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詹姆斯·列文性侵事件带来的三个教训

早在1996年，我收到佛罗里达的一个年轻人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到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十几岁时，被时任大都会歌剧院音乐总监的詹姆斯·列文性侵了。我要求确认事实，然后收到了另一个人的消息。这两人都饱受创伤，并要求匿名。在那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只有在《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中列举他们的陈述，但并未指明侵犯者和受害者。作为当时唯一一本记述音乐行业精英史的书，业内几乎人手一册。许多人认出列文很可能就是侵犯者，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

不久前，我从一个列文的公关那里听说，列文曾经在伦敦被逮捕过，当时他在一个公厕里骚扰一位男士。第二天一早他就被送到机场并强制离境，在录音棚里等着他录完某张马勒作品唱片的乐团乐手们被告知此事。此后十七年，列文没有再来过伦敦，但并没有人过问此事，当然他也不会解释。

1998年，针对列文与慕尼黑爱乐乐团价值120万美元的合同，慕尼黑的一位市议员提出质疑。这位议员引述了关于列文对年轻男性的不当行为的传闻。市议会对此的辩论是公开档案，也有若干报纸报道了此事。2000年时，维尔比耶音乐节任命列文执掌其青年乐团。

到了2018年3月，大都会歌剧院及其律所普士高进行了对列文的调查。而其结论是：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大都会歌剧院的所有高层管理者和董事会成员都未曾怀疑过列文有任何不法行为。普士高调查报告的概要只有一页纸，读起来就像是为大规模的洗白行动刷上底漆。普士高采访了70个人，但都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有没有质询过列文的弟弟汤姆，或者他的音乐助理野田健？在私人随从不在身边的情况下，列文从不单独行动。如果在正确的条件下提出正当的质询，这些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调查。

最近一位广受尊敬的美国艺术从业人士告诉我，他年轻时在大都会歌剧院工作过，而当时列文也曾接近他，并且不请自来地“把手插进我的裤子里”。当这位年轻人表明他对此并无兴趣，他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隐身”了——被逐出了音乐总监的圈子。这就是大都会歌剧院四十多年来的运作方式，而正如普士高的声明，列文在这段时间内“参与了性虐待和性骚扰行为”。吉米（詹姆斯的昵称）在大都会可以为所欲为。告知我这个事情的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给吉米他想要的，不然就滚出这个歌剧院。

如果说人人对列文都视而不见，这也过度简化了当时的情境。大都会歌剧院的很多人知道这样的情况，而他们的选择是假装不知道。列文对歌剧院贡献巨大，将其表演水平提升至世界一流。作为一位夏天在萨尔茨堡音乐节工作的世界名流，他的地位可谓不容侵犯。没有哪个管理人员敢于冒险爆出令他辞职的大丑闻——直到现在才有所不同。

那份调查报告概要一经公布，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彼得·盖伯立刻解雇了列文，剥夺了他的所有职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中还包括青年艺术家计划的艺术总监。

列文对此的回应是起诉歌剧院不当解雇和名誉毁谤，要求赔偿580万美元。大都会歌剧院表示：“列文先生拒绝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令人震惊。”而余下的事情就由双方的律师来解决了。

尽管如此，从这一事件中还是能总结出三条重要的教训。第一条是一个无聊的问题，歌剧院董事会到底应该由哪些人组成。美国的趋势是那些捐赠最多的人，在欧洲则是一群通常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社会政治名人。这样的情形需要改变。每个歌剧院都需要一个拥有实权的管理者来单独负责道德问题，还需要另一位类似人物来处理职员和参演者的投诉。当人们感觉到自己被不当对待时，他们应当能够有路可走。如果歌剧院自己不指定这样的人物，就应该由外部监察员担当此责任。

第二条是，不应让音乐总监再享有像列文在大都会歌剧院那样的权力。像他那样的滥权情形并非独一无二。捷杰耶夫在慕尼黑，多明戈在洛杉矶都拥有无人质疑的地位，尽管并未发生任何针对他们的道德指控。在21世纪，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情况。当艺术事务和人事决策发生严重失误的时候，每一位指挥大师都应当被追究责任。

最后，媒体应当反思自己的奉承谄媚行为。在执掌大都会歌剧院的四十年间，列文被《纽约时报》奉若神明，与这家报纸面对其他公众人物时候不同，列文从未被刁难或嘲讽。无论上演的歌剧演员阵容多么差劲，在乐评中列文得到的只有赞美。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媒体也没有更好的表现。他在1990年代录制的唱片获得的评论现在读起来简直卑躬屈膝。必须停止这种盲目的偶像崇拜。

音乐家和音乐总监们都是人，他们在某些晚上表现良好，某些则很糟。记者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不同之处。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纽约时报》正在将列文的继任雅尼克·涅杰-瑟贡塑造成某种超人。这对音乐是不利的，对雅尼克也不好，而对社会大众更加糟糕。如果想要在未来仍然被人重视，音乐新闻必须洗心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