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作者：万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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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由留苏预备部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1965年，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北外英语翻译班深造；1967年研究生毕业，先后在外国驻华机构、中国驻冰岛和瑞典大使馆工作；1986年起，在外交部国际司任副处长、处长、参赞，参与中国的多边外交业务，分管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的政治事务；1991年，派驻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政务参赞、政治组组长、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候补代表；1992年，经中国政府推荐，借调至联合国秘书处总部任高级政务官，协助秘书长和主管部门处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预防外交、地区冲突、维和行动、宪章研究等政治领域的事务，并主管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的工作；曾任外交笔会副秘书长，曾多次为报章杂志撰写有关联合国的文章，并主编《风云际会联合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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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大楼坐落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东河河畔，是一个以38层高的浅灰色玻璃大理石板楼为主的建筑群。

联合国总部大楼外景

几十年来，它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见证了数不清的战乱和纷争。每天都有几千名男男女女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数以百计的中国籍职员。笔者曾作为联合国政务高官在此工作了十余年，对中国职员的工作生活略知一二。

中国籍职员的来源和分类

在经常进出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国人当中，除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和从国内临时派去开会的人员外，大部分都是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的国际职员。他们或直接来自国内，或是已在海外定居的华人。

不管过去做什么工作，他们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线”，只能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本文所讲的，正是这部分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或国际公务员。

联合国安理会的入口处

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数字，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图为联合国总部的速记员在工作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打字员以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实际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是否应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

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正式官方语种和工作语言，秘书处所需的100多名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具体来说，占用联合国地域员额分配的中国籍职员又可细分为以下两部分：一小部分（约10人左右）属中国政府借调人员，即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经中国政府推荐并由联合国秘书处审查合格后从国内正式聘用的人员。

这类人员一般级别较高，担任联合国秘书处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或其他比较重要的职务。从广义上讲，这部分人与“政治性任命”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另外大部分的中国国际职员（约50多人），虽然也占用由联合国分配给中国的地域名额，也担任级别较高的职务或是某部门的专门人才，但不属于政府借调。其中一部分资深人士持有中国护照，但却是来自台湾或香港的同胞以及旅居海外的侨胞。

另有几十个是近年来通过人事部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格考试从国内选拔去的专门人才，是中国国际职员中的后起之秀。前几年我国人事部配合联合国秘书处在国内举行过两次这种国家入门考试，应聘者成千上万，但幸运过关的只有几十人。

2004年8月19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带领参会外交官跟随联合国仪仗队步入会议厅。

总的说来，由于中国目前所交会费有限（我国会费比例15年前约占会费总额的0.8%，现已增加到2%多一点），中国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人员也相对较少，远远比不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传统人才输出大国。（本书出版于2007年）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会费比例今后还会增加，在联合国的任职人数当然也会相应增加。

中国籍职员主要负责会务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一职。本质上讲，这是一项“政治性任命”。

在秘书处众多级别较高的官员中，中国籍人员也是屈指可数。图为2006年10月13日，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后排右一）在旁听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仪式上新秘书长潘基文的演讲（前排）。

在十余位现职副秘书长当中，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按惯例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占据其中一席，然后由秘书长正式任命。这里关键是本国政府的推荐，秘书长的认可多是走走形式而已。

从理论上说，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是人事任命的最高权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秘书长的权力严重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职务和权力分配问题上，秘书长既要避免触及某些大国的利益，又需要顾及政治平衡。

2022年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中国资深外交官李军华接替同样来自中国的刘振民，出任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

通常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的重要部门往往由西方大国举荐的副秘书长（有时也会有变化）分管。

近十年来，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约1/3，主要任务是负责为联合国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提供服务，保证素以文山会海著称的联合国得以正常运转。

近年来，主管该部的中国籍副秘书长因应形势变化，倡导并落实了不少旨在节约开支提高效率的改革措施，成绩为各方所公认。

联合国大会前，工作人员为各国外交人员分发文件材料。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籍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包括副秘书长的一名特别助理、翻译司司长和中文处处长等。

大会事务部的其他100多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逐字记录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整个23层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逐字记录员则散布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作者（中）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及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在一起。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零零散散活跃着为数不多的中国籍人士。他们有的是中国政府的借调人员，有的是经过国家选拔考试进入秘书处的中国专业人士，有的还是过去长期在联合国工作并已换持中国护照的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西方国家为争权游说秘书长

中国籍职员数量职务不如西方

目前，中国在联合国的职员数量和职务都远远低于西方大国。在部门分配方面，只有极少数人在联合国核心部门工作，其余绝大多数分散在一些技术性和服务性部门。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职员占据重要岗位者更是寥寥无几。

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很多，除十余名副秘书长之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书长特别顾问、私人代表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总人数不下半百，但中国只有副秘书长一个职位。在秘书处众多级别较高的官员中，中国籍人员也是屈指可数。

近几年，中国籍职员人数因我国会费比额加大而有所增加，但随着资深中国籍人士的退休，中国人担任的秘书处高级职务反而有所减少，影响力与中国应享有的国际地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是一个不应有也不正常的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的多寡，特别是其职位的高低、所任职务的重要性、是否可以在维护本国权益问题上发挥作用，可以直接反映出这个国家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地位和影响。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为了得到某些位置而争得你死我活，有时把秘书长搞得进退两难。

据本人所知，一些国家（如法国、俄罗斯等）为了增加本国公民在秘书处任职的份额或晋升他们的职务，往往由国家或政府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向秘书长游说，政府相关部门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会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真是上上下下齐努力，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种大力游说甚至施压的做法在联合国司空见惯，对其他国家似乎也有参考价值。

中国籍职员买房看重性价比

当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中国籍职员多数拖家带口，要在美国纽约这个消费高昂的大都市生活并不容易。

但中国人凭着固有的勤俭美德，除少数新到的人尚在当房客外，多数中国籍国际职员都已购置了属于自己的小康安乐窝，即便是薪金较低的中文打字员也不例外。

他们多数住在纽约皇后区的新鲜草原、森林小丘和法拉盛一带，在纽约市北郊的富裕小镇里、在曼哈顿对岸新泽西州北部环境较好的郡县，以及联合国周边的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等地区，也常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

纽约皇后区的森林小丘、法拉盛居住区近年来逐渐成为亚洲裔移民，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移民聚居的地方。

和所有的华人一样，中国籍联合国职员挑选居住地的标准是价格合理、环境安全、学区优秀、购物方便、交通便捷、国人集中。一句话，就是所选住宅的性价比要相对较高。

和国内上班族一样，大多数中国雇员也过着朝九晚五（有时需加班）的生活，每天在住家与联合国总部大楼之间奔波。在交通方面，汽车虽是美国大众化的通勤工具，但令人头痛的塞车和停车位紧缺，迫使许多人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中国职员。

中国籍职员的联谊活动

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除工作之外，中国职员之间还有不少社交和联谊活动。大家经常利用秘书处法定的喝咖啡和午餐时间，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互通信息。

联合国大楼23层上有一间房是中文书会的所在地，里面有许多中文图书和音像资料供大家借阅。那里也可以说是中国职员的非正式会馆。

此外，中国职员间还保留着一种松散的联谊传统。在中国重大传统节假日前后，往往有人出面组织聚餐等庆祝活动，同时，迎来送往更是国人十分重视的礼仪。

每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履新或离任，每逢联合国中国副秘书长更替或资深人士离任，中国籍联合国职员都会自发地凑钱举行规模不等的欢迎或饯行宴会。周末或节假日期间，中国籍职员也经常举行居家休闲式的朋友聚会和郊游活动。

记得李肇星当年到联合国就任中国常驻代表时，中国职员们自发凑钱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他深情地说，他参加过许多招待宴请，但出席这种由邀请人自己掏腰包的宴会还是第一次，他将把中国职员的真情厚谊永远铭记在心。笔者离开联合国时，秘书处的中国同事也多次为我设宴饯行，令我难以忘怀。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为中国国际职员的联谊聚会提供了许多方便和支持，每年还几次邀请中国国际职员到代表团驻地做客。人在异乡为异客，乡情亲情同胞之情尤为珍贵，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原标题：《联合国里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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