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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 钟淋：《青年马克思》：传记电影人物形象建构的两面性

2022-11-23 12: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钟淋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青年马克思》：传记电影人物形象建构的两面性

作者丨钟淋

摘要：《青年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人物形象的建构反映出十九世纪中叶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现状，在充分保障人物真实性的同时也面临着缺乏感染力、表现力和影响力的问题，折射出传记电影在人物形象建构的两面性问题。在新时代语境下，传记电影的人物形象建构需要被再审视、再理解、再出发。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传记电影；人物形象；两面性

《青年马克思》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传记电影作为新时代电影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荧幕上的呈现日益多元化。《青年马克思》由左翼导演哈乌·佩克拍摄，于2017年上映。电影以1844年西欧社会为背景，借助青年马克思的转变这一主要线索，讲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萌芽及《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过程。

电影开端还原了德国莱茵省林木盗窃案和摩塞尔记者新闻事件的场景，进而深入表现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如何从黑格尔国家观中脱离走向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电影中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看了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我转向经济学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文章写得非常深刻。”二人对于工人劳动、人的解放和宗教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他们判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反对自身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劳动导致了工人的贫困，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精神内涵不断加剧矛盾，使得工人的需要被最低限度的压榨最终陷入循环；同时他们认为人类的解放需要通过消灭私有制及其物质基础才能够实现。为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和理论设想的实践，在被法国基佐政府驱逐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加入“正义者同盟”，将其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二人在奥斯坦德对“理想和现实”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后，起草了《共产党玄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青年马克思》剧照（图片来自互联网）

《青年马克思》选取了马克思生命中极具代表性的几年时间，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人物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塑造，展现出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独特的魅力。电影整体采用零度叙事，弱化音乐的情绪冲击、台词的场面影响以及布景的色彩效果，单调的对白、灰暗的色调、平实的叙事等等都反映出马克思人物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真实状态和经历。即使结尾处，马克思与恩格斯领导将“正义者同盟” 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依旧呈现出一种“死寂的喧哗”。这种拍摄手法充分的保障了人物真实的心理和环境：马克思穷困潦倒的生活状况与雄壮激昂的演说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压抑的繁荣与工人运动静默的高亢的矛盾…等等。这充分显示出电影对还原人物真实性的重视与成果，但这种“侧重”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寡淡”与“乏味”是众多批评中多次出现的词语。这表明观众期待视野中的“马克思”更多的是革命的象征，是领袖的身份，而“工人运动”也代表着激昂、热血、暴力…等近似的意象。但这些成为了电影《青年马克思》的缺失部分。特别是在“高潮”问题上，霍华德·劳逊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写“电影的高潮既是决定矛盾双方命运的关键环节，亦是主题的最充分表现。”而《青年马克思》中为了保证人物塑造与真实历史和影片整体风格相符，并没有设置明确能够强烈震撼观众、从形体运动、视觉听觉等多角度形成冲击的片段，因而也被诟病为“流水账”式叙事。

由此，透过《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形象不难看出传记电影中人物建构存在的矛盾。《电影艺术词典》对传记电影的定义是“以真实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依据，用传记形式拍摄的故事片。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揭示他们在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所进行的斗争和做出的贡献，因而为人民所缅怀、尊敬。传记片描绘的人物的重要事迹，必须严格忠实于史实。可以叙述人物的生平经历…也可截取人物的某些重要生活片段…”。这说明传记电影的自身性质就为电影中人物形象塑造的两面性奠定了基础。传记电影立足于故事片的定位，力求实现人物真实性与社会贡献度的结合。为了追求电影从细节到整体的客观性，传记电影大多数采用的都是零度叙事的视角，减少音乐、台词、布景等各个带有导演、编剧主观色彩的因素，以冷静写实的镜头语言描绘出事件。然而，电影的价值导向又要求宏大叙事在拍摄中需要占很大的比重。宏大叙事包含的煽动性画面、夸张性叙述以及极具渲染力、表现力的背景都会一定程度的扭曲所谓的历史真相。这就导致传记电影的人物真实性与社会贡献度之间存在着难以完全共存的内在矛盾，进而使得人物形象建构存在两面性。影片内观众的解读停留在真实或宏大的一个侧影，而影片外的评述由于深谙人物完整的历史形象，始终会对影片内缺失，或者说处在弱势的那一面持有批判态度。

《青年马克思》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青年马克思》遇到的人物困境不仅仅是个案，而是所有传记电影都将面临的两难抉择。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末代皇帝》、《甘地传》选择了历史事件的表现，将人物塑造置于时代长河中刻画其或彷徨或坚决的一个剪影。二十一世纪初的《美丽心灵》、《钢琴家》等电影则走向了人物叙事，重视在真实度在剧情中的呈现度。直到影片《我不在那儿》采用了符号学元素，通过鲍勃·迪伦作品的无序展开，挖掘人物在电影中的象征涵义，进而在后现代视角下讨论电影如何表现出艺术真实与社会价值两方面这一命题。从传记电影的发展史角度不难看出，电影拍摄在挣扎选择人物建构的矛盾一方的过程中，已经展现出了问题的本质和可能的解决措施。

单纯选择人物真实或是社会价值某一个侧面必然会导致对于电影理解的两极分化。而如果将二者进行绝对理性的平衡，就会导致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与庸俗化。比如，《青年马克思》中的“约瑟夫·普鲁东”的形象既呈现出历史人物真实的政治主张，即“财产和所有权一样即盗窃”，同时也在正义者同盟的建立与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个方面相对持平，但实际的效果是蒲鲁东作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个人魅力与社会影响并没有完全展现，尽管对蒲鲁东的人物塑造是完全客观且兼顾了社会价值的。由此不难看出，首先对于电影人物塑造两个方面的平衡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困境的，并且，这个困境不仅仅存在于传记电影中，也存在于普遍意义电影的人物塑造中。只是传记电影的特性使得人物功能在电影中被放大，将问题暴露在观众和剧评人的视野中。

那么，这样的困境在电影未来发展中有着怎样可能的解决措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需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其一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传记电影面临的问题虽然有其自身性质的桎梏，但也存在时代因素的影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也总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作品“此时此地”的特性，正是这独特的存在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整个历史。在二十世纪中叶及以前对于传记电影的理解尚未陷入目前的“意难平”，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观众对于电影人物的感受是与所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相协调的。这就意味着电影对人物的具象化塑造也需要与时代主流审美结合。目前已经涌现出反传统的后结构主义电影潮流，部分传记电影开始寻求在抽象意义上把握人物的本真状态，通过对复杂理论的建构和创作主体的介入实现艺术境界的再提升。例如电影《我不在那儿》对于鲍勃·迪伦的刻画就受到了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元关系和对象二分论的影响，打破了传统传记电影在人物塑造上的明确意指性，对电影发展具有极强的里程碑式意义。这无疑是对“两面性”困境的有效解决方法。

而对“定义”的突破则是另外一面。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写“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他认为一切理解都是带着预设答案的理解，都是由期待视野决定的。因而对传记电影的理解会始终受到对这类电影共性印象的限制。尽管在类型电影研究的相关著作中，将传记电影单独划分为一种类型进行研究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导演、编剧、观众对传记电影依旧形成了一种较为固化的普遍认知，也就是构成传记电影的要素，人物真实性与社会贡献度的双重保障。然而实际上，也许并不是传记电影难以走出人物建构的两面性窠臼，而是这种预先的建构束缚了传记电影的发展。纵观电影史，不难发现传记电影的核心并非是历史真实与历史价值，而是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因而，以传统的、滞后的评价体系来规范现代电影的拍摄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切可能阻碍电影拍摄中对人物完美塑造的预先理论都需要被警惕和反思。所以，在新时代电影发展时期，需要对传记电影的身份性质实现解构，走出“xxx式的电影才是传记电影”的牢笼，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传记电影是什么”这一命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