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的秉笔直书之作：评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文化的形成有发之于一己者，有得之于人者，后者的重要性尤大于前者。集思方可广益，有容乃能致大。”在《近代中国史纲》的第一章第一节中，郭廷以写下的这段话，一方面，可谓是这本书的基本观点，这本书将由此出发，阐述近代中国在被迫逐渐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以后，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发展，以及发生了怎样的曲折。另一方面，同时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对于近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看法。

不过，这段话的观点并不是那么新鲜。1895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马克思·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当一个人类社群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或种族特征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时，其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就能获得胜利。各民族适应能力的差别，似乎是既定的。最初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是长期的遗传，并且还会因世世代代的际遇不同而产生变化。无论如何，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应该把不同民族的适应能力视为既定。”此时，欧亚大陆的这一端，中日《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当时的中国似乎已无法适应当时的世界，本民族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光芒则越来越黯淡，引人怀疑。

毋庸回避的是，此时的马克斯·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他视民族国家的权力利害为终极的价值，使用的语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汇。”但是，无论这一观点是否合乎今日的政治正确，这一观点长期笼罩着马克斯·韦伯，也笼罩着郭廷以，更是当日世界事实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这一观点也正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最好的反映，当时的中国人，无论内心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回避这一现实。不过，马克斯·韦伯与郭廷以的言说对象不同，面对德国东部的“劣等民族”可能抢走本国人民的工作，马克斯·韦伯的态度是对外封锁；面对中华民族曾经将不免亡国灭种的命运，郭廷以笔下的中华民族，则一直是“一面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予以推广，一面接纳外来的文化而予以发扬。”这不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的看法，也是近代中国的发展方向。

《近代中国史纲》的突破

故而，《近代中国史纲》的第一章专门叙述从远古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外之间的交流，而后第二章、第四章则以“西力冲击”为题，这一设置亦有来自。胡适曾对郭廷以说：“近代史范围应拓大，可包括十六世纪以来，即近三百年，不必限于鸦片战争以后。”对此，郭廷以回应道：“即令以鸦片战争为断，吾人仍须研究其背景，可上溯一、二百年。”同时在座的蒋廷黻则未作表示。由此可见，此时，研究近代史应该打破1840年这一界限的观点正在成为共识，在这方面，郭廷以所作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不仅仅形成了对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的超越，同时也是对胡适这一席话的超越。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这样去做，郭廷以早年所写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整本书都是研究1840年前的中外关系，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亦在卷首用相当篇幅叙述1840年前的中外交流。此外，在下限上，《近代中国史纲》亦有所突破。蒋廷黻曾指示郭廷以，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范围，“政治问题以止于北伐为宜”。但是，《近代中国史纲》则是止于中共取得政权，国民党因朝鲜战争爆发而暂可在台湾继续保持它的政权。

对“西力冲击”的强调，一方面，当然是出于蒋廷黻、郭廷以长于外交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则不外乎是近代中国的现实。自柯文以后，谈论“在中国发现历史”者尤多，但是不惟柯文并不认为近代中国的西方因素不重要，同时，强调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因素的学者也并非忽视中国内部因素。论及1840年以前之中国，郭廷以即指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冲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亦有类似的叙述。但是，这并不是说，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将止步于此。蒋廷黻曾对郭廷以说：“过去治近代史，偏重于外交史及太平天国，今后应多致力于政治、经济，除其机构组织外，更应注意其功能效力。蒋先生之学生多治外交史，结果不过再训练出几位‘蒋廷黻’。”对此，郭廷以表示“见解相同”。故而，纵览全书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史纲》主要还是以叙述近代中国的政治演进为主，并且对于近代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注意。

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书前的《小记》中表示，本书“平实简明，可供一般阅览为尚”，且并非学术著作。此语确属实在，本书语言平实，而在吐露作者的观点上吝惜笔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这本书中看出郭廷以那一代人所持有的史学观点等其他方面的理想与志向。于今天治史而言，本书偶有机锋，引人深思，我们通过阅读《近代中国史纲》所获得的启发，也未必是能通过阅读一般的平铺直叙的通史与寻常史料能获得的，下面将择要说明。

近代中国，罗志田指出，“传统日趋崩散，新的思想资源也凌乱无序”，中国人在新旧、中西之间挣扎，“怎样保持自我，成为对几代读书人的一大挑战。”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便是近代中国十分重要的议题。对此，汪晖指出：“中国的国家建设基本上是一个帝国向主权国家的自我转化过程，从而如何保持中央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如何将社会成员从特定的地缘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组织成为主权国家的权利主体，如何在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认同之间形成平等的和具有各自特点的政治结构，势必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区域关系和公民权利问题的基本问题。”

如此重要的议题，《近代中国史纲》中不仅仅用了较多篇幅加以叙述，同时郭廷以并表露出了自己的见解与评价。总的来说，他指出：“如将北伐后的内战，与辛亥革命后的内战作一比较，颇多相似之处。辛亥革命是由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领导，实际上与之对抗的为北洋派，结果归于妥协，政权为北洋派所得。不久双方决裂，而有国民党对北洋派之战。继之而起的为北洋派内部之战，最后仍为国民党对北洋派之战，即北伐。国民党胜利的最大原因之一为北洋派的内争与相互牵制。北伐初由国民党与中共携手进行，因中途乖离，而有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国民党取得政权，内部循环之战不休，最后又成为中共对国民党之战，即中共所指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共崛起的最大原因之一为国民党的内争与相互牵制。”

这一段话十分明晰地勾勒出了自民国肇建以后，中国分而又合、合而又分、未合即分的吊诡局面。尽管在书中，郭廷以并未明言这一局面后来的发展，不过本书末尾的一句话值得玩味：“朝鲜战争是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就源头而言，这一发展态势，早在晚清即已露出苗头。对于东南互保，郭廷以评价道：“当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已经对外宣战，地方当局仍独自行动，与敌人成立‘两不相扰’的中立协议，等于独立……然亦因此使乱事未至扩大，黄河以南得免兵燹，否则不惟全国糜烂，野心国家势必乘机进兵华中、华南，中国的瓜分将真正实现。”“南方督抚的中立，只是暂时不服从慈禧的命令，仍与保持君臣的名分。”辛亥革命以后，君臣纲常崩解，中国的暂时分裂则终不可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郭廷以指出：“武昌、上海革命党人早已壁垒分明，上海方面以正统自居，武昌方面以首义功高，而在中央未占重要位置，愤愤不平，遇事立异。”郭廷以的这一观察十分精到，二十年过去，湖北省政府在黄鹤楼树立黄兴（湖南人）铜像，纪念武昌首义，曾参加武昌首义的万耀煌（湖北人）即在日记中埋怨道：“今仅立黄兴的铜像而不为黎元洪立像，未免太藐视一般起义功臣，轻视湖北起义之功也。”

上一事实反映出的地域矛盾当然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但是，近代中国，大量新观念的涌入，则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在传统中国，割据这一行为并不是正面的，但是到了民国则不然。对于北洋时代盛行一时的联省自治实践，郭廷以的评价十分明确：“实际是为了迁就军阀割据，希望达成表面的统一。”“湖南算是唯一具有自治形式的省份，联省固为空谈，自治亦徒有其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对几个大的军事集团实行编遣，郭廷以则指出这一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的一贯性与其现实合理性，而非归因于某个人的个人意志：“有人说此议出于杨永泰，其实削藩为中国历代开国者常行之策。”表面上打着新观念的旗号，实则由私利驱动而产生的纠葛，同样作用于联省自治思潮逐渐消退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军阀混战当中，亦即郭廷以所概括的“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此外，意识形态之争则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中共谓‘抗日必先反蒋’，决加紧推翻国民党；国民党谓‘攘外必先安内’，决先剿灭‘共匪’。”

对此，郭廷以的态度亦是鲜明的，论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他说：“至是中国计有南京、广州、瑞金三个政府，日本已占据东北两个多月。”短短一句话，饱含着作者对于这一局势的无奈，所幸，这一局面终至1937年而在表面上结束，对这一结局与其间的努力，《近代中国史纲》中亦专辟一节，名为“蒋的统一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对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郭廷以则评价道：“以蒋当时的声望及人民的爱戴，大可继续对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于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对日战争终不能免，必须团结内部，获得外援。”毕竟，西安事变后，“倘若不是七个月后卢沟桥事变发生，或再迟相当时日，彼此能否长期相安，仍是疑问。”

世界各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取径不尽一致，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成功的现代化会降低中央的权威与缩小国家的版图。即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近世城市常落入不绝的在和平及战争中争取权力的民族国家权力之掌握中。此种竞争的斗争，替近世西方的资本主义造出了极大的机会。”紧接着，马克斯·韦伯说道：“合理的国家，只在西方有之……（笔者注：指古代中国）在本质上，一切均自由放任。官吏平常并不统治，只在发生骚扰或不合的事时，才出而干涉。”无论这一观点是否合乎今日的政治正确，这至少是当日中国所面对的现实，也是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坚持。对此，巴林顿·摩尔指出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中国的反革命阶段与它的欧洲同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取得政权以前的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把自己同太平天国相提并论。而一旦夺取政权，蒋介石作为真正的领袖出现以后，国民党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与帝国体制认同，并把自己的成功与1862——1874年间的‘同治中兴’相比拟。”

秉笔直书的郭廷以

谈到这里，不能回避的便是郭廷以对蒋介石的评价，这一点大概可从史迪威事件中看出端倪。史迪威事件，及与其发生密切相关的“豫湘桂大溃败”发生的1944年，对于蒋介石来说，郭廷以指出，可谓是“当中美关系千钧一发之秋，军事失利，中共要挟，美国强制，国内讥笑，党内侮辱，甚至高级干部为之动摇，谓蒋如此倔强，将导致危亡，可说是四面楚歌，自云为他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境。”蒋介石最终不惟没有给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同时更是使之去职，对于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郭廷以认为，“蒋有其个性，更有其立场，最大原因为决不令武力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在史实上，还是在评价上，郭廷以此节的叙述都是允当的。在史迪威事件上，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力排众议，宋子文几乎是唯一主张撤换史迪威之人，徐永昌更嘲讽蒋介石是“能大忍不能小忍”，至于蒋介石则在中央某会议中指斥美国有意控制中国，实行美国帝国主义。郭廷以曾称“历史是一门郑重的学问，一涉偏私，贻误后人”，郭廷以并说写现代史更是着笔不易，自己既无惊人之笔，更不敢妄加私见，仅能就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平实地写出来，作个交代。联想到郭廷以后来因受到政治压力而被迫离开台湾，他叙述与评价蒋介石时所表现出的公允，反映出以上他的自述确非空言。

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郭廷以会为国民党的缺点曲意回护。首先，有关孙中山革命历程中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郭廷以即不曾回避。对于前述国共两党对于“攘外”、“安内”的冲突，郭廷以即客观指出：“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于国民党者颇高。北伐后国民党内讧不休，战乱不绝，丧失了一往淬厉奋扬的精神，虚骄自大，俨然成为统治的特权阶级，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识分子为最。”“各种左倾团体相继出现，青年学生是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虽不必尽皆赞同共产主义，但均不满意国民党。信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亦反对一党专政，对国民党时加批评。国民党采高压政策，因共产党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对于郭廷以揭示的这一点，尽管在事实上要更加复杂，但是塞缪尔·亨廷顿的这一看法值得参考：“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独立之后，政治领导人会把他们的忠诚从民族主义政党转移到政府机关。实际上这表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又让殖民统治时代的那一套规范借尸还魂，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行政大员。”“许多人与党的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的官位。”巴林顿·摩尔亦指出：“蒋介石的反动民族主义基础既单薄又脆弱，只有当中国按照共产党的蓝图开始改造自身的制度时，那种强有力的使命感才涌现了出来。”

根据以上内容，讨论郭廷以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共的态度则不可避免。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郭廷以是十分克制的，特别是对于后者，但是在《近代中国史纲》中，也不免有一些蛛丝马迹显露出来。郭廷以于《近代中国史纲》的卷首指出：“前此的中国并非绝对的孤立，曾接触过许多或友或敌的民族，亦遭受过严重的侵凌，何以不曾使其大变？何以不曾引起如是的认识和忧惧？因为以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敝，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郭廷以将这一段话置于全书的开头，自有其道理。一旦发现自己事事不如人，包括曾经赖以为傲的精神文明，郭廷以这一代人不惟需要在物质方面努力，更需要在思想学术方面奋起直追，进而确立中国的主体性。即如卢卡奇所说：“每一种国家和法律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是建立在它的存在和它的章程的正确性只是被当作没有问题的东西接受这一点上。”“意识形态在这一场合不仅仅是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且是它平稳运转的前提条件。”

痛恨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

郭廷以那一代人的民族情感，多少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1965年4月29日日本裕仁天皇诞辰，日本驻台北大使馆举行酒会，并邀请郭廷以前往，郭廷以则在日记中记下“中心不免梗梗”。这一感受在爱好和平的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帖括，但是对于当年直接亲历过日军侵华的那一代人说，我们今天至少应当尊重他们心中自然萌发出来的民族情感。同时，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进而盲目排外，他们实则是在积极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坚持自身的主体性。蒋廷黻即曾对郭廷以说“美国学人研究中国历史，虽不无独到之处，然不能深入。”“美国人士之其有聪明才力者，均肯致力于工商发财之途，肯从事学术教育者，大都为平庸之辈。”“费正清等实为三、四流人物，而偏见尤深，不可与之开诚相处。”“吾人如努力以赴，成就决非外人所能比。”这些说法尽管未必客观公允，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可以因此轻视域外的中国研究，但是至少反映出蒋廷黻那一代人的坚持。

郭廷以的看法，则更为理智而切实，在与美国的合作当中，他指出：“交换资料必须互惠平等合作，西方人士不可存有东方供给原料，西方制造成品观念。”具体在《近代中国史纲》中，郭廷以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则是言简意赅，他指出：“各国对于中国日益高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缺乏正确认识，总以为是少数知识分子及国民党与中共受苏俄煽动所造成的一时现象，不难镇压。”有意思的是，郭廷以所指出的西方各国对于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误解，在今天，仍然在国内外颇为流行。尽管中国革命的发生，即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每一个重要时刻——1919年、1925年、1937年、1948年——外国干涉都给革命力量以新的推动，并使他们得以扩大对群众的吸引力。”同时，相较后来的历史书写中，义和团往往以全然负面的形象出现，《近代中国史纲》中则指出：“仇外当然不可，媚外尤为可痛，对于国家民族的伤害，更甚于有形的赔款、驻军。”“义和团的行为虽然愚昧，动机则不可一概抹煞。”这一论断可称持平之论。

总而言之，无论怎么说，对帝国主义有着清晰认识，并不意味着郭廷以会无视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前所述，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的开头即已指出中国的弊病早在1840年以前即已暴露无遗。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在具体的问题上，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更不会立场先行而偏信一方之说法。如在“沙基惨案”一节，郭廷以即指出“据云示威大队中有苏俄顾问，命陆军学生开枪。”此外，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对于战后日本史学界内右翼的抬头，郭廷以亦有所警惕：“近年日人的撰述，说是先开枪的为共产分子，不惟无任何证据，实亦无关宏旨。试问‘九一八’拆毁柳条沟铁路又系何人所为？”对这个问题，郭廷以的回应不仅算很早的了，同时亦十分到位。

“筚路蓝缕”的中共党史研究

郭廷以随着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故而他对于中共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他的认知范围内客观认知中共，尤其是与国民党政权治下的其他人相比。在大陆时，有人说“剿共”应该采取曾国藩剿捻的办法，因为“共军有点像捻匪，到处流窜”，郭廷以则指出：“共产党的作风不一样，他们经历许多挫折，还不断扩大”。迁台之初，国民党政权逼令学生参加所谓的“反共抗俄运动”，郭廷以即指此举系“愚弄青年”。郭廷以并曾对台湾时任“行政院长”、“副总统”陈诚说：“对中共报导……应面对现实，不可自愚自蔽，勿专宣扬敌人之短，亦须承认其长。”相较国民党内部有的人内心认为“共产党之邪仅较义和团略科学而已”，两者之高下不难判断。在《近代中国史纲》中，郭廷以自然不会对中共作价值判断，但是相关观察，于今天看来，仍是相当有洞见的。

关于中共在国共十年内战期间从基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到一度形成了燎原之势，郭廷以引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的“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出发，指出朱毛红军系“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进而总结出这一阶段中共的成功之道，除了土地政策外，“如果不是内战，政府军又能协同一致，红军恐不能长期立足，更说不上发展。红军如不能存在，中共的前途必加倍困难。”

对于西安事变之后的中共对国民党的让步，郭廷以则引用张国焘回忆录中的“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Q’，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继而指出中共系“忍耐承认，不计其名，而取其实，以待时机”。郭廷以在这两处的引用与判断，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共发展的高度灵活、现实主义以及注重把握机遇，这两处推论准确并且高明。

在国共角逐的国民党一端，郭廷以的判断也很准确，有关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所采取的堡垒政策，《近代中国史纲》中指出：“实际就嘉庆年间官军对白莲教、同治年间曾国藩对捻乱的措施略加变通，不必是出于德国顾问的建议。”同时，对于国共两党的共同点，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亦有所把握。就张国焘的叛逃，郭廷以意味深长地评价道：“颇似汪兆铭的自重庆出走”。就笔者目力所及，除了郭廷以之外，似乎没有人正式将这两件同一年中发生的事联系到一起，尽管这两个人都一度在事实上各自作为两党的二号人物，并在部分时候目为一号人物也未尝不可。历史的偶然中也许孕育着必然，看似吊诡实则有其来自，即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抗战军兴，对于携手抗战的国共两党来说，在各自政党内部树立中心权威十分重要，两党的二号人物的相继出走多少是两党、两个政权各自加强控制的一个缩影。

郭廷以写作《近代中国史纲》，用“筚路蓝缕”一词形容并不为过。一方面，原始史料极度匮乏，譬如说当时台湾的《申报》并不完整，与现在《申报》可以全文检索都已经过去了多年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而今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庋藏史料之丰富，足见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努力。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人此前写作的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史纲》的时间下限延长了许多，对应的研究则十分不够，蒋廷黻即批评道：“中国国民党党史方面之研究太差，《革命文献》实欠高明。”但是，郭廷以却克服了这些困境。郭廷以在阅读台湾方面官修的《“剿匪”战史》时，指出“其中关于江西三次、四次、五次‘围剿’之役较详，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与川军之战，几全部从略。”诚如郭廷以所说，《“剿匪”战史》中仅仅是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作战作为国军在四川“追剿”红一方面军的背景进行叙述。尽管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到其渡过嘉陵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为时长达两年半，十二卷本的《“剿匪”战史》中却仅言“第四军团徐向前股，自陕南窜至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数月以来，利用该地区地形复杂，山林隐蔽，已啸集七万余众，虽经陕川两省国军‘围剿’，然此‘剿’彼窜，未获聚歼效果”。

徐向前回忆道：“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自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这一段历史既不是中央军唱主角，更暴露出了当时中国实质上分裂的实态，《“剿匪”战史》对于这段历史语焉不详便不足为怪。但是，史料的匮乏与官方的禁忌却无碍于郭廷以还原这段历史，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则详实多了：“红军进向四川。四川军阀之战方酣，川北为田颂尧的防地，惟恐国军以‘剿匪’为名，夺占他的地盘，拒绝国军入境。12月，红军过大巴山入川北，师行五千里，所余不足一万人。翌年1月，占领通江，这是第一支红军的长征。红军入川后，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声明无敌视川军之意，希望划分防地。田颂尧对红军心存轻视，进攻挫败。1933年3月至6月，红军尽有嘉陵江以东之地，兵力增至三万人。8月，张国焘成立川、陕苏维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员会。南京派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大举进兵，迄未得手。1934年8月，红军增至五万人，据有十余县。12月，北入陕南，谋打通川陕，未遂，再返川北。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直趋成都西北。6月，与自江西前来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于岷江以西。”这一段历史绝非郭廷以所长，哪怕有蒋廷黻“近代中国地方史亦极值得重视”的指示在前，终归反映了郭廷以治史的严谨。

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那次演讲，马克斯·韦伯说在东部的波兰小自耕农“不是忍受着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水平而立足于东部的，而正是凭着对物资和精神生活的低要求立足于东部的。”《近代中国史纲》中论及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时，评价道：“十余年来，山西无烽火之警，有模范省之称，可征人民之易于满足。”足见郭廷以认识到，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政局安定十分重要，至于当时的中国人，则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轻视的波兰小自耕农一样，生活要求很低，安稳即可，可惜这却一度塑造了“黄祸”这一形象。尽管世殊事异，评价尺度不同，这两个问题在今天仍然重要。

马克斯·韦伯继而说道：“‘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会与经济政策的‘民族利己主义’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吗？……既然家庭现在已失去了作为一个生产共同体的原始功能而被纳入了民族经济共同体之中，人是否就不应该再为自己及妻小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尽管共享着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但是如前所述，郭廷以那一代人的具体抉择自然不会与马克斯·韦伯相一致。此一时，彼一时，马克斯·韦伯当日所见的现实，而今似乎又在重复上演，今天的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阅读《近代中国史纲》，回顾一百年前中国人的实践，或许能给我们今日的行动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