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与中情局在法国：萨特、加缪、科耶夫如何卷入文化冷战

不久前，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文学评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瓦被保加利亚指控为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情报机构的代理人，该机构和前苏联情报部门克格勃联系甚密。据保加利亚方面披露的消息称，克里斯蒂瓦的代号为“萨宾娜”，虽然她从25岁起就定居法国，但从1971年起，她开始为保加利亚和克格勃方面提供海外进步组织的相关情报。克里斯蒂瓦本人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认为这是对她的“蓄意伤害”。

无独有偶，冷战时期在知识界兴风作浪、大搞文化冷战的不止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去年，一份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就显示，美国方面有意识地利用法国理论界的“右转”倾向，尝试瓦解风头正劲的“知识左翼”。他们扶植了不少文化艺术机构，利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的言论与著述，推动法国学界的理论转向，包括福柯、列维-斯特劳斯以及雷蒙·阿隆都被认为是CIA利用的对象，萨特、加缪等人则被美国方面视作眼中钉。而有关加缪的死是否为克格勃所为，至今众说纷纭；萨特则一方面受到美国方面紧盯，但苏联人也并不打算放过他。

科耶夫：“我想知道历史是如何发生的”

在克里斯蒂瓦之前，最有名的“共谍”学者或许要属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科耶夫生于俄国，原来的姓氏是科切夫尼科夫（Aleksandr Vladimirovič Koževnikov），家境富裕，他还是著名艺术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侄子。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科耶夫因为在黑市倒卖商品获罪，差点被判死刑，而他最终也逃离祖国，来到德国的海德堡，师从卡尔·雅斯贝尔斯。科耶夫在1933年移居法国。他在法国讲授的黑格尔课程吸引了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包括巴塔耶、拉康、布勒东、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等，而他的讲稿据说是当时法国学界最为炙手可热的读物，萨特和加缪都是其忠实读者。

在学术上，科耶夫以他对黑格尔的解读名扬四海，他的《黑格尔导读》一书基于他在法国讲授黑格尔的著作（主要是《精神现象学》）的课程内容。科耶夫最为著名的观点要属他对“历史的终结”一说的阐发，他认为“主奴辩证法”表明了历史与欲望之间的关联：历史始于欲望，历史的发展推动欲望的满足，而当所有欲望都得以满足时，历史也就终结了。科耶夫认为黑格尔生错了时代，错把拿破仑当作终结历史的那个人，在他看来，斯大林才是最终推动历史走向终结的人物，是“工业时代的拿破仑”。也因为他对斯大林的评价，科耶夫被认为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科耶夫并不满足于纸上谈兵，尤其在战后，他几乎再也没有从事过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曾说过自己“想知道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因此选择步入政坛。二战结束那一年，他还写了《法国国是纲要》，并在好友马若兰（Robert Marjolin）的安排下，进入战后的法国政府，从事经济与外交工作。科耶夫的外交才能自此得以发挥，法国前总理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就曾经称赞过科耶夫的谈判能力。此外，科耶夫还被认为是欧共体的幕后推手之一，只不过他在1968年因病死于布鲁塞尔的一场共同市场会议，没能亲眼见证欧共体的诞生。

1999年，法国的《世界报》刊文称，法国国土情报检测局（DST）根据从前苏联获得的档案资料，确认了几位在法国国内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其中就包括长期供职法国政府的科耶夫。DST拿到的档案来自传奇克格勃特工瓦西里·米特罗欣（Vasili Mitrokhin），他在1992年叛逃时还携带了六大箱机密档案一同逃往英国。

在科耶夫之前，密特朗时代的法国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Charles Hernu），就曾在1996年被法国《快报》的披露文章中被揭穿其前苏联驻法国代理人的身份。而根据米特罗欣的秘密档案和《世界报》的报道，科耶夫和埃尔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一同在法国经济事务部门成为同事。从1953年3月开始，埃尔尼就向保加利亚驻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送相关报告，而在冷战年代，鉴于保加利亚与苏联的关系，这份报告以及后来埃尔尼提及的情报最终都会被传回莫斯科。根据解密的档案，科耶夫被认为在埃尔尼与克格勃的联络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虽然关于科耶夫间谍工作的具体描述并没有被披露，但也有媒体对科耶夫如何展开间谍活动进行了几番揣测。科耶夫曾经在1957年和1967年两次前往苏联访问，他的苏联之旅很有可能伴随着极为隐蔽的情报交换工作；科耶夫的间谍身份也被认为得到了苏联当局的高度重视与保护，或许只有苏联当局的最高领导人和克格勃的负责人才知晓他的间谍身份以及行动代号。

而一些观点则认为，科耶夫作为克格勃间谍（如果指控属实的话）得以在法国施展拳脚且不被揭穿身份，也得益于戴高乐主义的施行。戴高乐主义主张法国独立自主发展，被认为包含着一定程度的反美因素。戴高乐时代的一位安全顾问康斯坦丁·梅尔尼克（Constantin Melnik）甚至说，比起其他政治运动，戴高乐主义的推行使得戴高乐政府里混进了大量的苏联情报人员，不少知情人士对此也是拦都拦不住。而克格勃方面也极为重视对法国的渗透，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革命传统，显然是可以大加利用的；而在法国学界，他们的知识左翼影响深远，再加上戴高乐主义背后的反美立场，冷战时代苏联安插在法国的特工数量可能多得超乎想象，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破坏法美关系，让法国疏远北约盟友们，并加强法苏的往来。

也有科耶夫的拥趸质疑米特罗欣档案的真实性，认为对科耶夫的指控过于草率。有一部分人就拿出了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对科耶夫的赞扬为例，称像布鲁姆这样的右翼学者都如此赞赏科耶夫，后者又怎么可能为苏联卖命。但这样的辩护似乎也并不可靠，因为科耶夫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雷蒙·阿隆也曾说过他具有对故国的爱国主义热忱，照这么说来科耶夫为苏联卖命也并非不可能。总的来说，科耶夫的面貌复杂，身份繁多，他是“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又是被驱逐出境的俄国小资，他是精通黑格尔的哲学大师、一代法国学者的启蒙者，又是法国政府高官、欧共体的缔造者之一，他还极有可能是前苏联间谍，或许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观察历史如何发生的“游戏”吧。

谁杀了加缪？

就在前苏联在欧洲进行大规模渗透的同时，冷战的另一方美国也并没有袖手旁观。根据已经被公开的CIA以及FBI档案显示，美国对于法国知识界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渗透，甚至借助相应的基金组织为包括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在内的众多知名学界人士提供资助，并左右了法国知识界的右转风气。

当时法国知识界的左翼立场之甚，甚至到了为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辩护的地步。这种辩护虽然可以理解为对苏联在战胜纳粹德国过程中的付出所进行的一种褒扬，以及左翼人士对于自身信仰在战后走向现实的乐观情绪，但也给了美国方面进行文化冷战的可趁之机。大清洗的存在，以及部分左翼人士的辩护之词，让美国多了一张“人道主义”牌可以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瓦戈事件”。在苏联国内收紧舆论、严管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也因为其人道主义立场而遭到软禁，他的情人被关进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遭到非人的折磨。《日瓦戈医生》被苏联官方认定为反动小说，禁止出版，但书稿却最终流到国外，并被资本主义阵营加以利用，他们（据信是CIA主导）对这本书极尽包装之能事，把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宣传为揭露苏联非人道面貌的先锋，甚至把书稿换上《圣经》封面，输送到社会主义阵营中。

在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年，也就是1957年，他同样进入了提名名单，那一年的获奖者是阿尔贝·加缪，一位前法国共产党员，后来则以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立场的著作风靡各地。加缪获奖后提到了“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促使后者得以在翌年获奖的助推剂。在获奖之后没多久，加缪在法国死于一场车祸。

尽管加缪不像科耶夫或者克里斯蒂瓦那样遭到间谍指控，但他作为当时知识界、文化界的明星人物，同样受到了多方关照。前FBI负责人胡佛就曾经在监视萨特的同时，把目光投向当时还和萨特身处同一战线的加缪。早在1946年2月，胡佛就要求相关的FBI探员对加缪展开调查，要求弄清楚加缪的身份、背景以及相关活动。而至少在这一时期，加缪依然是亲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当时甚至认为反共产主义的立场或许意味着独裁政治的出现。

但在1952年，加缪和萨特决裂，其中一个分歧点就在于他们对苏联的看法。加缪开始质疑左翼人士所畅想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左翼人士对苏联非人道主义行径闭口不谈的行为，反对苏联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据说加缪曾经对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大加嘲讽，激怒了后者，而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高度评价更是让苏联方面极为不满。在加缪因车祸英年早逝之后，也出现了不少“阴谋论”，其中一个说法就是，加缪的车祸并非意外，而是克格勃干的。

这一说法出自捷克诗人扬·扎布拉纳（Jan Zábrana）的日记，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听闻的加缪死亡“真相”，在谢皮洛夫的授意下，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们对加缪所乘坐的汽车动了手脚，造成后者车祸身亡。消息经由意大利《晚邮报》刊出，并被英国的《卫报》转载，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但《卫报》的报道同时也援引了一位加缪传记作者的观点，称虽然制造车祸实行暗杀的手段是克格勃的惯用伎俩，但他还是很难相信扎布拉纳所言属实。《纽约时报》甚至刊文直言克格勃暗杀说是“荒谬的”。

而纵观加缪的一生，他也不像萨特那样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更不会像雷蒙·阿隆或者科耶夫那样投身政界，在他的文字里更多体现出来的还是人道主义立场，这也是加缪能够在逝世多年后仍然拥有一大批读者粉丝的原因所在。只不过，处在冷战年代的加缪，作为文化界的明星人物，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文化冷战的暗流中，注定难逃被监视、调查乃至利用的境地。

萨特的弱点，与被审查的存在主义

让-保罗·萨特，这位加缪曾经的友人，毕生都是一个左翼人士，并曾经极力拥护苏联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在晚年他的拥苏立场有所转变，并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对苏联大加斥责。在此之前，萨特正因为对苏联的态度不同导致他和加缪的分道扬镳。而在苏联大肆在西欧知识界进行渗透的年代里，尽管并非间谍，但萨特所起到的作用却不亚于一个苏联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萨特和他的伴侣波伏瓦曾经访问过苏联和中国。而他在1962年第二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曾经与接待他和波伏瓦的向导与翻译，苏联作家联盟的成员利娜·佐尼娜（Lena Zonina）有过一段恋情。与1954年的第一次苏联之旅不同，萨特的第二次苏联之旅显得更加“自由”，他们被允许接触苏联的普通人家，还可以和苏联知识分子亲切交谈，赫鲁晓夫甚至还允许《新世界》杂志刊登当时还不出名的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选段，在此之前描绘古拉格的作品都是一律不允许见报的。苏联方面的精心安排让萨特产生了苏联正在不断“解冻”的感觉，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又兴奋。

根据Carole Seymour-Jones的《危险关系》（A Dangerous Liaison: A Revelatory New Biography of Simone De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一书，萨特与佐尼娜的恋情也在此时萌芽，这位当时西方知识界的风云人物，突然就在苏联陷入爱河。佐尼娜曾经告诉萨特他可能只是爱上一个“俄罗斯母亲形象”，一个“幻影”，可萨特的答复却是他爱的就是佐尼娜其人。佐尼娜作为苏联官方组织人士，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克格勃安插在萨特身边的特工，但在萨特看来，这都是不值一提的谣传罢了。佐尼娜在萨特面前表现得并不“爱国”，甚至对苏联当局颇有微词。两人之间的鸿雁往来也相当频繁，但受限于苏联当局的审查制度，只能够托友人传情，甚至还要靠波伏瓦的手稿和收信地址打掩护。

但事实上，苏联当局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根据波伏瓦的回忆，在她和萨特下榻的苏联酒店里，遍地都是克格勃的眼线。在苏联当局看来，萨特与佐尼娜堕入爱河完全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尤其萨特的多情，也被克格勃方面认为是值得利用的弱点。第二次苏联之旅让萨特实质上成为了苏联当局的传声筒，他所感受到的自由、开放的苏联，被他不断地推销给后来遇到的每一个友人。

而在萨特化身苏联正面形象传声筒之前，他和存在主义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特别关照。鉴于萨特的左派立场，FBI加强了对萨特等人的审查。事实上，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情报机构里有着不少萨特和加缪的拥趸，他们也尝试开展行动拉拢这两位左翼人士。不过，对于FBI的头头胡佛来说，他必须弄清楚存在主义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的衍生品，以及存在主义是否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在这一点上，FBI对萨特所采取的监视与审查工作，简直就像是“哲学警察”一样。甚至有美国特工尝试窃取萨特和加缪的手稿，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些文字进行深度阅读。在文化冷战非黑即白的鲜明立场面前，哲学和文学的张力多少让特工们无所适从。

令人意外的消息还包括美国人在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案时列出的幕后黑手名单，名单上包括CIA、胡佛和FBI、林登·约翰逊、卡斯特罗、意大利黑手党等等，而由于萨特曾经与一个古巴共产主义组织过从甚密，加上被认为是凶手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也与该组织有关联，萨特竟然也被怀疑是刺杀肯尼迪的嫌犯之一。当然，在1963年11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当天，萨特或许就呆在巴黎，只不过他的左翼立场给了阴谋论以发挥的余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鉴于他对共产主义的拥护，萨特有大半辈子的时光都生活在美国人的密切监视之下，当然，也生活在苏联人寸步不离的目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