的本故事。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小小夹带，有人问夏福：“你曾去过胡家吗？”夏福说：“胡宅里有很多善神，我不敢进去的。”借鬼魂之口，表扬了胡氏家族的威望与亲善。

胡俨任国子监祭酒，预修《永乐大典》，不知他是否也参与修撰《劝善书》。《劝善书》成书于永乐三年初，故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七年，与修书时间相距不过十年，当时出版业不发达，时间距离如此近的一个故事，要从流传的书籍中得到，似乎不大可能。胡俨的个人著作里没有这种佚事的记载，可以理解为士不语怪力乱神的约束。但这个故事写他侄女的未婚夫，与他的关系很密切，极有可能，这是一个由他口述而来的故事。

这个可能是口述材料而来的故事，让我难免猜想，这书中好多未能查到出处的材料，是否也都有如此“田野”的来源。这些“田野”材料，往往比从书籍里来的那些更有意思，可能没有经过精细的意识形态加工，更具故事性的原汁原味。随手再拈一则来看，写的是兰溪地面的地方官家属，互相攀比穿戴，最后发生一系列生死攸关故事的悲喜剧，比《包法利夫人》还精彩些。这则故事被《万历金华府志》引用，后来的重修方志也一直沿用。

明代的出版业，到成化以后才开始兴盛，至嘉、隆、万时期，才达到私家刻书、坊刻书遍地的地步。永乐时期好多著名文人的集子，在当时都没有刊刻，大多在嘉靖之后才付刊。从方志材料来看，《劝善书》是各府、县学的基本藏书。《实录》说永乐五年曾颁给臣下一次，根据多地方志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永乐十五年曾有两次颁书，地域范围更广些，书目包括：《大诰》《大明律》《五伦书》《为善阴陟》《孝顺事实》《劝善书》等。

翻看康熙、乾隆年间所修的方志，好多县学的藏书，只有永乐年间颁下的这些书，甚至连一部史书也没有。稍好一些的县，有官员自行添置的，但一般也就几部史书，再加一两部理学家的文集。这其中，上海嘉定的县学藏书，仿佛就是沙漠里的一朵奇葩。据《万历嘉定县志》，这个县学的藏书，除了永乐朝颁的这些书外，正史也全部齐备。万历十九年，乡贤、礼部尚书徐学谟添置了以下：《何大复集》《历代名画记》《丹铅余录》《丹铅总录》《老子解》《世庙识余录》等，显然他爱好文艺以及道家，并且把当代史也收罗进来。

万历三十一年，知县韩浚增入《宪章集》《惕若斋集》《问辨牍》《续问辨牍》等。不用说，这是位理学中人，很可能是管志道的门徒。同一年，教谕王善继增入《尔雅注疏》《道德经》《冲虚真经》《杨子法言》等，这位教谕不但与知县学术旨趣迥异，而且还有分庭抗礼，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意识。相比那些只有几本藏书的北方县学而言，当时的嘉定，算得上是学术与文化多元化的标杆了。那位窃书者，要是生活在万历年间的嘉定，也断不会冒险去偷《劝善书》了。

叶盛（1420-1470）在《书草堂诗余后》里写，在他小时候，他叔父与客人在家一起读《劝善书》（类似今天的读书会吧），他也站旁边听了一些。后来有一次，讲到某事不知在哪一卷，他就提供记忆说是在哪一卷哪一板。翻出来一看，果然对，一时被称叹有加（《菉竹堂稿》）。可见《劝善书》内容的丰富，用来开个读书会，展开思想史、社会生活史、民俗学之类的探讨，还是足足有余的。由于其中的释、道内容，民间口耳相传间，可能是当故事书看的，而这种阅读体验，与此书的官方神圣象征之间，并不统一，所以才有了窃书与重判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