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预流”者：陈虬与“转型时代”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毋庸赘言，而若将视野延展数年，则如张灏先生指出的，1895-1898年的“维新”时期，还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开端。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面向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其中就包括中国读书人自办报刊，开始成为普遍现象。但目前对此现象的关注常见两个问题：一是聚焦于中心城市的情况，而其他各地也有报刊蔚起，却多仅被当作对于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响应”，由此形成一种“众星拱月”的叙述套路。二是着重讲述在后人看来代表着“转型”方向的“成功者”的故事，在此同样首推上海《时务报》，其余《知新报》《湘学报》等亦常为学人所道及。显然，据此构建的时代面貌并不完整，在“转型”中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且有各地、各方多元的互动与博弈。因此我们还应关注寥寥几个中心点以外，那些在今天看来不那么“成功”的“预流”者的故事。身处浙江省温州地区的陈虬的办报经历，便是从另外的角度窥视这一“转型”初始期之风貌的一扇窗口。

陈虬（1851-1904），原名陈国珍，字志三，号蛰庐，原籍浙省温州府乐清县，但其家族已久居同府之瑞安县。据称陈氏“家故贫，祖父三代无知书者”（陈谧《陈蛰庐先生传》），至19世纪60年代父叔辈才因军功起家，至陈虬一辈已有偃武修文之势。陈虬本人于1889年考中举人，但家族尚武的传统，亦未即刻断绝。据其友人忆述，陈氏少时“使酒负气”，习拳棒，善游泳，相应对于科举的兴趣有限，“不屑屑于帖括”，而有陈胜、项羽之志，慕商鞅、王安石之为人（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刘久安《陈蛰庐先生行述》）。1893年12月，他结集刊行《治平通议》，收入19世纪80年代以来所作《治平三议》《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蛰庐文略》等谋求“经世”的著作；主要基于这部著作（其他有《报国录》等），在现今的思想史表述中，他往往被视为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之一。

除却著书立说，陈虬也有过一些关乎“经世”诉求的地方实践。1870年代，他与瑞安人许启畴、陈黻宸等筹办“心兰书社”， 1893年又拟改“心兰书院”，在瑞城西北择址储藏图书以作众用。1882年，又与友人筹办“求志社”，表达过一些桃花源式的社会规划。但至迟在19世纪80至90年代，陈虬与瑞安地方的科举望族孙家、黄家的关系已然趋于恶化。其中孙家主要指孙衣言、孙锵鸣（衣言弟）、孙诒让（衣言子），孙衣言、锵鸣兄弟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孙诒让虽仅系举人，但系经学大儒，以朴学称名士林。黄家主要指黄体立、黄体芳（体立弟）、黄绍箕（体芳子）、黄绍第（体立子），黄体芳系“清流”干将，与张之洞交好，其子黄绍箕系张之洞的侄女婿，是张的重要幕僚。其实陈虬与孙、黄两家早先的关系尚好，至1889年，他乡试中举的硃卷中，还将孙锵鸣列为自己的“问业师”，孙衣言、黄体立、黄体芳列为“受知师”。双方交情破裂，在陈虬一面可能与其狂傲不羁的性情有关；但是这份狂傲亦不彻底，直至维新时期，他仍有意借重本地望族的权势声名，以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

整体上讲，虽然有在上海、杭州、京师、天津、山东等地的交游与阅历，陈虬主要的事业重心还是在温瑞地方。因遭逢大病，他开始习医，至1885年，他与陈黻宸、池志澂等人在瑞安县城设立了“利济医院”。“医院”之名当时尚称新颖，但院中主授者仍为传统医学；院中设有“道济群生，泽衍万世，津梁广启，执圣之权”十六字世次，以明师徒之传承。可以说，这所“医院”是陈虬在地方上的事业心的集中体现，维新时期的温州《利济学堂报》馆，便是自此延伸而来。

1895年，陈虬在瑞安县的利济医院总院以外，又设分院于温州府城，并于府城另设分院医学堂。从1896年12月起，该分院以“温州道署西辕门外利济医院”之名，陆续出现于上海《时务报》《农学报》《实学报》《新学报》《集成报》等报刊的代派处名单之中。此期温州地区订购外界时新书报的数量甚为可观，就《时务报》而言，订量最大的机构为孙、黄等望族子弟发起的瑞安县城内学计馆（订报数居浙省县级地区之首、全国县级地区前列），其次便是陈虬主持的温州府城利济分院。而与孙、黄等望族满足于“订报”（只是偶尔向外界报刊投稿）不同的是，利济医院同人且要在乡“办报”，以更深刻地介入新学新知的“生产”环节。

1897年初，温州府城办起《利济学堂报》，该报是目前所见浙江省内最早一份由本土读书人主办的维新刊物，同时也可能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中医”类刊物。但《利济学堂报例》中明言，报中文章大体上并非新作，其“原出利济医院学堂，故医学独详”，即所登之文主要是医学堂历年的教材讲义。同时该报虽系半月刊，但日期的标识却遵从医历二十四节气，首期从丙申年“大寒”开始（1897年1月20日），计划标到次年农历十二月的“小寒”，算成“一纪”（或是要按“纪”形成汇编本）。报文亦以“医论”为主，进而形成了以“中医”为基底，收纳其他中西知识信息的体例。报刊编撰者可能包括了来自温属各县的医院学堂的全体员工，所登办事人员姓氏，按春、夏、秋、冬四季分列，分院董、院长、监院、总理、协理、教习、襄订、纂修、撰述、总校、分校等诸多“工种”。可见编撰队伍规模之宏，且“报馆”分工与地方“学堂”中的师徒关系亦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联。

在报刊推广环节上，陈虬及其同人也毫不马虎。当时的《时务报》已经就报刊应如何“促销”向各地读书人作出了一系列的“示范”，这些促销手段包括本地销售打折、代售者给予优惠、代售或捐资者于报中登名致谢等，另外还有各报互相代售、进而建立可以共享的销售网络的做法，这些手段均为《利济学堂报》所效仿。1897年7月，《时务报》中便登出了《利济学堂报》告白。1897年8月（农历丁酉年七月），绍兴人胡道南、童学琦等于省城杭州创办《经世报》旬刊，陈虬与其同乡宋恕（温州府平阳县人，孙锵鸣四女婿）及章炳麟受聘为该报撰述（相当于主笔，其中宋恕称“摄著论”）。借此便利，陈虬又于杭州设立《利济学堂报》分馆（下城贡院西桥），由是杭州成为陈的又一个重要据点，浙南北形成遥相呼应之局。或是由于宋恕的提议，在集体拟定的《〈经世报〉叙例》中，“上海之《时务》、澳门之《知新》、湖南之《湘学》、温州之《利济》”四报并举，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宣传策略。而《利济学堂报》本身所设与计划设置的派报处，遍及温属各县、浙中各府，以及京、津、沪、苏、鄂、赣、闽、粤、皖等地，且在报中代售《时务报》《知新报》《农学报》《集成报》等报刊，其志向在借重外界（尤其是上海）的售报网络，将自身影响呈涟漪状扩大到全国范围，应无疑义。

可以说，虽然设于温州这种相对“边缘”之地，《利济学堂报》同人的雄心也绝非只在办一“地方小报”，而是要把自身的声势壮大到全国层次。问题在于，同人可以调动的资源与自身利用资源的能力，是否与此雄心相匹配。如上所述，《时务报》在销售手段上虽为后起者提供了许多示范，然而其“市场化”水平依旧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它仍要依托经营者自身的官、绅交谊网络，甚至运动某些官员通过行政命令向各地推广。这一点其他办报者也心知肚明，但这种“成功”之道也着实难以复制。因这些初涉报坛的读书人中的多数，并没有如《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那般中进士、广交游（且曾入张之洞等开明大员幕府）的经历以及运用这些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强大能力。杭州《经世报》的发起者胡道南、童学琦，仅为举人，只能通过乡谊动员在京中任事的蔡元培等个别人为之代销报刊，报刊初始发行量只有“八九百分”，销数更少，代售点亦在不久后开始持续减少。陈虬同样只是举人，虽曾积极托人与张之洞等联络，但实际进展有限，而温州本地的著绅更是由于向已有之的矛盾，不仅未予合作，且有或明或暗的抵制。早先陈虬曾请得温州实际的最高行政长官——温处道宗源瀚为利济医院捐资二百元；但《学堂报》中所开列的医院近年捐资人名单中已经没有一个地方大绅，且据孙诒让致汪康年的控告信中所称，宗源瀚不久就因发现自己遭到陈虬的“蒙骗”而后悔不迭。《利济学堂报》馆甚至还曾假称孙诒让为报馆捐过五百元，引起乡里舆论大哗，孙不得已在上海《申报》刊登告白，声明助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从一种“后见之明”看，如果能走充分的“市场化”“商业化”之路，这种既有官绅网络的限制当然不是不能克服的。但其时各地办报的多数读书人非但未曾表现出多少商业方面的才能，且往往强调“士人”报刊与商业报刊的根本区别，在报中大唱本报无意“逐利”的高调，以在“维新”热情照映下不计成本的行为为荣。只是当血本无归真的成为现实，这些读书人依然会感到懊丧与心痛。如陈虬在订购数十份《时务报》后，便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坦承推销乏术，只能依恃同人“一味硬派”。而因邮路时有不畅及订购者的拖欠，《利济学堂报》也长期难以收回报资。多种问题累加，遂令“利济”品牌不断雪上加霜，后来陈虬在致汪的信中禁不住感叹：“敝《学堂报》分售有二千分之多，实销仅减半，而收数竟不及四成，并寄售各报亦在内，利源有限，挹注太多。……想贵报外无一报不折本也。”“二千分”的分售量不算特大，除《时务报》外“无一报不折本”，恐怕也是当时实情，只是对资本与能力有限的陈虬及其同人而言，这场办报诱发的危机，已足以将其毕生的事业赔垫进去。

除却经营，尚有报文内容的问题。与汪康年突出的经营能力相配套，梁启超因主笔《时务报》而得享大名，其平易又充满气势的文风甚而被一些士林读者先入为主地视作士人报文之“标杆”，有意无意地借以评判其他后出报文的风格与质量。相比之下，虽然《经世报》的三主笔中，宋恕、章炳麟有意在康梁以外别树一帜（这与之前章在《时务报》馆与康门中人发生冲突、继而出走有关），但章氏在《经世报》中登载的《兴浙会序》有较露骨的反满言论，陈虬、宋恕所作报叙亦引起京城友人（可能就是蔡元培）的不满，二者均严重影响到了该报的销量。胡道南、童学琦作信向宋恕抱怨，宋恕却在回信中称自己的文章虽然“高古”不如章太炎，“然胜康长素师徒则远甚”，主要是“京外四品以上”人物学养太差读不懂，径视“曲高和寡”为理所当然。陈虬对于康梁诸人的敌意不甚明朗，但在三主笔中数他供稿最为积极。后来张元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及杭州《经世报》、上海《实学报》（江苏吴县人王仁俊主持）均有意与《时务报》为敌，但《经世报》“言多粗鲁，姑勿论”，连与汪、梁一争的资格也没有，刊文最多的陈虬，理应在此处张元济的攻讦对象之内。

这些议论的矛头所指，包括文风问题，因章、宋、陈等人行文风格均偏于古奥，不似梁氏之平易。而称“言多粗鲁”，或与陈虬之文在知识思想资源上的问题有关。与《利济学堂报》相似，在《经世报》中陈虬也多次依托自身“亦儒亦医”的底色，援引与传统医学密切相关的“术数”之学与阴阳五行之说。事实上，阴阳五行、风水堪舆之类与传统医学的结合，一直是常见现象，问题出在陈虬及其医院同人意图把糅合了星相堪舆之学的“中医”之学作为接引西学、鼓吹维新的起点。在《治平通议》等著作中，他已使用到了这些内容，但似未引起亲自挑选过的读者的强烈反感；但至维新时期，情况已有了不同。如湖南人谭嗣同因见及《时务报》中的广告，出资订购了《利济学堂报》，但开始阅读后，便发现“中多荒谬迂陋之谈，直欲自创一教，不关于学术”，写信给汪康年称若不许拆购，就要全部退订，称“此报为害不浅，其阴阳五行风水壬遁星命诸说，本为中学致亡之道”。世变孔亟，某些儒者对“怪力乱神”的摒斥与自外传入的科学主义倾向相结合，使得陈氏擅长的“星命”“水运”诸说变得更加不堪入耳。其同乡孙诒让，亦曾作信向汪康年控诉陈虬“所论绝浅陋”，这种看法也不尽是之前地方矛盾衍生的成见所致。

以上经营、报文诸问题，终致铺开的局面不可收拾。目前所见《利济学堂报》最后一期为第17期光绪丁酉秋分（1897年9月22日），而《经世报》也并未办到戊戌年。但之后陈虬仍未放弃对外经营的雄心，1898年与康门师徒走得很近，非但与瑞安人章献猷一并加入保国会，还积极参与筹建“保浙会”，代拟条陈，以期与保国会相呼应。然而戊戌年夏，瑞安县发生文童闹考事件，陈虬随友人陈黻宸卷入其中，与孙、黄等地方望族的矛盾再度升级。戊戌政变爆发，黄体芳等借题发挥，欲将陈打成“康党”，所幸有陈葆善等医院同人出面调解，风波才被平息下去。可陈虬的事业经受这一连串的打击，元气已难恢复，人称其“云散二百徒，累败八千金”，利济医院学堂已濒于破产边缘（池志澂《陈蛰庐先生五十寿序》）。之后医院同人决定作一次大的收缩，报馆自然停办，温州府城分院亦推给陈虬独办，“启闭听便”，与瑞安总院无涉。至1902年，经宋恕等人调停，孙诒让与陈虬的矛盾也得缓和，但“利济”品牌风光不再，居乡的陈虬也于1904年初在志不得伸的孤愤中辞世。

如陈虬这样的一位在“维新”时期之前已开始探求西学新知的思想者，在“转型时代”的探索却遭遇到了大的挫折。作为“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的《治平通议》等著作曾受张之洞、谭献等人称许，这些著作且与宋恕的《卑议》一道列入1896年的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而其“办报”实践却遭受重挫，究其缘由，或关系到此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转变问题。简单来说，晚清那些意在“经世”或体现“早期维新”思想的“著作”，多由士人作者通过传统“进呈”或“寄赠”方式传播；而士人对于近代报刊这种有别于传统“书籍”的新型媒体的介入，虽然依然严重依赖官绅网络，却已使得读书人文字的受众范围从一开始就变得更加不可控制。知识观念流通变得更为高效、传播地域范围更广，可“嘤其鸣矣”却更不一定能求得“友声”，在谋求“救亡”的“众声喧哗”中对于各种知识观念的筛选淘汰，已相应变得更为频繁与剧烈。还有“功夫在诗外”的一面，“办报”对于读书人的考验尚是全方位的，除却行文，在人脉运用、经营能力等方面亦有新的具体要求。许多中土读书人投身兴办“维新”报刊的浪潮，系出于一腔报国热忱（同时当然也有提升自身地位的渴望），但对于相应的考验究竟包含哪些方面，多数人似未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所以此期（尤其是1897年）“维新”报刊虽然一度花开遍地，可真能避免昙花一现之命运者却寥寥无几，也就无足称怪了。

当然，这也绝不是说在“转型时代”初期，已经有一种对于关乎报刊的“现代性”的标准化理解。在此不新不旧、亦新亦旧的读编互动与各报之间的博弈中，才逐渐形成了某些关于“近代报刊应该怎样”的意见与观念。换言之，不能说陈虬这些人未走“正确”的路，而是本没有现成的路，路是从未走过的众人开始走的时候才生成的。无论在后人看来是相对地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是在“走”，在上下求索，也就都为“路”的出现与延展贡献了一份深可宝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