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确定性”看容错边界

我早就想写这篇文章，却一直未动笔，原因是讨论这个问题有难度。一方面，鼓励人们干事创业需要容错；可具体应为哪些“失误”容错却又不容易说得清。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错误，同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本文将从操作层面，对怎样划定容错边界作分析。

让我从三个真实的案例说起：

案例一：大约五年前，某国企供暖锅炉房需要改造，工程预算为300万元。按有关规定，该工程由谁承建，需在央企中经过招标决定。可由于工程量小、利润少，央企无意参与投标。后经多方动员，有3家央企答应投标，可递交的投标文件皆不规范，结果导致流标。

这样难题就来了。当时已近11月中旬，若再次招标，至少需等两个月才出结果；如果不招标，由领导指定承建人，取暖问题虽可解决，却违反了政策规定，将来有可能被问责。此事如何处理？是否应为这位敢拍板的领导容错？

案例二：某央企办公楼门锁年久失修，需要更换。按照规定，购买门锁应走“集中采购”程序，即从政府确定的“供应商目录库”中采购。而公司财务人员询价发现，市场上同类门锁，价格为500元/把；而通过“集采平台”购买，价格却为1000元/把。于是财务人员将此情况报告给了领导，让领导定夺。

假若你是该公司的领导，你会怎么做？事情明摆着：若直接从市场上采买，成本会低一半；可若不走集中采购程序，就得担风险，日后要是有人举报你无视政策规定，极有可能挨处分。面对这样的选择，你是否会心存顾虑？而我想问的是，倘若该公司领导真的选择了从市场上采购，是否应该为他容错？

案例三：某地方国企生产的产品亟待升级换代，不然会失去市场竞争力。可产品升级在技术上遇到了瓶颈，需要投入1000万元进行技术研发，而且最后不一定能成功。此时，企业内部出现了两派完全相反的意见：一派不主张冒险，继续维持原来产品生产；另一派则主张冒险，拿出资金做技术研发攻关。

事实上，无论企业作何种选择，都有代价。不投资技术研发，产品会滞销，并且会慢慢出现亏损；而投资技术研发，要是不成功，将直接损失1000万元。从长远看，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应该投资技术研发，问题是一旦研发失败，别人指责决策失误怎么办？请问：是否应为支持研发的决策者容错？

对上面三个案例，不知读者怎么看。其实早在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提出，要为干事创业者容错，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中央强调要把改革中的先行先试，同明知故犯区分开来；把探索性试验，同我行我素区分开来；把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违纪违法区分开来。

显然，“三个区分开来”划定了“容错”底线，其实也是负面清单。可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三个区分开来”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案例一的锅炉改造，最后未招标是否算“明知故犯”？案例二的门锁采购，不经过集中采购是否算“我行我素”？案例三的研发投资失败，是否算“无意过失”？

先不说我的观点。这里想问读者一个问题：时下某些官员为何“为官不为”？你可能会答：干事有出错的风险，为了不出事，宁肯不干事。是的，中央提出为干事创业者容错，正是为了鼓励官员担当作为。可现在的难题是，哪些失误可以容错而哪些失误不能容错呢？

既然“为官不为”与风险有关，我们不妨看看经济学是如何分析风险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H. 奈特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将风险分为两类：确定性风险与不确定性风险。顾名思义，前者是指“出险概率”可以量度，后者不可以量度。奈特指出，可以确定的风险不是风险，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风险。

举个例子解释：在市内驾车存在一定的风险。据统计，城市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为万分之三。奈特认为，只要事前知道了出险概率，便可通过购买“保险”规避损失，事实上也就没有风险；相反，技术创新失败的概率不确定，所以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为创新提供保险，故创新失败的损失至今无法规避。

《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弗兰克·H. 奈特 著，安佳 译，商务印书馆2010版

从这个角度看容错，我的观点，凡是可以预知的风险而未采取措施规避损失，此类失误不能容错；而对不确定性造成的风险损失，应该容错。比如案例一，不招标虽然是事出有因，但若有人从中拿了“回扣”，就必须追责，因为拿“回扣”是明知故犯；再比如案例二，从市场采购门锁并无不妥，但若购买的是伪劣产品，则属我行我素，不能容错。

真正的困难，是案例三。前面说过，创新能否成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规避失败的损失，对此类决策“失误”，应该容错。但要指出的是，应同时防止有人钻“容错”的空子，比如打着技术创新的旗号套取国家财政资金，中饱私囊。国内芯片研发有前车之鉴，一旦发现这种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严惩不贷！

总结以上分析，可得三点结论：

第一，国家作出某些程序性规定，是为了避免风险损失。若不按程序办也可确保不出现损失，则不必拘泥于程序，上级部门应为敢于担当者担当。

第二，明知存在潜在风险却不按程序办，造成了损失应对决策者问责。

第三，对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作决策，只要不存在“利益输送”行为，即便失败了也应该为其容错。

最后，再多说一句：任何政策性规定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实际出发对不合理的规定进行调整或创新。比如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令取消各地设置的“供应商预选库、资格库、名录库”便是例证。国务院为何发布这样的禁令，就无需我解释了吧！

（作者王东京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著有《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