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17文字记录：在焦虑的另一端

原创 读库 读库

时间：2022年11月8日

地点：读库大客厅

对谈：张立宪 陈晓楠

张立宪：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8号，这里是读库第十七年的读者年会，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陈晓楠老师，她已经帮我们主持过DK-16了。

陈晓楠：倏忽一下十二个月。

张立宪：真的是太快了。今晚又是月圆之夜，还会有月全食。

陈晓楠：去年是下大雪，你还记得吗？都是特别的日子。

张立宪：天象有异。今天是在我们的读库大客厅，明显感觉比去年的鼓楼西剧场要放松很多。

陈晓楠：去年因为需要应对很多不确定性，年会场地确定得特别临时，但反而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意味在里头。今年我们在这儿，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

张立宪：是的。去年我们没有人才储备，也不掌握相关技术，所以当时的直播就邀请了曾转播过若干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葛小红老师做的现场导演。经过这一年，我们锤炼出了自己的团队，也有了自己的设备。现在，所有的一切，除了咱俩脚底下这块地毯是借的，其他全是读库跨国公司的固定资产。

陈晓楠：难怪他们看我踩的时候眼神很心疼。咱们这心窝子一掏十几年，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去年叫“大时代的小确定”，当时是在一个很不确定的环境下，不得不拿出来的一点儿小确定。今年的主题叫“在焦虑的另一端”。

张立宪：我感觉在当下，“焦虑”几乎是一种常态。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大伙儿都来比焦虑、比惨，这场年会就开不下去了，最后彼此就抱头痛哭算了，直播中的留言可能全是流泪的表情包。所以，我们能不能聊点焦虑之外的？

陈晓楠：现在“焦虑”成了共同的前提，是一个不用赘述的大背景，再感叹也没用。在这个情形下，我们能拿出什么来应对？像上次年会，我们应对不确定；现在，我们在焦虑的另一端，能拿出什么？

张立宪：我看到你的老同事周轶君说过一句话，“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我还真联系过轶君老师，问她能不能从上海到北京，一起来做今天这场年会，我们一起聊一下。很可惜，她的北京健康宝发不出“绿码，核酸两天”的声音，来不了，今天就还是咱俩。

陈晓楠：其实，“具体”是今天的一大主题词——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路径，也是我们的一个答案。

张立宪：所以，我想今天就聊点焦虑之外，趁着还能干活的时候，我们干了些什么，以及我们想干什么。

陈晓楠：咱们就来聊聊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具体地干了些什么事，还想具体地再干些什么事。每年其实都有这样的复盘和展望，但是今年我们要谈得格外硬核和具体。话不多说，我们快速进入。

张立宪：我们就不再抒发感情了。比苦，大家都苦，并且总有比你更苦的，我们就不说多苦，也不说多郁闷了，直接说具体的活儿。

陈晓楠：过去这一年你是怎么过的，读库有哪些具体的成效？

张立宪：2022这一年，我对自己还挺满意的，觉得自己干的活儿挺多的。我们的几套大书，出来的有《讣告》，四十万字；还有吉川幸次郎系列，总共得有二百多万字，我终审过的有一半了；马上还会出版“医学大神”系列的姐妹篇，十四本的“人类与病”，也是一百多万字；秋原老师的新书，近七十万字，我都一字一句编完了。这些都是在我这儿已经画上句号的书，有的出来了，有的还在出版流程中，都是这一年干出来的。

陈晓楠：你自己是怎么挤出这些时间的？

张立宪：今年虽然有很多让人焦虑郁闷的地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又给我们每个人提供了“完美借口”，或者叫“完美台阶”——如果你什么活儿都不干，想为自己开脱的话，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发现它特别可怕。你极容易让自己活在理由中，活在借口中，或者像一句诗写的，“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可能我们的人生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在别人的主帖里留言、转发，但很难做自己的事儿，所以，我一定要提高免疫力。我所理解的免疫力，一是身体上的免疫力，尽量少得病，得了病能尽快康复；二是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免疫力，既保持同理心和共情能力，能够体察这个时代同时保全自己，又需要避免被打扰，能够拿出集中完整的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被外界各种变故割裂得支离破碎。虽然这很难，但应该尽量提醒自己。努力做到之后，马上就能够享受到那种通过严格管理自己而得到的成就感，这是对自己的奖赏。看着一个个活儿被自己做完，感觉还是挺好的。

陈晓楠：你说，今年读库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保供”。

张立宪：最近我老提这个词，是从大的经济形势里学会的。房地产行业不是都要保供吗？我们也得保供，按照时间、保证质量地交付给读者。

陈晓楠：咱是大公司。

张立宪：除了保供，我们还要“清欠”。这指的是一些欠债，不是财务上的债，而是一些答应别人的事情能不能按时交付，如果没有交付，就给对方一个交代。希望能够把清单上的事情一样一样做完，假设做不完，也能够列出一个清晰的时间表来。

还有一个词叫“减负”，降低能耗，减少财务压力。毕竟现在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而且我们也不能靠朋友和读者的支持。我的钱包是瘪的，你的钱包也是补丁摞补丁，大家都没办法，穷哥们就别再欺负穷哥们，别再指望穷哥们了。所以，能够少花钱的地方尽量少花，或者可以这么说，我希望能跟同事们达成这样的共识：要尽量多干花力气的事儿，少干花钱的事儿。这年头，大家的力气有的是——靠这个来保供。

“保供”还有一层意思。现在外界有太多的不确定了，特别是今年遇到的很多事情，给出的各种理由匪夷所思，在原本正常的年代，如果说出这些理由，大家会觉得“你骗我可以，但得尊重我的智商”，但今年这种局面变了，那些理由都实实在在地存在。那该怎么办？我们只能把自己头上的活儿尽量早干完，给外界那些不确定因素尽量多腾出一些时间来。即使给对方争取出了很多时间，给不属于我们管的流程预备出了一些回旋余地，最后发现很多情况下还是不够用，依然不能按时完成保供。不过，至少我们有了保供的意识，尽量按时交付已经答应大家的事情，如果交付不了，也做到心里有数，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不要老是给自己找理由，因为合情合理合法的理由可是太多了，又被封控了，又被弹窗了……都是不容反驳天经地义的。

陈晓楠：要想做到保供，最难的是什么？

张立宪：我觉得最难的是协同性。你可以从严要求自己，也可以从严要求团队，但没法要求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也没法要求别人跟你在情绪上共频。所以，看到很多朋友或者同事的情绪发生波动，我经常会跟他们说，不要老让别人的事儿占据你的空间。比如说起佩洛西要窜访台湾，就盯着人家的飞机看到凌晨三点还不睡，把自己的活儿耽误得干干净净。再比如，有人说，我正在规划疫情结束之后我应该怎么做，正在思考自己三年后要干什么，我会说，您别想三年后，先把眼前的活儿干好。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不能老是用未来的空想或者别人的事来搪塞自己当下应该做的事了。

陈晓楠：“减负”和“清欠”为什么那么重要，你把这两点特别提出来？

张立宪：因为整个公司运营的流水没有原来那么大了，所以就会强调运营的安全性，得保证自己能活下来。另外，不光得自己活下来，还得让上下游也活下来，这样的话，肯定也要给对方一些交代、一些可以回旋的空间。我所理解的“协同性”，指的就是这些情况。

陈晓楠：我听你老念叨“校园包”，所以保供其实分了很多条线，也有很多个任务吗？

张立宪：我们虽然口口声声说保供，但只是在内部，读者没必要了解这些口号，只需要我们按时交付即可。可到现在看，我们在努力，但做得还不够好。其中，校园包就一直没有兑现。什么是校园包呢？很多读者在付费成为读库App的用户时，有一个选项是不要当年纸质版《读库》，而是委托我们把对应的这套书捐给在校生。到现在，总共有两千多套2022年的《读库》属于这个“校园包”，这些书还在库房，并没有发给在校生，可这一年都快结束了。不是我们不想尽快办理，而是校园一直没有尽快恢复正常。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让在校生认领走这些书呢？肯定不能把他们当特务一样审讯，设置一堆烦琐的认证程序。起初的计划是请学生们提供一个属于是学校的地址，即可寄书，结果发现相当数量的学生还不能进入他们的学校。拖到现在，这两千多套《读库》依然没有送出去，这样一来，“保供”就遇到了问题，该怎么给委托我们做这件事的读者一个交代？

陈晓楠：各种意外叠加起来，最终效应更加难以预期。

张立宪：我们不会拿别人当特务来审讯，保持善意而不是戒备，也希望读者、作者和朋友们也能够对我们有一点点的宽容。当然，这并不会成为我自己偷懒的理由。

陈晓楠：你的神经是不是越来越坚挺了？

张立宪：如果我的神经不逼着自己那么坚强的话，就太容易被带节奏了，很难按照自己的规划来做事，来思考，甚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呼吸。

陈晓楠：今年就是处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不过，你内心应该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块。

张立宪：你观察到我们的大块是什么呢？

陈晓楠：读库App嘛。

张立宪：我还想说咱俩是不是应该像诸葛亮和周瑜一样，在手心分别写下来，再看看是不是一样。

陈晓楠：我这周瑜说对了没有？

张立宪：我现在经常会吹牛：读库可是有App的哟。

陈晓楠：其实App也因应了现在的很多趋势，我记得你说过“幸亏”，对吧？

张立宪：对。上海疫情的时候，幸亏有读库App，当地的订户虽然拿不到书，但能在App里看到新一期的内容。以往大家一说读库，一说老六，就是“靠一种情怀坚持了十几年”，但我之所以能够坚守，其实靠的是应变。

我从来没有排斥过电子书或者屏幕阅读，当意识到让大家把手机换成书的难度高不可攀时，就不要一意孤行，反而应该想办法把书塞到大家的手机里。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开始着手做App。现在我觉得读库App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电子书，它远比电子书更丰富。小伙伴做了一个小视频，请大家一起来看看。

陈晓楠：不只是读，不只是库，不只是读库。回顾这一年在App上的尝试，你觉得哪些事情做对了？

张立宪：App上的阅读和我们理解的阅读已经不一样了。读者传统的买书行为，特别像农耕文明时代需要确定一个物品的所有权，拥有某种物品，把它攥在自己手里才踏实——把买来的书放在书房里，插进书架中，它才是自己的。这强调的是对物品的所有权，但App这种会员制的在线阅读模式，强调的是享有权。

陈晓楠：拥有和享有。

张立宪：App里的这些内容永远在云端放着，我读，它就是我的，我不读，它就跟我没关系，只不过是有没有权限读它的问题。这个权限不是无限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设定，读者交一年的会员费，就看一年App里的内容。当然，现在有点欺负今年的订户，他们交一年的会员费，只能看到今年的《读库》。可设想一下，等到三五年之后，读者再交一年的会员费，就可以看到已经积存了三五年的内容。到那个时候，大家的感觉可能会更不一样。

陈晓楠：年头越长，App里的宝藏越多。

张立宪：我觉得这是会员制的核心。原来我们买一本书，内容是有限制的，能提供的仅仅是你所购买的书里的内容。读库App里，我们提供的内容是没有限制的，而是在时间上加以限制，读者支付会员费的这一年内，读库就有责任提供超额的内容，这是我所理解的会员制。

台湾的郝广才老师跟我分析奈飞模式，奈飞能够让它的会员“吃到饱”，也就是说，用户花一笔钱，可以在奈飞随便看，里面的内容敞开供应。这特别像去电影院，假设你的钱只够买一张电影票，那么一定只看最引人注目的大片，其他你此前都没听说过的小众作品、非主流的文艺片就没钱看了。可如果告诉你只花一张电影票的钱，就可以走进电影院各个影厅随便看，那么，小众的、非主流的文艺片就有可能被看到。会员制也是这个概念，说得极端一点，要是你兜里的钱只够买一本书，你肯定买《红楼梦》而不会买《读库》。但要是让你在某个时间段里随便看，那么你看过《红楼梦》，没准还会想看看《读库》。这样一来，人们的阅读生活就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红楼梦》肯定比《读库》要伟大不知多少倍，但是，读大家都看的《红楼梦》，能够让一个人成为“我们”；而读没有多少人看的《读库》，能够让一个人成为“我”。

陈晓楠：读库App让双方选择的门槛都变低了，有些书可能本来没有那么多人读，但读者在浏览App的时候，就有机缘邂逅，对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也拓展了自己的阅读领域。有些书原本或许要下点决心才能翻开，或者需要进行一场冒险，但在App里，很有可能偶然闯入，就发现自己对这样的内容也很好奇。

张立宪：这相当于降低决策成本吧，就有机会看到别的东西了。原来的阅读，限制性特别死，看任何东西都需要花钱或者花一对一、指向性非常明确的钱，读者看到的只会是最大众化、最无人质疑的内容。有了App，看到的内容就会更丰富。

陈晓楠：自由度其实更大了。

张立宪：在做App的过程中，我感到跟原来做出版、做纸质书的商业逻辑不太一样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也正在慢慢体验。

陈晓楠：你提过，有些读者收到了纸质书，同时也在读库App里看到了最新一本的更新，但纸质书还没来得及拆，已经在上下班的路上，通过手机把App里的文章先看了。

张立宪：对，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最爱纸质书，但其实身体很诚实，大部分时间已经分配给了电子屏幕。

陈晓楠：电子设备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毕竟有这样的便捷性。那么，你觉得读库App和一般App的最大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张立宪：我和同事一起设计读库App的时候，初衷首先是能够给大家一个“不看某些东西”的权力，要尊重用户的这种权力。一个出版编辑提供给读者的服务，核心叫“筛选”。我们不会给读者提供海量的内容，而是要给他们提供有限的内容。目前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读库App一定是一个“少”的东西。

另外，希望尽量不要打扰用户。现在大量的应用软件都讲究“日活”“月活”什么的，其实读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分配给我们的App，读库App也不是大家那么强烈的刚需，一两个礼拜能打开看一看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天天给人家发站内私信去打扰。我们在最开始就达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共识。

还有一点，就是不免费。要知道，在一个好的商业环境里，不仅用户是上帝，商户也有拒绝某些用户的权利。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陈晓楠：这是一个相互寻找的过程。

张立宪：那我们怎么拒绝某些用户呢？就是用付费这个方式。举个例子，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有人敲开车窗玻璃塞进来一本《读库》，那么，哪怕这本书编得再好，你也不会看——免费的东西就是这样。

陈晓楠：这种相互契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能往后走得很远。

张立宪：是的，让大家觉得花钱买到的就是这个服务，并且是值这个钱的。就行了。

今年我参与录制了几期《圆桌派》。窦文涛老师作为一个老的媒体工作者，他特别痛苦的一点是什么呢？并不是节目开始要播报“本节目由某某某特约播出”“由某某某赞助播出”，他不痛苦这个，他痛苦的是，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节目过程中还要插入、植入，比如这期节目咱们聊的是电子屏幕阅读，聊着聊着他得提醒你一下，你一定要提提读库这个App哦，人家是给了赞助的。录制间隙，我俩一聊到这个话题，就恨不得抱头痛哭，因为我们这种老媒体工作者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当年上学所受的教育叫“事实和观点分开”“内容和广告分开”，意思是如果这个内容是广告的话，一定要注明这是广告版面，不能让读者的心理准备是要读事实，结果在里头给人来了一篇商业广告或付费信息，那叫“软文”，但现在不都是这样吗？我们看一篇公号文章，前头看得津津有味，最后发现，哦，他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他用了什么吃了什么，弄得人一下兴致大坏。

我们提供两种东西：要是给读者提供免费的东西，就去向商家收钱；要是收了读者的钱，就不再给他们提供商家付钱之后的东西。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读库App是属于这样的模式。

陈晓楠：你想让读者来了就踏实，我们不再惦记你的钱包了。

张立宪：不要再有那种戒备了。现在大家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养成了高度的戒备，也有了极高的智商，能一眼就判断出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在带货还是在说实话。

欧逸文给《读库1006》写过一篇文章叫《红的》，写一家从国外进口红酒的中国企业，我当时请苗炜老师帮忙翻译，苗师傅翻着翻着说，哎呀，写一个红酒企业，会不会让读者觉得这是篇软文？我说不会，我们的读者能相信我们不是收了这家红酒商的钱才写的这个，欧逸文也不是。《读库1502》里有一篇文章，讲日本一个电风扇创始人，他怎么设计电风扇，让风像自然风一样，他的大脑是怎么找到解决方案的。那哥们叫寺尾玄，原来是个摇滚歌手，后来创办了一个电子公司，生产各种家用电器。他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吃饭，我就约他写这个稿，在约稿的饭局上，我知道他们的电风扇在中国有销售，在北京有办事处和代理公司。那么对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这是不是软文，是不是带货？但我自己心里是笃定的，我相信寺尾玄写出来，我们把它发出来，主旨不是带货，而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个解决问题的智慧生发过程。

陈晓楠：这种纯粹感，会使得“享用”这两个字变得浓度更高。

张立宪：希望大家在App里能得到比较单纯的东西吧。

陈晓楠：其实你们在里面加了很多的料，会员在里面，除了可以踏踏实实放下戒备，还可以发现，你们确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很立体地呈现内容。

张立宪：纸质书里就是文字和图片，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并且文字和图片是有篇幅限制的，它是有高度限制性的东西。有了App之后，纸质书可以有更丰富的延展性，可以有视频有音频，还可以把幕后花絮、删节片段、相关链接、背景资料等延伸阅读都做进去。喜欢简单的，读限定内容就好了，对它产生更大兴趣的人，可以无穷无尽地读下去。

陈晓楠：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素锦的香港往事》那篇加料里的信，会让你一下子从另外一个维度感知到这个东西。

张立宪：今年，我们跨国公司从一家出版公司变成了多媒体公司。我们也做了很多音频视频方面的尝试，也确实摸索出了很多心得，真的是乐在其中。2022年，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点，是因为知道外界不可测，所以做什么事都是抓紧往前赶。

七月份的时候，利用一次难得的可以出北京的时间，我们小团队去了趟江南，以南通为核心的长三角一带，拜访了几个人，拍了一系列的视频。那几天把伙伴们累得都快趴下了，他们说为什么要这么赶，我说也许我们再也没机会来拍，过了今天，你可能就出不了京，或者他那里就进不去了。当时我们真的是用一个礼拜恨不得干了一个月的活儿，现在看幸亏当时干了。至少像采菜、采药一样，把那些东西都连背带扛弄回来了。然后，即使是弹窗了、静默了，我们就闷在家里干活儿好了。给大家看我们采集的一些素材。

张立宪：现在采回来的药还不够多，所以还不知道这些牌怎么打。

陈晓楠：我觉得这个摄影团队已经非常专业了，这是咱跨国公司自己的？

张立宪：全是我们自己的小伙伴，这群九零后真是挺棒的。

陈晓楠：所以今年其实小伙伴们是多面出击。

张立宪：虽然我强行把他们摁住，说出风头的事只许老板一个人来，但其实他们已经摁不住了。

陈晓楠：那你现在讲讲小伙伴们。

张立宪：现在读库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大部分的活儿，尤其是那些需要壮劳力才能干的活儿，都是他们在做的。六本《读库》是我自己来选、自己来编，所有读库的书的终审是我来干，这个义不容辞，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其他的活儿，基本上都是同事在做，他们也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读小库，到现在六七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了一批看家书。你看儿童书特别奇怪，爸爸妈妈们只认那些老儿童书。

陈晓楠：经典。

张立宪：你告诉爸爸妈妈说，这本书几代小朋友都看过，或者说我们家孩子当年看的是这个，他会毫不犹豫下单。你说这是新书，他反倒心里没底。对我们来说，经过这么几年，很多书站住脚了。我们的读小库随风潜入夜，已经陪着很多小孩长大了，我女儿也在看。

我们的御宅学、漫编室，还有其他的书和项目，都已经起来了。尤其是前两个，算是亚文化，或者次元界的小系列，更是我完全不懂的话题。

陈晓楠：很酷的。

张立宪：御宅学里的游戏我都没有玩过，很多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但不妨碍我认为它们有价值，而且我的老花眼已经看不了漫画上那些小字了。

陈晓楠：不明觉厉。

张立宪：我们这个时代对游戏和漫画的污名化，未来会看到其代价有多大，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弥补工作。看起来好像不少，其实还说不上果实累累。

我们今年在减负，尽量控制出书的品种。一般大一点的出版公司，国营的也好，民营的也好，一年出书都是一千多种，我们一年出书希望控制在三五十种。我觉得书没必要出那么多，大家也没必要买那么多，买很容易，但是，读了多少呢？

我们是做出版的，我们的钱就来自把书卖出去，但我觉得仅仅把书卖出去还不够，还应该和读者一起把书读进去。今年我们减负，少做一些书，但不是说大家就没事干了，我们把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尽量让做的书更有理由，让它更有价值；二是拿出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和读者们一起读。我们有好几个共读计划，比如吉川幸次郎的九本书，出齐了得两百多万字，如果没有其他小伙伴帮着互相监督，估计没有多少人能把这两百多万字都扛下来，所以我们就推出“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借助技术上的优势，我们还起了个名字叫“读库自习室”。

陈晓楠：很有氛围感。

张立宪：不是你一个人在那儿学习，一个人学习没有那么大动力。

陈晓楠：自习室，当然要有周围的人静静的、默默的，但是偶尔交流一句的感觉。

张立宪：在这个自习室里，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共读，尤其是明年我们还有“人类与病”这种百万字级别的书出来，更需要逼着自己把书读进去。

陈晓楠：这种交互也很幸福，因为你觉得有人同在。

张立宪：所以把书卖出去，然后整天数钱，已经没意思了，我们还要提醒读者，这书读得怎么样了？

陈晓楠：盘点到这儿，你觉得干的活儿是多了还是少了？过去这一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一年，你自己的体感是什么样？

张立宪：我觉得我自己干的活儿多了，并且是稳定而持续地产出，我做到了。但是很可惜，有一些我掌控不了的因素，导致跟大家见面、面世的还没那么多。今天出不来就明天，我们就慢慢等吧，但至少属于我的活儿，我应该说是已经漂漂亮亮地干完了，这方面还是挺欣慰的。

陈晓楠：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可能是我们和外界之间的关系。原来说我如何自处，但是现在发现，很多时候并不能够完全掌控你自处的环境，当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了什么，这样一种节奏很干扰人。你刚才说情绪免疫力，这个是很难的事情。

张立宪：我跟我们的小伙伴，平时交流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活应该怎么干，也没人怕苦怕累、不耐烦、干不下去，更主要的是自己能不能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把它干出来。原来我们老觉得，一个人的情绪状态是开导开导，或者被人骂两句就行了，让他“想开点儿”，好像他真就能想开了一样。可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现在尤其难。

我有什么诀窍？可以汇报一下：我又开始写作了。

这个开始写作是从前年就开始的，写“三十五岁必死”。我整天就是在和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打交道，大家都在掏心窝子，都在处理最具体、最没有标准答案或者那些标准答案根本不管用的事儿、那些难题，怎么办呢？我就把我的一些小心得、我的观察和思考、我的所见与所得写出来，结果越写越多，越写越多。我是去年这会儿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希望2022年把《三十五岁必死》写完，结果到现在还没完成。

这个“没写完”，我还是挺骄傲的，按照原来设想的字数早都写完了，但现在拉的单子比一开始扩充了四倍，大概会分成两本书，因为我发现很多话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再说，就已经晚了，得提前到十八岁说，所以现在是分成两本，一本是写给十八岁的，一本是写给三十五岁的。我从一个编辑变成了一个写作者。

陈晓楠：这件事也很具体，具体的事情可以疗愈自己。

张立宪：我真的是把写作当成一种疗愈或者自我放松。写着写着，貌似在劝文章中的年轻人，结果把我自己给劝得开朗开阔了许多。经常是一个话题写完之后，我觉得浑身上下特别舒坦，就跟做了一次健身一样，写作真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拖拉机们为什么不愿意写。我发现，通过写作来把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条理化，结构化，当它一旦凝练成一种语言之后，就会变成一种能力，一种思维方式、思考习惯，或者说一种工作方法、劳动工具。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很多头绪繁多的事，你把它整理好之后，特别像给电脑做一下磁盘整理，把资料从C盘转移到D盘，C盘就变得特别清爽。这可能跟我今年出活比较多有关系吧。干得越多，就干得越多；干得越少，就越来越干不动。

陈晓楠：好多年轻人会问我，当下有些时候，很多事情决定不了的情况下，更难发现或者保持自己的内驱力。原来我们老觉得要往前冲，可突然产生一种无力感，本身原有的内驱力也被打乱了。但那天你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不能浪费自己，我能做主的事情，是否至少可以把它做了。

张立宪：对，我们不能什么事都让别人说了算。有没有事自己能说了算？至少一个礼拜坚持让自己健身三次，这个没有人拦着你，你能做到吗？事实上你发现能做到的人很少，但凡能够把一个礼拜健身三次这件事做到了，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奖赏。他得到的不仅仅是健身，还有自己享受自己的过程。

陈晓楠：“三十五岁必死”系列，大概什么时候完工？

张立宪：我争取在春节前后把这两本书写完，估计得有三四十万字，分成两本书。为什么分成两本呢？除了体量，还因为十八岁和三十五岁的观点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这个事放在十八岁的时候你这么做很棒，但放在三十五岁就显得肉麻了，或者必须抽着自己的大嘴巴给改正过来。我努力在春节前后写完，明年值得期待一下。

陈晓楠：明年还有好多值得期待的事，是吧？

张立宪：属于2023年的六本《读库》，包括M套餐和L套餐，我们都已经心里有数了，还是挺开心的。明年要给大家交付什么，我负责的系列已经有了。读库还有两个已经酝酿好几年的大项目，一个是动物系列，一个是宇宙系列。

陈晓楠：听起来很壮观。

张立宪：当然。宇宙就是这样，现实越逼仄，人越向往那种辽远深邃。而跟人打交道越多，你就越喜欢动物。我对我们的宇宙系列和动物系列简直充满信心。

陈晓楠：激动人心。

张立宪：这两个系列的第一本我都看过了，特别好看，算是明年值得期待的。另一个值得期待的，其实今年已经开始了，是一个田野项目。我觉得不仅要做一些现成的书稿，还要做一些项目。

陈晓楠：你们的触角也太多了。

张立宪：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认为值得做的、应该做的，也正好是我们能够胜任的，就开始做起来。

陈晓楠：值得做的都是内容。

张立宪：先让大家看一下今年八月开启的又一件值得做的事，“建筑史诗”作者王南老师和我们的执行主编朱朝晖老师奔赴四川安岳进行前期考察。这其实是明年的一个大项目，名叫“石窟史诗”。

这是腾讯基金会与读库长期合作的公益出版项目，探访遍布中国大地的石窟艺术，全新采写、拍摄、测绘，以石窟演进路线为脉络，选取约三十个最具代表性的石窟，每窟一书，计划用六至十年时间，构建中国石窟史诗。

陈晓楠：我要说说我看这个片子的最大感受：这将是我们未来六到十年的一个计划——现在敢做这种计划的，甚至说这样一句话，听起来都足够震撼。

张立宪：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朱朝晖老师带队去了四川，那段时间四川热到断电，只有车里有空调，但已经不能制冷。满天下都热的时候，空调已经起不了作用。我们会在腾讯基金会的支持下把这个项目做下去，六到十年不算长，王南老师的“建筑史诗”要写三十年呢，现在才过了一半。

陈晓楠：越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或者对变化的感觉，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原来觉得六到十年是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但现在感觉这是个很漫长的跨度。

张立宪：读库都十七年了。仔细想想，没有比时间更长的时间，你只要熬就行，但熬又不能在那儿干等着，那不叫熬，那叫殉葬。所以，明年我们这几颗小种子都会发芽。

陈晓楠：熬过时间，熬过一切不确定性，最后熬出你自己的果实。

张立宪：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把其他的事给熬过去。

明年还有一件值得分享的事，可能是小事。我们会尝试某些书只做屏幕阅读，不再印纸质书了。第一个用来试验的是刘勃老师，因为刘勃老师是我们的王牌作者，他的书非常好卖，必须得拿具有畅销潜质的书稿来试。我已经说服刘勃老师了。

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纸质书了。纸质书存在了几千年，时间太长，正因为如此，你就会觉得它是最好的，是有理由存在那么长时间的。这特别像人类几千年都用狼烟和烽火台来传递信息，但不能说后面的电报、电话、GPS和互联网就比不过烽火狼烟。我现在已经不那么自作多情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纸书高”。我经常思考纸质书的局限性在哪里，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它的劣势我们能不能避免，能不能放大它的优势，将它的劣势用其他技术条件来补足。

纸质书的最大问题是交付成本很高，我决定要做这本书，编辑阶段是必需的，读者对它的信任就是因为它经过专业编辑和加工；接下来必须要印成书，而只要印成书，印刷耗材成本就要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在某些程度上看起来，这点也是必须的，因为确实只有读明明白白印在纸上的，就是那么大的字号，就是那样的版式设计，读者才记得最准。如果在电子屏幕上字号可调，版面可调，读者对它的深度记忆反倒没什么好了。印好后入库，再经过宣传推广让人知道，你再下单，我再打包，然后经过南通库房发到你手里。一来一往的时间也好，物理成本也好，整体的交付成本是非常高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决策层级太少。当我们决定要出一本书的时候，往往是极少数人决定的，甚至只有一个人决定。比如我们要出“石窟史诗”，这件事可能是读库和腾讯基金会商量的；“建筑史诗”，是我和王南老师商量的。最终决定的就那么几个人，别管叫选题论证委员会也好，还是一个喜欢独裁的老板决定也好，就那么几个人决定了大家要看什么，所以其中必然会有误差，会形成错判。会让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大价值的书，由于判断失误而印了很多，形成库存卖不出去，滞销。比这个更可怕的误判是，担心这本书卖不好，于是就不做了。

到这个阶段你会发现，人类的知识成果和文化成果往往是被极少数人决定的，决定是不是得以传世，印在纸上，诗书传家久，其中的风险，细想是很大的。即使变成书，经历千锤百炼，经过时间的洗刷、读者的认可，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这样的经典名著，各种社科、人文经典，能够成为文明和文化的基石而永远畅销，但大部分书不是这样的命运，因为前面的交付成本过高，会导致一旦为这本书捧场的人少了，它就会从市场上消失，后面想买的人买不到。一本书，如果一年下来只有二十个人买，这本书肯定绝版，没有经济或财务上的可能性来加印，维持可供货状态，只能赶快清理库存，让它消失。

陈晓楠：这样一看，存在的门槛是挺高的。

张立宪：成为纸质书的门槛高，风险也大，在那之后，不管是让它消失还是维持，门槛都非常高。现在有了电子云端这种储存设备和发布传播形态之后，能不能让某些书先以电子书的形式蹚开路子，经过读者的认证和市场的考验，它才变成纸质书。

另一方面，有些书捧场的人很少，就不应该被做出来吗？如果变成纸质书，进印厂的话，印量就得三千起，再少就没法开机了。假如这本书只有几十个人喜欢，在新的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出来的。

出于这种考量，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纸质书的短板。要让读者能够参与到书的决策中，避免一些书被漏掉，或者被耽误。也能够让一些原本看似很脆弱的书生命力更长久，存世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在电子时代得以实现。对我来说，电子书或者App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是我们非常好的帮手。

陈晓楠：它就是个载体。其实每年都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张立宪：现在我自己想开了。

陈晓楠：你变化的节点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变了？前几年你基本还是比较谨慎的。

张立宪：我一直抱着很开放的心态，不会因为我做纸质书，就看不起电子书，或者觉得纸质书是最好的。当然也跟外界整个生态有关系，只有当你操作起来，才会洞察到情势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能带来一些解决之道，把原有的困境和难题化解掉，那么何乐不为呢？为什么还要抱残守缺？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了。

就像刚才说的，虽然很多人还对纸质书充满感情，但是身体很诚实，已经看电子书就够了。我相信2023年的《读库》预订，肯定会有越来越多人选择不要纸质书，只要App会员，能看一年电子版就行了。因为大家的概念已经从“拥有”转变成“享有”，对物理上的存在没那么看重了，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不再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才心满意足。

陈晓楠：有的人可能不光为了“是我的”这个感觉，而是抚摸到这本书，看到这种装帧，享受整体的阅读感受和情境带来的完整感。我相信这类人在读库的读者里可能更集中，就是纯粹地爱这本书。

张立宪：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我们才能活到现在，才成为“跨国公司”啊。我们不会放弃任何读者，也不会放弃纸质书。

由于原来的限制，我们的书出不了那么多，导致决策会变得谨慎且依然充满错误，有了电子书之后，也许我们判断的准确性会高一些，或者读者会帮我们做出更好的筛选和判断，也会把很多特别小众的书维持更长的时间。

陈晓楠：在制作电子书的过程中，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弥合掉差异，接近纸质书的快感吗？

张立宪：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我不知道，像我女儿或你女儿这代人，是不是更习惯屏幕阅读，甚至他们的大脑是不是和我们的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未来的认知、感官上的体验，大脑沟回是怎么建立的，我们都不知道，也许到他们那一代就会有新的技术，但至少现在，我找不到其他方案可以替代纸质书的优势。

陈晓楠：从内容上来说，比如现在的电子化阅读，也就是所谓的碎片化阅读，正因为门槛低，也特别杂，量非常大。但是怎么把这种逆碎片化的阅读聚合成依然是深刻的、长久深厚的东西，还得靠纸质书。

张立宪：可能人们刚刚拥有电子玩具的时候，都会感到新鲜，多多益善，看会儿这个，拿起那个，朝三暮四。但是慢慢的，就发现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这时就不再强调介质或载体了，不再在乎数量，甚至能沉浸了。或许碎片化是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另一方面，逆碎片化的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完整的东西，是有它的存在价值的，也不仅仅只有印在纸质书上，大家才能领会理解。也许在电子时代，有一部分人仅仅读屏就可以抵达长久深厚。

陈晓楠：说到底，纸质还是电子，只是它的外观、皮相和载体。

张立宪：对我们来说，就是做这种信息服务，帮助大家筛选和加工，只不过现在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读者经常忍不住进场去筛选，跟编辑和作者一起来加工，这也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陈晓楠：这个量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读库的电子书和纸质书的比例，只是一种尝试，还是准备投入了？

张立宪：当一件事情来临时，它的速度是你控制不好的。也许你希望它能更长久一些，结果它迅速垮掉，或者打你脸了，但也许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蓬勃爆发出来，带给你巨大的惊喜。但是我们如果不去做，就永远没办法拥抱变化。

陈晓楠：拥抱变化，现在都爱说这个词。这是明年的，你刚才说是一件小事，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接着说，明年还有什么大事？

张立宪：我觉得比做这些事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心态。到了这把年纪，我可以分享一个心态：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我个人也好，我希望能够是一种“随时可死”的状态。

陈晓楠：这词听着特别大，你得赶快解释解释。

张立宪：听着好像很不吉利。我的意思是，各种意外，不是你想不让它来它就不来，或者你以为能克服就真能克服的。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时候：一堵墙堵在面前，它没有具体的责任人，没有具体的难题，你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那堵墙依然在眼前，你跨不过去。所以我现在想，让自己和读库处在这种随时可死的状态——随时可以收场，随时可以打点行装、各奔前程。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书印出来一个月之内，甭管卖多少，先让作者拿到版税，不至于公司没了，或者突然有点什么灾难，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说，我们现在储备够了钱，只要团队一解散，每个员工可以拿到N＋1的遣散费，所有的应付账款，我们全都能及时给人家付掉，不至于公司一倒闭，一堆人都受你的拖累和伤害。

陈晓楠：随时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张立宪：希望当读库这个品牌、这家公司在任何时候消失时，都能够让别人不因为我们的垮台而受到影响，我们自己的人也都能够被很好地善后和安置。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工作，有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或者比如现在储备的是N＋1的遣散费，那是不是能做到N＋2？再努把劲，多挣点钱，自己少花点，也许就能做到。基本的原则不会变：当我们出现意外的时候，希望我们不给这个世界，不给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上下游、我们的合作方带来麻烦。

陈晓楠：知道这个了，不再有物理和心理的负担，往前走才会更轻松，是吗？

张立宪：知道随时可死之后，并不是说我就整天混吃等死吧，其实你心里更踏实了，能够更加平稳而持续地产出。我现在就是努力让公司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然后我自己做事也踏实，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不会因为万一我挂了，让别人投诉无门。

陈晓楠：我观察到一点特别有意思，今天来的时候，你跟我介绍读库又多了一间办公室，多了将近三十个工位。而你又说随时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大家也都在说，不要创业了、投资了、扩张了，你的这两种状态怎么碰撞在一起的？

张立宪：我们肯定是维持保守策略，尽量不盲目扩张、不多花钱，提高预判精度。对我来说，到这个年纪，唯一拥有的财富就是经验，它们让我对一些事情的判断更准确一些，能够少走弯路、少交学费、少糟蹋钱。提高这种预判精度之后，其实能省出不少钱来，那省出来的钱干什么呢？我们北京编辑部一共才六七十个人，现在却有将近一百个工位，有三分之一多的工位是空出来的，为什么要空这些？这是我自己最理想的状态，希望我们的办公空间有足够大的冗余，可以容纳一些自由组合的小研发团队，让他们能够有空间干活。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赶巧了，今年我看到很多人，甚至是我的同龄人，都被“优化”掉了。我能做什么呢？没办法给你一笔钱，但如果你家里房子小，或者孩子在家里老是吵吵闹闹，连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或搞研究的环境也没有，我们这儿有个工位，你可以过来，即使不是给读库写稿也可以。

陈晓楠：这是一个所谓自由人的概念吧？

张立宪：希望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些自由人，这些人不拿读库的工资，也不用给读库支付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熏陶出一种东西，这东西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性，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会儿天，可能彼此都会得到很大的教益。

陈晓楠：这听起来好奢侈，需要慢慢等待、打磨。

张立宪：就看我们能够维持多久吧，这种多余的冗余。如果挣不出这笔钱来，我们就往回退一步，反正打自己的脸不是很常见的事吗？但是万一成了，万一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就在这里产生了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发出召集令了。

如果你有写作计划或者项目，我们这边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安静的工位，你踏踏实实写作就得了。我们办公室都可安静了，所有人都沉默得像块金子。有一些作者，已经有写作计划，有选题方向，但经济上暂时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给他预付版税，这一点我们能做到。并且我正让我们的财务计算，每年支付引进图书的预付版税是多少，看这笔钱能不能拿出来支持原创。我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对于一部书稿是好是坏，我能不能做好，都有了一定的把握和判断力。

我觉得做书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把书变成书，比如把外文版变成中文版，或者把以前已经出过某个版本的书做一个新版；第二种叫把书稿变成书，作者把书稿给到我，我进行编辑、设计、印制，做成一本让作者满意也让读者满意的书；第三种方式是把想法变成书，我们先提出一个想法，或者听到某个想法，然后组织团队，编辑和作者从一开始就取得共识、协同作战。我觉得我现在有能力操作第三种书了，并且想想也很刺激，希望能做起来。我想，这跟所谓的减负、清欠并不矛盾。

陈晓楠：其实这特别像刚才讲的，之前是摘果子的过程，现在是播种、耕耘的过程。

张立宪：我觉得现在正好是保留火种或者播种的过程。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但还应该再多两步，除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盘算着仓库里的，并且最好还能想着耕种地里的。你不能只看到碗里盛的这点东西。

陈晓楠：做最坏的准备的同时，也做最好的准备。

张立宪：是啊。你不能说，我这辈子最后要挂的时候，终其一生就活在理由中，活在别人的苦难或别人的成就中。外控和内控，我总得干点我自己说了算的事，并且这点事，做得好，就是我能干；做得不好，就是我没本事，这多爽啊。

对了，你还记得今年我们请老狼在南通唱歌那次吗？

陈晓楠：那又是一次任性。

张立宪：我们刚才太沉重了，来放一段狼师傅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的片段。

陈晓楠：看看我们有多任性。

张立宪：看起来我们好像一家娱乐公司。

陈晓楠：那也是一个月圆之夜。我觉得大家在尽兴的同时，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地方。好多人在问，读库为什么会做这个？会觉得这个特别好玩，特别像你们做的事，但又有点狐疑，读库为什么要做这个？

张立宪：它更像我们真正有钱之后才做的事，是吧？不像现在，虽然老说有钱，其实是给自己壮胆的。但我当时确实觉得，这个钱我们花得起，什么事都等我们真正有钱了再去做，就晚了，那会儿没准狼师傅都唱不出歌，已经改行去写小说了呢。我们不是说非得等到达了彼岸，再去做那个事，此岸和彼岸最好就是在一块的。

陈晓楠：有时候就是一时兴起。

张立宪：我觉得能任性就任性，你非得等条件具备了再任性，那就太无趣了。

陈晓楠：所以分析不出招商目的什么的。

张立宪：干这个事不是为了挣钱，或者是等有钱了才干这个事，我们就是要把它干出来。

我今年之所以挺出活的，包括情绪还比较稳定，可能跟我在这方面想开了有关系。人最大的悲剧，或者是人类的大部分悲剧，就叫身在此岸心在彼岸——身体在这个世界，但向往的是另外一个世界；做的是这件事，但心里最想干的是另外一件事；和这个人在一起，其实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人……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不是靠劝两句就能想开的，也没法靠计算来解决，它就是不理性的。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我已经没有彼岸了，我现在就在彼岸。

你给我花不完的钱，我还是踏踏实实编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地编，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编辑不是说给书稿纠错字，这种活校对软件都能干，而是不同的编辑编出来的稿子就是不一样。我经常是把一个书稿编完后，拍拍我自己说，小张，编得这么漂亮，只有你才能干得出来。我都想象不出，让东东枪编，得烂成什么样，这要让陈晓卿老师来编，那还不是灾难吗？幸亏我还在，轮不到陈晓卿和东东枪。隋炀帝说“大好头颅，谁当斫之”，我就应该干这个。想开了之后，我心里就特别踏实，只要我们干得起就干。所以读库就变成了一家综艺公司。

我们现在又空出了一些位置，不是说非得招员工，而是招一起做事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一些优秀的毕业生能够过来实习。来一家出版公司实习，其实是很难的。比如在日报社，出版周期是一天，当天就要出活，就完成了一个出版周期，你会有成就感，有挫败感，第二天再优化一下，第三天再进步一点。比如你到《三联生活周刊》实习，一周复一周，你很快就能见到成果。但是出版图书的节奏慢，出一本书得半年、一年，甚至几年，流动特别缓慢，你几乎看不到变化，所以实习生在这里待两三个月、半年，都没有效果。很多孩子想来读库实习，我都劝他们说，去杂志社、去报社、去新媒体吧，你做出版公司的实习生，短时间内看不到任何变化。

但如果说时间再长一点，有人愿意保持足够的耐心，经历漫长而严格的职业训练，踏上这一步，也许我们还能够给他提供这个空间、这个机会。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具体的项目要做，那无非就是看看能不能招到志同道合的、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划拆分读小库，把读小库变成只针对婴幼儿和学龄前小朋友的书，而我们现在最缺的，是给十几岁小孩看的书，也就是“少年读库”。我们不会把它分成数理化文史哲，那些课本里都有，那具体要怎么做？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很具体的想法，不是说做成一年八十种，十年八百种，而是只出几种书，它们对一个少年是真正有帮助的。我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加入这个团队，组成一个研发小组，那不能连个办公桌都没有吧。现在就是，栽下梧桐树，等待凤凰来。

陈晓楠：一起等它长出来。

张立宪：天天想这个，还有什么可焦虑的，这不是挺美好的吗？

陈晓楠：在逼仄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奢侈的事，这个奢侈不是说花多少钱。

张立宪：原来我劝一个人，比如他问，我现在的月工资是六千，人家另一家公司给的工资是八千，你说我去不去？我说多两千块钱如果还是不能让你买得起房，你就别去了，因为它对你的生活没有大的帮助和影响，你只需考虑哪家公司你更喜欢，你就去，千万别为多那两千块钱去。

原来呢，比如说六千和一万二，真的就是能买房和不能买房的差别，但是现在买房的阈值无比之大，大到别说一万二，二万一你都买不起房，所以干脆别想那些事了。反正这年头也饿不死人，就捡自己喜欢的事做吧。这反倒让你少了很多选择的苦恼，更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我这么说，是不是得挨年轻人一顿骂？

陈晓楠：我们肯定是在大的底色之下，找自处之路，其实就是我们怎么跟时代，跟这个世界，包括跟自己的内心相处，可能你在这里是左摇摇右摆摆，但一定还是要有个砣在里头，这个砣到底是什么？

张立宪：我现在具体的事是，要把“三十五岁必死”系列写完，要把“少年读库”的架子搭好，要把一年六本的《读库》编好，也包括我所说的“随时可死”状态，要准备出N＋1的遣散费，要让作者及时拿到版税。还有，多编出一年的《读库》，假如现在开始预订2023年的《读库》，我希望那六本书都编完了，编完不是说马上就印出来，因为还有可能再优化；而是万一这年我挂了，读者照样能拿到书。我甚至要求我们的财务，大家交的预付书款，我们不要把它都花掉，只要这六本书没有完全交付给读者，钱还不都是我们的，一旦中间出了什么意外，我们能把这钱随时退给读者。

陈晓楠：不用眺望特别远，就看眼前的这些事情，已经在彼岸了。

张立宪：还真是这个状态，不焦虑了。

陈晓楠：其实每一刻它都在慢慢地长。那天你说到，南通的库房也在慢慢地长。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刚去的时候南通库房的样子。

张立宪：我还不是一个感情那么充沛的人，但我现在一去南通，就跟回老家一样，它已经长起来了。我们逼着南通的库管小梅录了一段视频，大家忍着点儿。

张立宪：这是2022年11月8号，月圆之夜的南通。

陈晓楠：我老觉得特别像是一条大河往前走，有一种生长的感觉，一本一本书长出来，你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根长出来，跟每一个读者的缘分也慢慢长出来。

张立宪：2020年的6月6号，我们在南通办了“为读而库”，当时你见过我们的一位读者，季敏枢。

陈晓楠：对。

张立宪：那个人给我印象太深了。《读库》开始创刊他就来订，一订这么多年，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一直用银行卡汇款。我们一开始公布了五家银行的银行卡信息，还有邮局汇款等方式，后来大家都不用邮局汇款和银行转账了，而转到淘宝、微信、有赞等。我的五张银行卡，到最后每年只收到一笔书款，就是季敏枢，他的地址就在南通。

因为一年一度的来往，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就特别深。所以2020年初我们找库房的时候，买了去南通的高铁票，我马上就给季敏枢发了一个短信，问南通怎么样？我们想来南通看看。他回复说，来呀，挺好的。

后来6月6号库房开业的时候，我说一定要把季敏枢老师请到现场。他来了，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的名字“季敏枢”三个字分不出男女老幼，来了我才知道，是一个非常清秀的男人，跟我同龄，是一家小电焊行的老板。

今年10月19号早晨，我收到同事转来的消息——他跟我来往很少，我们的编辑跟他加了微信，有来往。那天早晨，我们的编辑收到了他的女儿登录他的微信发来的消息。季敏枢过世了，因病去世。

陈晓楠：这么年轻啊。

张立宪：我给你看一下截图，我后来给我的同事念，都念不下去，你可以看看。

陈晓楠：您好，我是季敏枢的女儿，我父亲昨天不幸去世了。我想把这件事告诉读库的老六（原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父亲在家都是喊的老六），但是他们好像不是通过微信联系的，所以只好给你发信息了，可以帮忙转述一下吗？谢谢。

如果可以，能把我父亲如何订阅《读库》的方法告诉我吗？我想接着把《读库》订下去，他真的很喜欢读库。

张立宪：现在我的情绪已经比较平和了。10月19号那天，我们不是只收到这一条留言，还有其他各种或悲或喜，或让你生气，或让你愤怒，或让你绝望的各种消息，其中夹杂着这一条。

他是脑干出血，时间特别短，下午四点多钟发生的，据说是去书架上拿一本书，结果病发，就他一个人在家，后来送医院，到第二天早晨七点人就走了。所以我在想，不能只把《读库》多编出一年来，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相对更长远一点的计划。不出意外的话，希望我能够把《读库》编到六十六岁，因为《读库》是在我三十六岁开始正式出版的，编到六十六岁，三十年，这样我的编辑生涯就圆满了。

现在看《读库》的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等我六十六岁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多岁了，都已经当爸爸妈妈了，这种陪伴和共同成长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陈晓楠：他女儿也说，还想继续把《读库》订下去。

张立宪：就是因为他女儿的这句话，我一下又满血复活了，本来整个人都不好了。

陈晓楠：还会一直生长下去，缘分还会一直传下去。

张立宪：还是值得干下去的。

陈晓楠：你都已经在彼岸了，每时每刻都是值得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读者：“人类与病”什么时候出版？

张立宪：“人类与病”这套书最迟明年春天也会出来了，因为属于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后面的流程不太多了，争取2023年春天之前出来。

读者：读库App里的音视频不能调整播放速度，是有意为之还是未考虑到？

张立宪：有意为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直播呢，就是因为直播不能倍速也不能快进。您就跟我一起同呼吸、共患难吧。

读者：后续小册子的定位以及选题方向是否会有变化？

张立宪：如果说大的变化的话，就是会从引进版权居多转向原创选题居多，这可能会是一个变化。因为引进版权你不做别人也会做，只不过是各人的口味不一样，选择的书不一样；但是很多原创选题，你不做或者你不支持作者去做，或者不催他、逼他去做，这个事就耽误了，就荒废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做的。

我最近刚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英国启蒙运动的书，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是说，十八世纪是一个空前稳定的年代，所以任何动荡时期的观点和记忆都没有被保留下来。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会被保留下什么呢？我们尽量做一些这种工作。

读者：请问有机会出“读老库”吗？

张立宪：会有的。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有几本针对特定人群的书，比如我已经终审完的一本书，写一个人中风了，他的家属怎么照顾他。这个中风的病人就是一个治疗中风的医生，照顾他的太太是一个护理专业的专家，当治疗中风的医生自己中风、护理专家开始照料自己的家人，当事人写了一本书，我想这本书至少对于特定人群是有需要的。

还有刚刚出的一本书，《30岁，我消失了518天》，讲一个女孩三十岁查出淋巴肿瘤，辗转上海和北京五百一十八天治病的故事，也是针对特定人群。东东枪老师说这本书看起来不像读库的书，可我觉得这种书太像是读库的书了，因为它不是在讲生病了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要战胜病魔，要对人生有信念。它是方法论，它告诉我们一旦生病之后，应该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病人。很多人不具备这种意识和能力，它非常读库。这个女孩10月29号的婚礼，我去现场了，非常美好。

读者：读库能否出一些哲学书？

张立宪：现在读库的哲学书有三个套系：少儿哲学、来点哲学和哲学系，从小学到大学都囊括了，再往下就会出原创的、更有具体指向的哲学书了。

读者：能介绍一下宇宙系列吗？

张立宪：宇宙系列，一本书都会让你翻不完，但我们准备一年出四本，市场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无穷无尽出下去的一套书。

读者：以自我为例的心理学方面的书，可以向你们投稿吗？

张立宪：可以投稿。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如果一旦拒绝了你的稿，不要怀疑人生，不要追打我。

读者：《读库》上会连载自传吗？

张立宪：首先自传是非虚构文体，肯定是我们的菜，但连载与否还是看文章的质量。

读者：感觉最近的《读库》文章读来有点平淡，是不是因为六哥采编文章的风格有点惯性了？

张立宪：这个权利是属于你的，我想我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让你保留你的权利吧。你也可以看看其他读者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希望大家互相印证一下。

读者：你为什么每次都说六十六岁？

张立宪：你知道吗，在中国，厅局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五岁，我觉得我至少应该是个正厅级，我应该比正厅级待遇再高一点，多加一年，我六十六岁退休。

读者：家族口述性非虚构写作，原始素材太杂，对确立架构有指导性的经验吗？

张立宪：我觉得就是多看好书。有那么多优秀的非虚构写作的书，多看并且看的时候不要再拿自己当一个读者，而是拿自己当一个作者来看，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写，我能不能这么写，我能不能写得比他更好。经过这样的思维训练也许就可以了。

读者：蝴蝶之家现在怎么样了？

张立宪：去年我努了一把力，给蝴蝶之家募捐了六十六万。当时没有惊动我们的读者，我有一个想法，在今年中秋节前后给蝴蝶之家募捐一百万，但因为我们原计划的出版节奏没有完成，所以我的那封募捐信也没有发出来，到现在那期《读库》也没发出来，所以没有实现，真的非常难过。他们自己运转得还很好，我也见到了他们现在的主理人符晓莉老师，我们俩也加了微信。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做着他们的工作。

读者：对读库自习室特别感兴趣，可以多介绍一下读库自习室吗？

张立宪：直接去微信小程序搜一下“读库自习室”就可以了。

我们是不是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

陈晓楠：我们说焦虑的另一端是具体，聊完以后我觉得还挺踏实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它不会停止生长。

张立宪：我也有一种错觉，当时确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认为自己很焦虑，至少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焦虑，结果今天说着说着，发现没那么多了。

继续干活吧，趁着现在有活干，能干活，已经是很好的状态。

各位，再见。

原标题：《DK-17文字记录：在焦虑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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