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之家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优胜奖）

作者：王添儒

翻译：吴筱慧

当我的父母决定搬到洛杉矶时，我才六岁。当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变化会是如此剧烈且持久。在新环境中，我逐渐断了与以前的老师、同学，甚至是我最好的朋友的联系。我的生活与中国亲戚的生活越来越不同，打电话的时间间隔也越来越长，我不禁怀疑有一天自己也会失去他们。

2019 年，疫情的前一年，那时它还没有席卷全球、国际旅行还不是奢望，我因为参加一个中文游学项目第一次回到了中国。原本我害怕自己和亲戚之间会产生巨大的裂痕，但这次旅行缓解了这种恐惧。我终于面对面见到了7岁的表妹，和她一起画画。我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吃了热气腾腾的番茄鸡蛋饺子，讨论了当前的就业市场和全球经济形势。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看了电视，他们看起来就和十五年前一样，做了一样的菜，对我只有一如既往的耐心和慈爱，仿佛在这段岁月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事实显而易见：很多事情都变了。我还幻想着自己的还乡之旅的圆满，直到我用错了一个动词，或者想不起来某个准确的名词——更不用说谚语了。每当当地人对我抱以温暖的微笑，我就觉得自己的表现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指鹿为马”。

在意识到我与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时，我越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只有戴着面具才能融入其中。我在老家济南坐出租车去火车站时，出租车司机问我为什么这么着急—— “又不用排队买票，给他们看你的身份证就行了。”我告诉他我没有身份证，“哦。”他停顿了一下。“你看起来完全就是中国人。”

我从大学生、商店小贩甚至一些远房亲戚那里都听到过类似的话。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但我从小就对自己的华人身份、文化传承充满信心。我出生在中国，在我能用英语拼出“狗”这个词之前，我就能背唐诗了。我作为华人的身份无可争辩，这让我感到自由且舒畅。

因此，我觉得自己没必要承受我的同龄人们所面对的关于亚洲人单一的刻板印象。我主修英语和社会学，自由探索着人文学科。但是，当我移民后第一次回到中国时，我发现关于我身份的种种定义实际上脆弱不堪，这让我深受震撼。

对于在北京遇到的人而言，我曾经是中国人，但现在已经不再是了。起初，他们以为我是中国人，直到我开口说话，或者搞混了汉字。（一个难忘的例子是，我花了十分钟在火车站问工作人员我的“火鸡”在哪里，其实是搞混了“火车”和“飞机”这两个词。）等到我在中国的游学项目结束时，只要不拿出护照，就能成功装作是中国人了。

护照封面清楚地证明了我是美国人，但如果不是华人，我在文化意义上又是什么？没有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对美国人来说，我是华人。而对于我遇到的一些中国人来说，我充其量是个异类。一位同学从众所周知的“ABC”（American-born Chinese，出生于美国的华裔）一词中汲取灵感，试着为我创造出一个朗朗上口的标签：“CBC”——Chinese-born Chinese，出生于中国的华裔。

这词听起来也不是很合适。对那些对多元文化怀有温情的移民来说，要生存于不同空间的边缘，要一直在边界线上生活，调和熟悉、已知的事物和陌生、不同的事物，是没有所谓“正确”的方式的。很多时候，事情就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问题所在。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父母多年前移民的决定心怀愤恨。我想，如果我留在了中国，就可以避开这些难题，避开那些接连不断的“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的想法。移民的故事中经常会谈论父母所做出的牺牲。相反，我更在意自己如何失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对一种语言的理解深入我的骨髓，但到了舌尖却灰飞烟灭，我失去了归属感，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根本确信。我牺牲了这些，换来的奖赏只是令我无处可逃的作为“他者”的感觉。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不情愿的奖赏。后来，经过更多的反思，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也都不得不和相似的传承问题作斗争。在过去的三代人中，我的许多亲人都因生存问题，凭借聪明才智，从到处都是熟人的农村搬迁到了完全只能自力更生的大城市。

我的爷爷奶奶从他们的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老家搬到了更高端的市中心。为了养活孩子，我的奶奶学了摄影，骑自行车穿行在城里为人拍照；而我的爷爷则从事采矿和地质工作，在遥远的山区进行实地考察。

祖父母照片

我的父母干脆出发前往另一个国家，他们延续了这种迁徙模式。一路走来，他们失去了朋友，获得了学位；放弃了旧习惯，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也学会了新技能——我父亲的工作是对老鼠进行基因修饰——同时他们还摸索着用并不熟练的语言与同事进行尴尬的互动。

作为外来者的不适感已然在我的家族历史中根深蒂固，但我们也坚持守护并充实那些连接着我们的纽带。尽管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我的家庭成员们仍然能够找到相互间的共同点——考虑到我们日常的共同经历其实极少，这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比方说，我从阿拉斯加打电话给奶奶，告诉她我吃了鲸鱼肉。我当时正在各州旅行，碰巧参加的一个仪式中有位参与者带来了muktuk（食用鲸鱼皮）。几天后我病倒了。奶奶对世界上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家庭秘方，她打电话来说，她怀疑罪魁祸首就是我吃过的鲸鱼。显然，她觉得吃鱼会引发炎症。

食用鲸鱼皮

但“鲸鱼不是哺乳动物吗？”

随后，我的感冒好了。我能理解她的逻辑。她对鲸鱼知之甚少，而且它的名字中有“鱼”，奶奶认为它就是一种鱼。可是，她的错误建议仍然温暖了我的心。尽管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已经差不多是两年前，但奶奶依然非常关心我，主动向我分享她在此有限的知识。

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的家庭并没有遵循那种必须要四世同堂的儒家理想。我们的家人都分布在各个城市——北京、上海、济南、唐山——以及不同大洲中。六千英里，一片大洋，半天的航程，分隔开了我和我在中国的亲人。可是，我们只需要几秒就能在微信上打个视频电话。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拥有一个虚拟的四世同堂。

在我出生之前，我所处的这个多代移民之家就一直在努力打造这个虚拟的“堂”。对于我的亲戚们来说，距离和时差都是可以克服的。他们意识到，只要积极努力去维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分开的时间就不一定会削弱亲情的力量。比同住在一所房子里更重要的，是保持联系的决心和意愿——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为交流创造共同的空间。

作为移民，我经常会感到生活充满挑战。有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会无法调和。有时，对无条件的归属感的渴望几乎变得不可阻挡。在那些日子里，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有幸属于这样一个家庭，维系着它的不是强加的社会结构，而是自然而然从情感中迸发的相互理解、同理心、包容和爱。

阿拉斯加的冰川

作者简介：王添儒出生于山东济南，在洛杉矶长大。在耶鲁大学学习英语和社会学之后，她在阿拉斯加从事经济发展工作，为该州的创业者和艺术家提供支持。业余时间，她喜欢摄影和编织。她将于2022年秋季就读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