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华埠发型屋还能坚持多久？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优胜奖）

作者：熊阳

翻译：智煜

20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期间，我找到了“新中国发型屋”。我不想在理发上花太多钱，又担心随便什么店处理不好亚洲人发质，于是就去唐人街碰运气。

披露街和宰也街共有十来家理发店。当年曼哈顿唐人街还只是小小一片少数族裔飞地的时候，这两条蜿蜒的小路就是它的中心，现在它们则组成了T字型，地处延展开来的唐人街边界，跨过去就是市政府或联邦大楼了。步行其间，感觉跟游历唐人街的其他地方一样，令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凝结在过往时代的中国。

街边的理发店大多亮着霓虹灯牌，上书繁体中文，艳丽的光打在白墙、瓷砖和荧光灯组成的朴素背景里。店内的靠背椅并排挤着，两边巨大的落地镜相对，映出无数椅子、理发师傅和顾客的倒影。

怀旧外观的背后，是多年来人口结构变迁给这些理发店造成的压力。顾客们大多是老一辈的华裔移民，岁数大了，有的已经无法再出门理发。新移民更喜欢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唐人街，那里有稳定的人口迁入，租金相对便宜。这也就导致曼哈顿唐人街的新客源越发稀少。

新中国发型屋跟街对面的怡芳发型屋一样，已经开业近三十年了。怡芳旁边就是唐人街历史最悠久的理发店之一，新香港男女理发店，营业有六十来年，过去叫“侨众理发厅”。尽管门铺林立，但这两个街区宛如一个大家族，理发师傅们互相串门打趣，或者借用微波炉热热午饭。

新中国发型屋外景

中国经济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GDP 从1999年的3600亿美元跃至2021年的15万亿美元。而曼哈顿唐人街的理发店，倒是一直基本没变。在武汉做一个“洗剪吹”，已从90年代的两毛钱涨到了如今的三十块，翻了100多倍。相比之下，新中国发型屋的价格则连一倍都没有涨到，在2022年，男士理发依然在10美元。在曼哈顿其他任何地方通常都比这里贵至少一倍。

店主黄东明（音译）和他的妻子蒋凤敏（音译）都40出头，据两人讲，最近涨价2美元的决定，也是再三考虑疫情导致成本上涨和客源减少后才做出的。他们常穿连帽衫配运动鞋，看上去明显比店里的师傅们年轻。

长年在新中国发型屋工作的余灿炎师傅六十多岁了。他说：“我们挣的钱只勉强够老板垫成本的，像租金、用具用品之类，所以不涨价不行。”稍一停顿，他朝黄那边瞟了一眼，尴尬地笑了笑，“但还是特别便宜。”

余师傅身材瘦削，看天气冷热，他要么穿一件蓝色衬衫，袖子卷到肘上，要么穿一件银色的薄羽绒马甲。我第一次踏进新中国发型屋时，他正好空着，就给我剪了发。后来我就一直找他。

这里的账都很好算。每理一个，他自己挣一半，给老板一半，抵运营成本。小费全归自己，这让师傅们很高兴。

2017年，黄、蒋夫妻俩从上一任的三个主人手里买下了店面。其中两位前店主现在还在店里做师傅，一位的椅子在余师傅旁边，另一位在他对面。大概得益于这种流动的所有权结构，师傅们跟店主之间关系平等。店主更像是合作社的头头，而非一般企业老板。师傅们多知进退，有的准备冒更大风险挣更多钱，有的则打算退守更平静的生活，压力也小。

除了黄、蒋夫妇外，其实新中国发型屋还有第三位店主，此人很久前曾在对面的怡芳做师傅，现在同时也是披露街宰也街的交叉口嘉丽发型屋的主人。嘉丽的店面——披露街19号——过去多年也曾是一家理发店，叫“中华发型屋”，现在搬到披露街7号去了。权属变动，人员互相流转，从来如此。

“有的人喜欢当老板，让别人给自己挣钱。有的则不，” 余师傅说。“不能只有一种人。那不行的。”

在余师傅的人生观里，每个人一生中都有那么几次机会，关键时刻得把握住，才能成事。被问及想没想过自己当老板时，他怯怯地笑了下：“我的机会可能都已经错过了。”

余师傅在广州长大，父亲和弟弟都做理发师傅。他们家住一栋二层骑楼（结合了中式拱廊和西式游廊的建筑），承重的外柱就矗在街边，在亚热带季风气候下，底下的空间刚好能在夏天遮阳挡雨。

他们的店开在一楼，一家人住二楼。生意规模很小，所以兄弟俩有一个来承继就够了。1990年代，余师傅把它让给了弟弟，自己则加入了求职大军。当时正逢国企下岗潮，很多国企竞争不过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现代工厂，因此倒闭了。

“找工作很难的，新工厂不需要那么多工人，” 余师傅说。“我很多朋友原先的工作没了后，很久都没活干。有段时间大家都避开校友聚会，因为觉得自己境况不好，没面子。”

余师傅在当时广州最大软饮生产商之一的流水线上修设备，做了三年。不过他后来也没逃过失业，因为公司跟百事合作办厂，1993年裁掉了很多人。

余师傅的姐姐嫁到纽约后，全家人最终都从广州移民过来。26年前，余师傅到了纽约，在宰也街另一家理发店干了11年，然后跳槽来新中国发型屋至今。

余师傅在新中国发型屋的15年里，到黄、蒋夫妻俩已经是第三任店主了。2017年买下这里前，这对夫妇就已经在布鲁克林的唐人街理发。他们接手时，以为只要十个师傅每人每天进项100美元，那租金和其他成本都不是难事。

但他们没算到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大流行。多个变种接续出现，生意至今还没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大多数师傅每天顾客寥寥。“计划没有变化快，”黄说，“每次生意稍有起色，就来一个新变种。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尽力。”

除了疫情，唐人街人口的老龄化对理发生意的打击也尤其严重。随着游客逐渐回归，餐馆、商店都能受益，但理发师傅就不行，他们的客源几乎完全是本地的华裔居民，大多数年纪大了，感染新冠的风险也更高，所以不太愿意出门。

“很多老人要住养老院了，里面有理发服务，也就不用来这儿了。”余师傅说。

“我也不想把情况形容得多衰朽凋敝，但很多老顾客只会越来越老，总有一天要去世，”黄说。“这生意全靠回头客，基本没有新客源的。2017年我们买下店之后的新顾客，我大概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我的常客里本来有一些中国大陆、港台的留学生，但很多毕业后回家了，或者去别的城市工作，”黄接着说，“所以现在又回到原点。”

纽约像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增多，以及偶尔一些非华裔客人光顾，缓解了老年顾客减少的部分影响，但远远不够逆转趋势。

农历新年，循例要理发。于是在那之前的周末，我又去了新中国发型屋。那是个星期六，阳光明媚，但暖意尚未存蓄，就被一阵阵的风吹散。

重大节日前的唐人街，活力扑面而来。摩比利街和坚尼街上，果蔬摊位扎堆，你来我往，人流不息。平时步行去理发店15分钟，现在好像半天都走不到。

上午11点，新中国发型屋里坐满了人。自它2020年6月重启营业后，我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几位顾客坐在门口耐心等待。在头发和镜子之间，师傅们前后打量，保证客人们以最完美的发型迎接新年。

每进来一位客人，黄就转头看一眼，几秒钟内就能认出，并告知对方，平时负责此人的师傅什么时候可以服务。

“大多数客人都光顾多年了，还有几十年的，”黄说。“我到这儿也就四年，但已经能认出多数老顾客。比如你，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要找余师傅。”

新中国发型屋每位理发师与顾客的关系都久经时间的考验。一有新客人上门，几位师傅就会赶忙起身，用手势示意对方到自己的台位来。但来上几次后，关系固定了，别的师傅就会坐回去接着看书、看剧，不再起身。

新中国发型屋，2022年3月于纽约曼哈顿

我进门的时候，余师傅刚安顿一位菲律宾裔的老妇人坐下。他左手拿好梳子，右手在推子、剪子、打薄剪之间快速切换，脚步灵活，如同舞蹈。余师傅的英语不太好，所以两人交流都很简短。“这么短，行吗？”他看向镜子，请她确认。他这样停顿几次，彼此微笑数次，就这么理完了。

扶她起来后，他立刻进里面拿出她的外套。他展开衣服，女人慢慢抬胳膊穿上，他轻轻拍着她的背，小声道谢。

新中国发型屋服务讲究，想来好笑，也令人欣慰。尽管能看出设施缺乏维护，瓷砖都没贴正，水龙头也有坏的，但店里用两个临时挂衣架组成了寄存处，外套有序挂放。而且，从洗头到修剪胡须，服务周全。

趁着余师傅递给老板几美元的空当，我跟黄说，店里这么忙挺好的。他笑了笑，俯下身把一个快要散架的插线板粘牢。“过年肯定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他说，“但以前快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就能挣一千多美元，现在一半也到不了。房东要是不打算继续房租减免的话，我就只能关张了。”

几天前，黄刚接到通知，租金可能要涨。新中国发型屋不会是第一家因为租金问题关门的理发店。就在疫情前，街对面的上海美发厅关张，因为那栋楼倒了手，新房东不想再以同样的价格出租。

在它旁边，宰也街19号的新香港男女理发店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据怡芳的一位师傅讲，原址可能计划会开一家咖啡店。

唐人街的理发店里，不光是客人们在老去。余师傅和他的多数同事都已经到了做祖父母的年纪，退休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的社区有着几十年历史和共同语言——粤语。说普通话的新人是极难拉到多大的客源的。反过来，新来纽约的师傅如果去以普通话为主、亚洲发型时尚传得快的皇后区法拉盛，找顾客就会容易得多。

“我刚来的时候，这里欣欣向荣。理发店，餐馆，杂货商，哪里生意都好。唐人街里各种店都更集中，人们大老远过来，什么需求都能满足。”余师傅追忆着曼哈顿唐人街的黄金岁月。

曼哈顿唐人街在纽约的华人生活圈中心地位，早就开始衰落了。分支出去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唐人街华人数量现已远远更多。纽约市的五个区共有197个街区，在2020年的人口调查中，只有曼哈顿唐人街的三个主要街区，亚裔人口减少了超过5%。

“布鲁克林第八大道和法拉盛的理发师、发型师数量明显比我们这里多，因为我们人口数就比不过，”华埠共同发展机构的执行总监陈作舟说。这家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通过清理街道、开设信息台等服务，提升唐人街的经济潜力。

“2009年搬到纽约后，我就没在曼哈顿唐人街住过。这里工作是方便，但房租高，居住条件也不行，”同为新中国发型屋店主的蒋凤敏说。

“9·11是曼哈顿唐人街的一个转折点，”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做移民融入研究的学者Van Tran说。他关注城市社会学和移民话题。“巴特里公园及其周边的街区复苏之后，唐人街便真的开始了第一波‘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注：巴特里公园与唐人街都离世贸中心不远）

照Tran的说法，9·11之后，纽约市为了提振经济，出台强势政策面向全球精英和投资开放，但代价则落在了工薪阶层街区上。他认为理发店如今的凋敝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我们不过是在见证几十年来街区变迁的后果。

“我们曾经熟悉的唐人街会消亡。事实就是这样。不过同时，我觉得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纽约市的街区都有个特点：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Tran补充道。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中产阶层化是这里社区面对的主要挑战。新建住房少，维护基础设施的资源不足，同样也在令曼哈顿唐人街变得越来越不吸引人。

“人们在这儿什么都不敢干，”华埠共同发展机构的陈作舟说。“在唐人街传统意义上核心地带，已经50年没盖过住房了。”

“没有人到美国是来住廉租公寓的。这里很多楼没电梯，没消防通道。家得宝（家居公司）不给往顶楼搬货，所以各种家具、用品要靠自己往上运。人们会用脚投票，所以爱尔兰裔、犹太人、意大利裔如今都走了，”陈补充说。

他认为政府在增加唐人街住房供给、改善基础设施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唐人街多数大规模的住房项目都有至少一部分政府投资，比如孔子广场公寓，就有70年代“米歇尔-拉玛住房项目”的帮助。

至于基础设施老化，政府补贴可以帮助房东分担一些煤气管道、锅炉、窗户修缮的成本，这样他们就不用单纯依靠一楼商业租户的租金——二楼往上的住房经常受租金管制或租金稳定政策制约，要涨一楼商用房的租金相对更方便一点。

尽管人们还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些力量在改变曼哈顿唐人街的样貌，但理发师傅们看起来愿意向未知的未来腾出自己的位置。“中产阶级化”一词至今没有朗朗上口的中文译法，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政府执著于经济发展，类似的争论比较边缘化。我向余师傅描述老店的消亡，以及新的非华裔店铺取而代之时，余师傅看起来很冷静，基本认为正常发展就该如此。

“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也在流失，”余师傅说。每当话题转到年轻一代身上，他就忍不住提起自己的甥孙，在一家做弹性工作空间的房地产公司当软件工程师。

“他今年光年终奖就有五位数，”他笑着说。我能听出笑声中的骄傲，但同时也带有一丝伤感，可能是他错过了自己人生机遇的缘故。

那天我要离开的时候，正好一个中年男人进来。他似乎没来过，也就是说，谁都可以争取他。坐在余师傅旁边的理发师不等嘴里的饭下咽，就连忙示意他到自己的椅子这里来。

作者简介：熊阳是一名独立记者，曾从事管理咨询，现居纽约。他关注移民、餐饮行业，以及这两个话题的交叉地带。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获2022年度Louis Winnick 纽约市报道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