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十三年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

本文图片来自于许鞍华电影《投奔怒海》

作者：段文昕

英文翻译：Wang Jiyuan

一

坐在隔离酒店的床上，电视播放综艺节目的背景音，欢笑吵闹，永兰俯下身去，按了按自己的小腿肚，尽管已经出狱一个月，腿上仍然有镣铐的印记，她试着拍一张照，觉得很丑，又将照片删掉。

她记得那天判决完毕，走出新加坡法院，狱警将镣铐扣在自己的手脚上，沉重的铁环让她往下坠，就像电视上看过的情节。恐惧和忧伤涌出眼眶，这是她决定自首以来，第一次没有忍住，哭了。

判决书上，永兰的罪名是逾期逗留。2009年，永兰花一万中介费，办理了新加坡的旅游签证。抵达新加坡，她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期限：不回国，一直工作到被警察抓住的那天。一开始，她住在福州老乡的群租房里，屋内最多时挤过二十个人，大多和她一样，是没有身份的黑户。

永兰的家乡福清——一个临近低矮青山和内海的小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掀起出国打工潮。因受教育程度有限，又不甘于县城低廉的薪水，不少人选择用偷渡、假结婚、换人头（指借用别人的护照）等非法方式出国，他们将华人超市开进阿根廷，把按摩店扩张至唐人街，足迹遍布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

与永兰同屋的福建男人，一赚到钱便爱去喝酒，就像她曾经的丈夫。半夜回来，酒瓶砸在地上，哐哐作响。玻璃碎渣令永兰恐慌，她听到邻居报警了，于是赶紧收拾东西，赶在警察来之前离开。她按照过来人的经验，把别人的工作准证复印，再贴上自己的照片，试着去租本地人放出的房子。房东不放心，核实出身份是假的，永兰再次搬了出来。如此折腾三四趟，后来，她认识了一个胆大且缺钱的马来西亚人，他的女朋友和永兰是同乡，大家互不说破，便住下了。

因为没有工作准证，永兰选择做钟点工，不用查验证件，用手机沟通，现金结算，工资可观，危险更小。十三年来，永兰的日程几乎没有变化。她一周做十户人家，清晨六点起床，八点抵达雇主家开始工作，午饭是打包的三新币的海南鸡饭，她常坐在楼道间，在十五分钟内匆忙吃完，才能在下午一点准时到达另一户人家。

永兰的第一任雇主是一对中国夫妇，在新加坡从事科技工作，待人和善。他们的儿子也在新加坡长大、成家，待儿媳怀孕后，永兰便转到他们的新家，继续旧日的工作。

为了不暴露黑户的身份，大多时候，她会说自己是陪读妈妈或单亲妈妈，辛苦劳动是为了孩子的学费。到了年轻女孩家，永兰就强调自己是随丈夫来的，男人在身边。她称之为“善意的谎言”，说多了便习惯，但有时也容易混淆，有一回，她忘了自己是单亲妈妈还是陪读，在雇主前说错了话，回去后，她告诫同伴，谎话不要编太多，认准一个就好。雇主常常会被她们骗倒，直至警察打电话来通知，他们才恍惚地问：“谎言讲得那么美，怎么会是假的？”

新加坡的热浪如海，缠绕不绝，人同被单一样晒着。从三十岁迈进四十岁，永兰发现自己变得更怕热，尤其在扫厕所时，白净的瓷砖映出她被汗打湿的影子，像云投下的阴影。朋友笑永兰笨，为什么不开电扇，一直对着马桶吹。她连说不行，这是在别人家干活，开电扇不就成了享受。到了春节，永兰还会把女儿寄来的家乡特产——鱼丸和紫菜送给雇主，再给小孩塞一封红包。

找她的人渐渐多起来。永兰曾给一户印尼人家做清洁，只去一次就拒绝了。她走进厨房，看见墙壁上粘附厚重的油污——他们爱炸东西的痕迹，气味很重，永兰擦起来太累。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有许多繁琐的讲究，雇主警告她：小心家里的地板，是大理石的；别摸柜子上的包包，很名贵的。永兰的手连忙停在空中，心里默念一句：“去你的”。有一回，她在熨衣服时烫出一个洞，女主人拉住她，说衣服是在香港买的，真丝材质，得赔两百新币。永兰上门，每回只收一百，她干脆搭上这次工钱，再也不来了。她很怀念在新加坡当老师的英国夫妻，总和她保留礼貌、合适的距离。每当工作开始，夫妇二人就会把孩子带到室外骑脚踏车，到结束时间再回来。有需要叮嘱的，他们便写张英文纸条放在柜台，永兰半蒙半猜，实在看不懂的，就带回去让男友杰哥翻译。

永兰和杰哥是在一场卡拉OK上认识的，刚到新加坡，女伴把认识的朋友叫出来一块玩。摇晃的彩灯下，男男女女，永兰显得比较沉默。第二天，她接到了杰哥的电话。杰哥是新加坡本地人，比永兰大12岁，他的妻子早年过世，留下两个女儿。杰哥有一家汽车修理厂，雇了一位马来西亚工人。杰哥在电话那头，问道：“我要养你，可以吗？”她愣了一下。

永兰知道身边两个女伴，都找了本地人作男朋友，这也是她们的生活支柱。她们备着两个手机，可以不留痕迹地和多个男人保持联系。曾经留学新加坡的女作家九丹，在小说《乌鸦》中写过被新加坡人称作“小龙女”的中国女人，她们的天地在夜总会、酒店、床单和浴室内。来钱快，也更容易被警察觉察。

二

永兰同意了两人搭伙过日子的请求，杰哥又问她需要多少钱，永兰算过国内家人的开销，提出要五千人民币。听到后，女伴笑她笨，说没有人像永兰这样，“一棵树上吊死”，来新加坡还过安稳日子，直至2019年末，新冠肺炎席卷，大家又羡慕起她的安稳。

没有身份无法进出医院、打疫苗，领口罩，她们的生存空间在不断收紧。永兰一边做工，一边学习打完疫苗之后的感受，并尽可能讲得真实细致。“打完没什么反应”，她这样对雇主说，“就是有点犯困”。

一条短信在她们间流传，那是有工作准证的人的疫苗记录，上面具体有接种的时间、地点，种类，她们保存好，将姓名换成自己的，展示给雇主看。永兰还会把紧缺的口罩送给雇主，以表示自己也能从政府处领到。

2020年的早春，因为房东欠债卖房，永兰不得不搬离居住了十年的屋子。生活好像自那一日开始滑坡，变得剧烈而危险。

四月，新加坡颁布封城令，人们进入公共场合需要追踪码。商店、菜市场、百货公司门前立着保安和检测仪器，永兰无法进去。两个月来，她的餐桌上几乎没有荤菜，只有吃素，以及杂货店里卖的干粮、马铃薯、地瓜。她偶尔会去杰哥家住，让杰哥多买一些食物，顺便给独居的朋友送去。

街上巡逻的警察更多了，她将习惯的夜跑改成一周一次，晚上几乎不出门。

唯一不变的是做工，将口罩系紧，永兰仍旧是一家一户地跑。没想到连公寓也开始检查证件。她索性坐在门外边，看见推儿童车的人家开门，趁机跑进去。进入家中，永兰和雇主抱怨几句：“今天又查我，好严格啊。”

杰哥的小女儿是护士，偶尔会回杰哥家住。2020年9月29日晚上，永兰做了三菜一汤，三人围坐着吃饭，永兰发现杰哥的女儿有些咳嗽。睡前，她敲开杰哥女儿的房门，提醒她注意身体，还递去一杯热水，就像往常平淡的夜晚。

次日清晨4点，杰哥的女儿打来电话，说自己确诊了，按新加坡的政策，永兰和杰哥需要居家隔离。

家，这个词对永兰而言很模糊。永兰考虑了四小时，觉得无处可去，决定要自首。同时，她清晰地感到，无论是回去还是留下，自己都会后悔。

假如，永兰想过许多可能。假如她在杰哥家隔离，即便感染了也无法进医院治疗。假如她去移民厅自首，或许有接种疫苗的机会。疫情爆发以来，白天的警力也在加强，她们建的许多微信群，不断因为共同好友入狱而解散、彼此删除。有个朋友被抓到遣返回国后，劝永兰去自首。

“去自首，起码还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朋友说道。

九月的新加坡，偶尔飘来很短暂的凉意。下午，永兰挑了一件黑白条纹衫换上，横竖看了看，也没觉得多漂亮。她的衣服都是儿子从国内淘宝转寄来的，整理过后，又扔掉不少，最后只剩下一个行李箱，再加上一个背包，像一名简单、轻松的游客。

在进移民厅前，永兰和家人拨了一通视频电话，母亲、女儿、儿子，浓缩在屏幕的四方格里，永兰简述自己的决定和安排。女儿从她尽量保持的冷静语气中，听出一丝死亡的寒意。女儿哭了，让她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永兰打开了美颜相机。

她的身形清瘦，大概是坚持跑步的原因，眉毛理得很纤细，双颊饱满。黑色口罩上方一双眼睛明亮，仿佛被水洗过，安静地看向家人。

被送进樟宜女子监狱前，移民厅的长官向永兰抛来一个机会。一男一女站在审讯室，严肃地问道，永兰认不认识像她“这样的人”。他们早查过永兰的手机，还有几个没来得及完全删除的回信。长官问她，要不要来当警方的线人。只要以工作为名，把这些人叫出来就可以了。

永兰摇了摇头，说自己做不来。女长官换过温和的语气，说假如给她线人准证，能让她在新加坡正常打工，做不做线人？

男长官用英文窃窃问道：“有这样的准证吗？”

永兰接着问：“有吗？有假如的吗？”

男长官很惊讶：“你会讲英语？”

永兰说：“我不会，但你们就是这个意思。”

女长官只好承认，确实没有这样的准证，不得已让永兰出门去了。

她知道做线人的诱惑力，有人拿到十年的工作准证，不必再为身份发愁。有人拿了八千新币，附加一张回国的机票。但她也知道，自己的好朋友就是被线人举报才抓进去的，在监狱内感染了疫情，至今仍没有治好。

三

做完核酸检测，永兰需要先隔离十四天。她领到一个箱子，里面装有牙刷牙膏、一块香皂，两卷厕纸，这是一周的用量。狱警还给每人分发一张草席，两床被子。每日清晨5:30，她们起来整理床铺，轮流洗澡，穿戴整齐，等待长官巡房。到了晚上九点将被褥铺好，再等待检查。盒饭按点从门下的窗口递进来，大家席地而坐，吃完再递出去。后方用隔板挡住，形成一方卫生间。

监狱里，永兰认识了林姐，她们有共同的好友，共同的家乡。隔离间内，有新加坡阿姨，印尼女孩、印度女生，五人语言不通，都显得有些沮丧。

唯有林姐是快乐的。逾期逗留的十四年零六个月，林姐通过放贷款，攒下两百五十万人民币，她待够了，很轻快地到移民厅自首，随身行李多得让打包的长官发愁。林姐手一挥，大气地说，回国之后，要请全村人吃自助餐，再买几件好的大衣。

看印尼女孩长得美，林姐想让她当儿媳妇，拉永兰来作翻译。她用仅会的几个英文单词问女孩：“林姐有很多money，你要不要嫁给她的son？”不知道怎么表达金额，永兰写了个二，加上许多零，五人笑成一团。

林姐又问，印尼女孩怎么会到这里来，犯了什么事。女孩不语，林姐再去问别人，众人沉默。

永兰拦住林姐，说：“林姐，每个人到这里来都有他们的心结，不要再问了。”

约莫到了第十天，印尼女孩才开口，说自己做女佣，在雇主家遭到虐待，所以想去报复小孩，结果被摄像头拍到，于是被关进来。

隔离期满，永兰发现自己没有感染的症状。随即，她被换到监狱的四人间，她惊喜地看见，林姐和自己在同一个房间，她刚想庆祝两人的重逢，一位坐在旁边的老太太，做出缝住嘴巴的动作，又一个人开口了，用英语解释道：“少说话，不要问”。

永兰看出来了，那位老太太，应该就是监狱里的“大姐”。

大姐是一位娘惹毒枭，在狱中已经待了四十年，狱警很照顾六十八岁的大姐，常常会来她们房间问候，有事情一叫就到。大姐身旁是一位马来人，身形很胖，信奉回教，常窝在一角念词、做礼拜。

永兰私下和林姐商量，她们初来乍到，不如承担打扫的责任。由林姐拿饭，抹地，永兰打扫厕所。永兰还会顺便把大姐的拖鞋从门外拿进来，再替她拿出去。被林姐看见了，很生气地说，永兰太积极了，搞得自己也要这样做。

永兰耐着性子和林姐解释，算了，大姐年纪老，我们让着她。林姐没有擦干净的地板，永兰就拿出自己洗澡的肥皂，重新擦一遍。

让一点，再忍忍，永兰总抱持这样的态度。在新加坡的十三年，她看见太多破碎的生活，混乱的感情。永兰的同乡阿敏，因为没有钱，不敢离开酒后施暴的新加坡男友。陪读妈妈阿芬，在新加坡待了23年，在工作的菜场感染了新冠疫情，一天下午回到家，阿芬发现房东把她所有的衣服都丢在门口。她只好自首回国。永兰也有快要忍不下去的时候，尤其当她和孩子吵架，隔着手机，怒气就快突破那层束缚的，名为母亲和长女的道德薄膜，她说自己明天就要拎着东西回国， 永兰话音一落，电话两头的人都安静下来。

十三年过去，永兰坚持在新加坡工作，直至为家人买下一套商品房，供女儿出国留学，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日子似乎有了希望，就像她擦过的地面，变得更加明朗。她正打算再攒一些钱，却走到告别的时刻。

高中辍学的永兰，在监狱里读了四本书，她印象最深的是九把刀的爱情小说，情节起伏，里面的人物一会爱一会恨。每天，大家能出门活动一小时，那是她们唯一不用戴镣铐的时刻。监狱两层的铁门都被打开，永兰看见女人们身穿白色囚衣从铁门内走出来，一间间、一排排，又融成一团，淡绿色的墙壁上，影子重叠，又分开。公共电视上轮流播放马来和印度的影视剧，听起来很陌生。永兰还瞥见一个很像男生的囚犯，常常与另一女孩贴得很近，每当此时，狱警就大声斥责两人分开，身边传来奚落的笑声。永兰渐渐明白，随后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查房开灯，睡前关灯，时间就在一明一暗中流走。十四天满，狱警叫她们收拾东西，准备出去。没想到，娘惹大姐忽然起身，送给永兰一个拥抱。大姐指指地板，比出称赞的手势。

在狱中二十八日，永兰学会说几句英语，例如向长官问候早午晚安，读手腕上的四位编号，喊到时要大声说Yes。直到她在移民厅听见别人字正腔圆地喊“到”，很响亮，她才醒悟过来。她小声问林姐：“我们要讲中文吧？”反倒是林姐，摆出轻松的表情，让她直接讲yes。

林姐说：“现在学了不用，以后什么时候用？”永兰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户籍问题，永兰的护照始终办不下来，她在移民厅住了几天后，被暂时放出去，等待消息。林姐则在出狱两天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走之前，林姐问永兰回国的安排。

她想了想，说：“我两手空空的，推个三轮车，去卖肉骨茶算了。”

永兰又想到，自己还不会骑三轮车，变得更沮丧了。

林姐很诧异地问：“怎么从新加坡回来，还要推三轮车？当然是开小车。”

“你开小车吧，我骑三轮车就好。”永兰笑着回嘴。

“她们这种人”，没有身份的人，那么相似，又那么不一样。

从樟宜女子监狱出来之后，永兰觉得自己仿佛失忆了，变得很笨，很多东西都不会。阿芬女儿告诉她：“没关系，我妈妈也是这样。”阿芬的指标已经转阴，回国隔离，留在新加坡的女儿，则尽力帮助母亲身边的朋友。回国的手续变得更为繁琐，直至11月16日，永兰的护照才批下来，她留在杰哥家，进行十四天居家自我监测，两次核酸通过后，她便可以申请绿码，登机回国。

这也是永兰在新加坡最后的十四天。倒数的日子里，杰哥变得很焦虑，凌晨四点便醒来。他拒绝了来修车的客人，收入几乎停滞。胃口也在减缩，打包回家的面吃不下，只能用吞的。永兰听移民厅的长官说，新加坡的政策变了，她还有机会重回新加坡，只要有人担保，给移民局写信。她决心回国后办离婚手续，迁出孩子的户口，把房子转到自己名下，再申请到新加坡的签证。但她始终无法对杰哥做出承诺，像他曾经那样。她不知道自己多久才能再到新加坡，三年，五年？她能抓住的太少。

临走前，她对杰哥说：“我们来谈一场异地恋吧。”

2021年11月底，永兰返航，跨越海峡，落地厦门，她是第一个下飞机的人。入境的小黑屋内，海关问了她不少问题，她请求海关不要在笔录上写“非法”。

永兰说：“大家都用逾期逗留，好听一点。”

“好吧好吧”，海关人员答应了。

直至12月，永兰结束隔离，终于回到自己的家。她看见自己买的商品房，小区崭新，一幢幢高楼从绿化带中长出来，围住天空。厨房的窗格中露出远方的山影，接近黄昏，灯光从山顶的寺庙倾泻下来，她曾在庙里祈福、祭拜。

似乎不太适应福建的冬季，回来后她几番感冒，变得很爱睡觉。家里添了一只叫春春的狗，瞥见生人会迅速地跑来。母亲的饭菜较她在新加坡吃的厚重，她们坐在沙发上，于新年当晚拍了一张合照。永兰没有去卖肉骨茶，也没有急着去工作，她想休息了。

她还想到，该给十年前逝去的父亲上一炷香。不料母亲拒绝了，说要问问别人，合不合适。依镇上风俗，只有长男才能祭拜先祖。她愣了一下，两人的距离在光线中无限延长。

作者简介：段文昕是一名小说和非虚构写作者，就读于复旦大学学习创意写作。2022年她关于移民的小说获得了广州青年文学奖。

英文译者Wang Jiyuan是一名口译员，立志从事文学翻译。他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文学翻译研究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