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清末见闻

说起《中国建筑史》，一般读者可能会想到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著作。但事实上，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先于梁思成写出了同名之书，只不过长期不为公众所知。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在2014年出版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旧事重提，指出梁思成的名著《中国建筑史》并非完全原创，而是间接“借鉴了”日本学者的《中国建筑史》，一时间舆论哗然。

这位不该被遗忘的日本建筑学者的名字就是伊东忠太。

伊东忠太的开创性考察

关于伊东忠太的论述是否真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借鉴”，中国建筑学界自有公论。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伊东忠太作为最早来华实地考察的日本学者之一，集20余年之力出版了《中国建筑史》，首次以大量实证材料将中国建筑确立为一个独立、稳定的本源性建筑体系，无疑为梁思成及其同仁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伊东忠太是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也是东亚建筑研究的先驱性人物，他一生来华调查不下十次，著有大量建筑学著作，《中国建筑史》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日本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中国建筑通史，在学界影响极大。早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由陈清泉补译、梁思成校订的中文版本。

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写于1925年。此前，他已对中国进行了六次实地调查，时间分别是1901年、1902-1904年、1905年、1907年、1909-1910年和1920年。然而伊东忠太的目的其实并非纯粹为了中国，而是希望通过研究中国建筑确定日本建筑的起源，他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产生影响的时期，因而只论述到南北朝。

在伊东忠太的第二次考察中，他兴奋地发现了大同云冈石窟，证实中国六朝艺术在吸收犍陀罗、印度和希腊的影响后传入日本，直接导致日本以法隆寺为代表的飞鸟时代建筑样式。

在《中国建筑史》的开篇，伊东忠太提及从19世纪末开始的国外探险家对中国新疆的探险考察，并且对日本考察活动的成果进行了反省：

“日本人关于中亚探险的权威著作只有大谷光瑞一行的《西域考古图谱》而无其他，关于中国内地的探险报告也都流于只言片语尚无系统总结式的著作问世。不过，事实上日本人已经在中国很多领域进行了探察，如在军事、政事、商业、科学、艺术等领域以及抱着各自目的的各界人士进行的各种专业性的探险。但遗憾的是，这些探察活动都相对孤立，没有综合性的联系，没有研究系统，而且日本人的探险总是小规模进行，成绩也不显著。加上日本人对发表研究成果多少有些不够大胆、不够积极的倾向，又有不少人很难得到发表的机会，这就是日本人难出世界性的著作的原因，实在令人遗憾。”

伊东忠太先后六次前往中国。第一次主要考察北京和周边地区。第二次从北京启程、途径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后进入缅甸。第三次去东北奉天地区。第四次去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第五次去到广州。最后一次是考察山东。

尽管伊东忠太所到之处遍及中国主要省份，他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局限性并谦虚地写道：“仅山东一省，想要探察其全部遗迹都有难以想象的困难，更不要说全中国范围了。要成就中国探险，成就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大业，究竟要到多少年后，大业的完成，恐不是吾辈人能够等到的。”

除了撰写成体系的《中国建筑史》之外，伊东忠太还写下了诸多旅途随笔，并于后来编辑成册出版（《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龙吟社，1936）。“此著述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自己从事的建筑专业领域，而且也将旅途中的各种奇闻、趣事杂糅其中。”

中国画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纪行——伊东忠太建筑学考察手记》就是这部旅途随笔集的首个中文译本。相较专业的建筑学术著作，这些带有记录性质的“海外轶闻”无疑更能反映中国大地上的风土人情，以及百年前清末社会的种种世象。笔者现仅就书中“海外轶闻”的部分作一介绍。

糟糕的住宿

伊东忠太在旅行考察开始之前，对中国历史与地理进行了充分研究，旅行开始后每到一处，他基本都能对当地的概况和典故了然于胸。他总结出在中国旅行的三大困难：度量衡不统一、通货不方便和路况差。当然还有中国各种方言的交流问题，不过好在对于深受汉字影响的日本人来说，一旦沟通不畅，笔谈往往可以救急。

读伊东忠太的旅行手记，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一路上对住宿条件的吐槽。

“说是旅栈，在中国，其实属租房的一种，从食物到寝具、灯火、汤水、一应所需，住宿者须自行解决，只交房东些许房钱即可。若是由房东提供汤水、油灯，则还须另付汤水费或油灯钱。至于下榻处，则可以说是脏污不堪，其景其状，难以言喻。”

“笔者整个白天都在顺德城中对古建筑进行考察，回到下塌处，天已很晚，直到半夜才就寝。但四周声响不断，耳边频频传来马的龁啮声，以及驴叫声，通宵难眠。此类事时常有之，有时则是受臭虫骚扰，彻夜未合眼。”

“日暮时分，来至一处叫‘南米庄’的村落。此处荒村的贫寒凋敝，实是超出常人想象，我等一行的过夜之处，比猪圈还要污秽不堪。虽然对投宿之地栖身之处的脏污早已见怪不怪，并已经习惯将就对付，但此处的脏污却实在是太过不堪，于是，一行人只好寻一古寺叩门求宿。想不到寺中可宿夜之处亦与猪圈一般无异。”

需要说明的是，伊东忠太的住宿地点并非全程难以忍受。因为他选择的旅行方式是办理护照并向中国政府申请特别保护。这样的好处是，旅行中可沿途提前告知当地官府衙门，地方官员就会为他提供住宿，并且通常都是驿站中最好的房间，不少地方还能提供晚餐和车、马等交通工具。

除了抱怨住宿之外，令伊东忠太颇为反感的还有清末民初外国人来华旅行常见的遭遇，即被当作动物一样围观。这是由于彼时国门未开，大多数中国人从没有机会见到他乡异国的来客，因而产生的一种好奇捉弄心理。

“最不堪忍受的是全村人尽出，层层围观，喧骚中还夹杂叫骂声。一行人只好轮番驱赶围观的村人，不胜疲乏。要说我等一行为中国人围观，又何止一次，被围观时的身心疲乏实在难以言表。”

“听说有洋人经过，村人尽出，围而观之，且骂声不断。轿夫去吃饭之际，此时轿中只剩笔者一人，有一恶汉从后面偷偷袭来，将笔者头发猛揪一把，然后大声叫喊并逃之夭夭。笔者平生从未受过如此侮辱，着实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只能催赶轿夫尽快上路离开此地。”

官场百态

伊东忠太携带护照旅行，虽然可以享受“国宾待遇”，貌似能够省去诸多旅费开销，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如果是由官府免费接待，则对相关吏员、差役不能不略表心意。比如，对方免费提供住宿，但对驿站吏员、打扫房间的差役却都要行赏送钱。若是免费提供晚餐，则对送来饭食的差人、工役也要赏钱几文。若是有兵丁护卫随行，则是每人每天赏钱百文，此钱数已然成为一固定价码，无处不是。如此这般，旅费的开支自然是只会多不会少，实无节省可言。”

伊东忠太因此接触了大量的地方基层官员，在有些地方，百姓生活的贫苦与官府衙门的奢华排场形成鲜明对比。

譬如在磁州（今河北邯郸市磁县），伊东忠太遇到知县出行，“仪仗极为堂皇，坐的是冠冕考究的4人抬官轿，另有4名轿夫跟前附后，以便随时值换。此外，还有两名属员在其左右徒步扈从。开路在前的乃是一高擎的大红罗伞，知县的行李分别驮在五六匹马上，1名随从押后照看。区区知县，论其官位大小，也就相当于日本的郡长而已，没想到出行却是如此排场，简直就像日本旧时的大名出行。”

到华阴县（今陕西省渭南市辖县级市），伊东忠太被邀请至知县馆驿下榻，看到房间的设施装修一新，于是感叹道：“看来，民间流传‘百姓皆饿殍，官吏独撑足’并非诬言。”而且当地官员还给伊东忠太送来一瓶德国啤酒，询问之后才知道是知县从天津带回的。晚饭时丰盛的菜肴又令伊东忠太印证了“百姓皆瘦，知州独肥”。

伊东忠太来华的前五次考察，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大清帝国行将崩溃。通过伊东忠太与某些官吏的交谈，我们也能够窥得清末变局下地方精英的现实关切和知识结构。

譬如南郑县（今陕西省汉中市辖区）的知县大人并不十分理解伊东忠太远道而来的考察目的，他甚至认为“中国历史十有八九造假，所谓古迹，几乎都不可信”。在知县看来，研究不可相信的假历史毫无用处，还不如去开采对面南山地下埋藏的丰富矿物获利更多，甚至还问伊东忠太对采矿一事是否感兴趣。

在新都县（今成都市辖区），伊东忠太受到了咖啡、饼干的招待，显然是专为外国人准备的。伊东忠太本想即刻前往县衙拜会知县，不料差役告知现有日食，知县正在“祈天救日”，于是只好等待日落之后。晚上见到知县谈及此事，知县向伊东忠太介绍：“天变可畏，何况天上太阳为天子之象，故天上日食，则恐人间天子有异变，是以祈天救日。”然后知县又反问伊东忠太日本在日食的时候有何举措。伊东忠太答曰：“日本只有天文爱好者一类才会观测日食。”知县听后，神情困惑。

古都和国民印象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所以伊东忠太每到一地，都会像古建筑普查一样，罗列出那些值得考察的遗迹。洛阳和西安作为最能代表中国历史的悠久古都，对伊东忠太来说自然是重点，更何况这两个城市的古建筑与日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当时的洛阳显然使伊东忠太颇感失望，因为大部分遗迹都已在历次战乱中被毁。“慕名而来的人们只能面对亘古不变的浩浩长空，黯然追忆那曾历经千年的帝都春秋……于今，映入人们眼里的洛阳城，只是那些备受与粪水同流合污的泥泞与沙尘肆虐的陋巷，是行将倾圮的歪倒破屋，是在如此凋敝破败的景象中留一长辫、穿着长衫马褂的中国人，看似悠闲，却又是惶惑不安。”

相比之下，西安的古迹则遗存较多，伊东忠太的考察成果也非常丰富。“若要细加考察，至少要花半年时间，并需历史学家、佛学家、地质学家襄助其成，如要圆满完成对西安之地历史故迹考察，非有如此豪华阵容不可。”

不仅如此，伊东忠太甚至在西安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他发现除了能买到西洋货物和相机所用胶片，还能买到来自日本的香烟和包袱裹布。另外还有一名曾在日本游学的阎姓革命党党魁造访，并送给伊东忠太一瓶日本酒，无疑令人惊喜。

在西安最热闹繁华的城隍庙中，伊东忠太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于是便评论说：“中国自古有一陋习，即对妇女禁限甚严，故于如此热闹所在却难得寻见花枝招展的夫人、小姐倩影。城隍庙内，倒是不乏乞丐及同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实在是大煞风景。除非废弃对妇女禁限甚严的习俗，否则中国的画面永远都是色调阴冷，即便是春来也无花开，就算是秋高亦无月圆；不改变对妇女歧见，中国就永远改变不了其行为残忍与性情冷漠。”

总体来看，伊东忠太对清末老百姓的印象可谓不佳。例如在南溪县（四川省宜宾市辖区），他正好遇到一位囚犯遭受笞刑后的尸体被游街示众。“过往行人，亦连妇孺，见此令人恐怖的惨死之状却依旧神情自然，犹如平日里见到死猪死狗一般，人人气定神闲。笔者发现，原来人们竟然对人的死亡表现得如此冷漠与麻木。”

唯在贵阳城内发现两家福利机构后，才使伊东忠太对中国人的评价转为积极。“尚节堂”专为守贞操名节的寡妇提供生活帮助，还有一处“幼老堂”，专门收养无人赡养的老人和无人抚养的孤儿。对中国人身体力行的慈善事业，伊东忠太表示“感佩甚多”。

继伊东忠太之后，日本人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也先后来华考察，并且终于写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受此刺激，中国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这才开启了一段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古建筑考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