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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陆犯焉识》必须写,《小姨多鹤》最难写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2018-04-17 11: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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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原型与虚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主题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作家严歌苓与《读库》主编、人大校友张立宪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原型与虚构”问题展开对谈。“我想讲一讲我的哪些作品怎样从原型变成了虚构文学作品,有哪些作品由于它在虚构的时候产生一些意象,使它变成影像的作品。”严歌苓说。

作家严歌苓与《读库》主编、人大校友张立宪就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原型与虚构”问题展开对谈。

对话由最近受到热捧的《芳华》开始,严歌苓说:“像《芳华》中,萧穗子的角色非常狡猾,你认为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八岁严歌苓真实的情况,但实际却不是,我还是虚构了很多东西。我觉得一旦把‘我’变成小说里的第一人称,‘自我审查机构’开始工作:什么行为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什么行为不可以加在‘我’的后面?但是如果我不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我会觉得这是一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的人,所以我还是喜欢在小说中用‘我’这个第一人称。”

十年前,严歌苓写了《穗子物语》,她也把《芳华》叫做《穗子续集》,“《芳华》里面的穗子是一个叙事者,不像《灰舞鞋》里写穗子犯男女作风错误,在部队里被批判。实际上,《芳华》中的穗子就亦真亦假,你去想想《红楼梦》,再看看‘脂砚斋’,这基本上就是小说虚构和原型、和真实的区别。虽然曹雪芹也写他的家史,写他自己的故事,但是已经抽离开,已经不是那个东西,有很多抽象出来的东西。”严歌苓说。

严歌苓认为小说家最大的趣味就在于,将自己梦想成为或者耻于成为的自我放在不同人物身上,比如幻想成为妓女或者囚犯,这些人物实际上都是你心里一个很黑暗的、着迷的东西,只是把它放在不同人的身上。

《小姨多鹤》最难写

严歌苓谈到她所写的虚构小说中,《小姨多鹤》非常难写。“这个故事真实的原型我都有,日本撤退时留下很多年轻姑娘嫁给中国单身汉。但是你怎样能够把它变成文学,你需要一个从文学中抽象出来的东西,为什么它不叫《母亲小环》,为什么不叫《秘密家庭的秘密》,而是叫《小姨多鹤》,就是因为我找到日本人这样一个意象——小姨多鹤是日本人留下的、敌人的女儿,讲她怎么被接受并共存下来的故事。”

而在写作《小姨多鹤》时,严歌苓谈到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写出东方人和东方人的区别。“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差别容易写出来,因为他们的差别比较鲜明,亚洲人和亚洲人的差别非常难写——都是黑头发的、非常多礼且非常含蓄。这就是我二三十年来不敢写《小姨多鹤》这个作品的原因。”

严歌苓谈到写作的灵感源自她在东京的一段居住经历,“我住在一个山区,这个山区非常美,很像日本浮世绘上的感觉,周围全都是樱花,根本没有人看,只有我打伞在樱花丛林里走。我住的是很传统的日本小酒店,店里的老板娘进来之后,跪在地上,端着托盘,把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碟子摆好,然后跪着退出去。第二天当她在擦地板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背很有表现力——她的勤劳、含蓄,她的那种宁静,都好像是用她这个背来表现的。忽然之间,我从她的背上抓到了日本传统女人的意象。”

严歌苓认为一种好的写作情绪是没有太明确的导向或者判断,而是一种朦胧的、讲不明白的躁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批评家和散文家评论梵高的两幅画:一幅画是几棵蔬菜,还有一幅画是很老旧的靴子。他说蔬菜画让他更感动,因为它很符合那种无目的、非功利、没有任何道理的纯粹审美。那双老靴子画得也很美,但是它里面有阶级意识,这个老靴子可能属于邮递员,他长期在一个路上艰难跋涉着,也可能是一个老工人,你看到以后会有一种阶级意识。所以任何小说整个的意义,包括它的审美意义、道德审美、社会审美,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朦胧的,那才是好的。”

《少女小渔》海报

影视改编:最不满意《少女小渔》

严歌苓也对自己的创作生涯进行了回顾。从写作方面来讲,她认为《雌性的草地》是自己写得非常好的作品。“那个时候正是我最有激情、有才华、有诗意的时候,不是每个时期都能写出那样的作品,如果我现在再来写那一类作品,我肯定写不出来。”

《雌性的草地》之后,严歌苓到美国接受专业的写作训练,严歌苓谈到接受写作训练的坏处是自己再也写不出《雌性的草地》那样的作品:“那是一个无章程的,就是凭我的才华,有大量的画面、意象的东西在里面,留白也特别多。后来学习了一个作品怎么长出好看的肌肉和好看的皮肤,但不是皮肤和肌肉就能够决定气息、神韵,这些是学校不能教的。”

严歌苓又谈到具体的学习过程:“教授教的最有用的就是解析,用艺术的方法解析,比如读马尔克斯,然后模仿。因为我们的教授认为画家都要临摹,按照《变形记》去写一部,像这样荒诞的、带一点微妙的幽默、但是非常可悲的感觉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要临摹,这些临摹对我来讲,至少全世界的小说形式我没有不认识的。”

《陆犯焉识》海报

严歌苓的诸多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她谈到,其实自己一直想创作具有很强的抗拍性小说,她以《陆犯焉识》为例,“《陆犯焉识》本来是一部抗拍性很强的作品。首先它的体量极大,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它比较敏感,但是我必须要写这本书,不管有没有人出版或者在哪里出版,这本书我一定要写,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严歌苓说自己最不满意的影视改编是《少女小渔》:“作为一个作品来讲它是成立的,我的小说里有特别边缘的一帮人,无论是老头还是少女小渔。小渔虽然非常底层,但是善良且勤劳本分,她在老头身边生活,她有安贫乐道的那种充实。你可以是非常底层的,但是你不可以不高贵。通过和小渔短暂的假婚姻,老头认识到无论多穷,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但是改编的影视剧把他变成一个作家,而作家是不缺乏这样的自我意识的,他不缺乏跟一个小姑娘一起生活、一段假婚姻使他从A变成B。一个作品出发的时候是A,到了结束还是A,我觉得不成功,他一定要有所变化。”

    责任编辑:梁佳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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