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号楼的家事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一等奖）

作者：Alessandro Ceschi

校对：薛雍乐

“二楼！下来做核酸了！”

“什么？”

“下来做核酸！只差你们几个呢！”

“好！我在洗澡！”

“快下来！”

“好！马上！”

我在上海这条老弄堂里住的半年里，跟楼下那对老夫妻的关系总有些距离。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是十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准备出门却找不到钥匙。

我在脑中快速盘点了一下家里的东西，觉得没什么值钱的，门开着就开着吧。我拿一个未开封的快递包裹卡住门，这样它就不会关了。然后我走了。

但底下的楼门还是很成问题。我出去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人把门关了的。要是我深更半夜敲楼门，吵醒了老余夫妇，那可能不是建立邻里关系的好策略。我决定在外面睡了，第二天一早再回家。

上海老房子的居民们在楼梯间共享炉灶。我回到楼门口，就从窗口看到余先生正在煮四个蛋。他一看到我就开了门。我解释了我的身份，并且表明发生了什么。“You forgot the keys.”（你忘带钥匙了。）余先生微笑着用英文重复我的话。我也回给他一个笑容。

11号楼的走廊

那天以后，我出门时也只是和他礼貌地点点头，说声“早上好”。直到上海疫情管控。

11号楼是一座三层的上海新里楼房。余家住在底楼，我和另外两个年轻人住在二楼，三楼住了一家四口。每次做核酸——这是封控期间每天的例行公事——我们都等着九个人在楼下到齐了，才像一帮小学生一样前往采样地点。

我们在浦西收到的通知是，封控将从4月1日持续到4日。但到5日的时候，并没有迎来解封。

那天，我再次下楼做核酸，感到更加烦躁。余先生却带着笑容欢迎我：“最后一次了，如果没问题，明天就放出来了。”

我不相信他。封控令刚被延长了，仿佛永无止尽。余先生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封——没有人知道。但他轻松乐观的态度让我感到了些许安慰，我努力尝试去相信他的话。

2022年4月，作者小区的居民做核酸

余先生是“三零后”，新中国成立前上过中学，那是法国人办的学校。他会讲英语、法语、俄语，还曾经说，可惜不能跟我用我的母语意大利语进行交流。我们这个小区建设于1929年，余先生就是在这里出生，直到今天。

以前，整栋11号楼都归他家。后来，这种独栋的新里房屋被分成了几户，就稍微挤一点了。在他90多年的人生里，余先生可以说是看尽了历史——该见的都见过，不该见的也见过。一波疫情怎么会打破他内心的宁静呢？我越是这样想，就越能理解他的坦然。

封控期间，老人家的日常生活还是保持着跟平时差不多的状态。余先生在家中切菜，余太太坐在门外跟邻居们闲聊。我在阳台俯瞰着弄堂工作时，这便是我习以为常的“白噪音”。他们聊天用的是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我顶多只能听懂其中一半。

阳台外的景象

虽然我们小区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还是通过余太太才传到我们这里：二三楼的住户要下楼领菜领抗原做核酸的时候，全靠她充满活力的叫声，如果需要，甚至要靠她上楼到各户敲门。我隔壁的亭子间里原本住了三个男生，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工作，作为代驾戴着头盔，骑着折叠自行车，到烧烤店和卡拉OK吧接单。排队做核酸时，我和他们聊天，才得知他们中的一个前段时间回了老家。运气使然，就在此时奥密克戎来了上海，他被困在了城外。

狭小的亭子间里只剩下两个住户，倒稍稍宽敞了些。余太太说，现在里面是“两个小朋友”。

刚封控的10天里，只有少数司机在艰难地为这座超大城市服务，买菜成了一大挑战。很多人最终只能搜刮家里剩下的食物。刷微信朋友圈的时候，我看见亭子间里其中一个叫李明（化名）的住户发帖说：“当初为了不吃泡面来的上海，现在泡面都要没的吃了。”

亭子间没有厨房，一般来说，这些“小朋友”就是叫外卖或出去吃饭。余太太多次关心了他们的吃饭问题，说他们可以把居委送的菜给她，她帮他们烧好。据我的观察，这邻居俩并没有答应这么做。他们只是把菜洗净，就生着吃。

后来，余太太给了他们一个电饭锅。一天夜里，李明来敲我家门借油，看上去是有点喝多了。他再敲门时，递给我一包两公斤的大米，只说四个字：“国家送的。”

这天早上余太太喊我去做核酸时，我洗澡还没洗到一半。我赶紧穿了衣服跑下楼去。采样点没人排队，医护人员正在收拾打包。我显然是迟到了。

回到11号楼，我碰见余先生。他正在烧午饭，开口道：“今天我们去看病了。”我停下脚步，意识到他是在对我说话，“所以我们没能叫你们下来做核酸。”

楼的外景

虽然弄堂里整天都能听到喇叭声，但广播里报到的楼栋实在太多了，很容易听漏自己的门牌号。所以在11号楼，我们只听余太太的叫声，其他的一概不听。那天清晨核酸开始的时候，余家夫妇已经在医院了，所以我差点漏去了。

“我得拿到居委会的出门条，才能出去。”余先生说，似乎让他烦心的不是看病，而是那些繁琐程序。近来，我明显地察觉到，余先生整个人都变得更弱了。

“您身体，还好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几乎把问题分成两半，尽量推迟把问题说完的时间，这样才不用太快听到回答，“您感觉怎么样？”

“马马虎虎，” 余先生背对着我说。他用他以往的语气，不过这次，他表现的热情似乎是在掩盖心理上的担忧。

我意识到这三周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我从淋浴房喊着回应余太太的叫声，又跟余先生认真确认他的身体状态，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不考虑要如何维持一个客气邻居的形象，而是直接跟他们说事。那就像是在家里，和爸妈交流时你不会想太多，因为你知道后面还会有无数次机会，你们由于各种原因总是要沟通的。每次交谈的气氛因此变得平淡，借着惯性，成为生活本身。

作者家的洗手间

“蟑螂出来了没？” 余太太兴奋地问我。之前有一天，她送了我一小包蟑螂粉，即使我们以前从未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也始终没对她暗示过家里有蟑螂问题。

“哦，” 我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余太太在说什么，“出来了！”

“诶你看，这个药很好用，”余太太自豪地说，“放一点点，可以用好几年。”

“是啊，” 我边上楼边说，“很有效呢！”

回到家中，一换拖鞋，我的目光直接落到了柜子上那包还没有打开的蟑螂粉。

杀蟑螂剂

作者简介：Alessandro Ceschi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已住了六年。他喜欢足球、烹饪、骑行，随时会在中国各地任何一家青年旅社里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