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王尧和他的“知识分子写作”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作为批评家，他以《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摘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作为散文家，数十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出版有《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多部散文随笔集。2020年，王尧六十岁，他在《收获》交出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11月13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50多位学者以线上、线下参与的方式畅所欲言，谈谈每个人心中的“这一个”王尧。

11月13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在南京举行。现场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对于小说《民谣》，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看来，它延续了“五四”文学传统和1980年代“先锋”传统，是一部体现了纯文学理想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小说。吴义勤说，《民谣》在叙事语感、结构设计等等方面都创造了自身的魅力，“不少人学术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就丢了语感，但王尧长期写散文，他的语言能力依然保持得很好。”

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50多位学者线上、线下参会

他的创作总能对应他的研究

王尧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他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彼此的历史》等。 王尧还是一位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的文学创作者。

“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部《民谣》，作家是那个能把那些无形的、独特的个体记忆与经验，用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的人。”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汪兴国说，“小说一旦写出来，它就以文本的形式进入了历史，又将影响着我们以及后来的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和理解，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王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在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看来，一个学者如果没有文学感觉，做出来的文学研究难免会有隔膜，而王尧很早就参与了文学创作。诗歌、散文、小说……他的文学创作总能对应他的文学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这样一种学者和创作者的质素在文学界里非常罕见。

丁帆还强调，王尧的小说和散文都充满了诗化的语言，被不少人归于汪曾祺写作一脉，但其背后的关键还是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在这样的文学感觉中，王尧把文学史研究对象变成鲜活的体验，把抽象的概括和丰富的文学感知结合到一起。“文学研究始终不能离开文学本质性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丁帆说。

一部不需要文学圈“包容”的小说

对于王尧的文学创作，《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最早看到的是一篇名叫《在台下张望与聆听》的散文，其中仔细回忆了高晓声、陆文夫等前辈作家的风采，文字充满了机智和幽默，又有丰富的学养。随后《收获》就开设了王尧专栏“沧海文心”。等到2020年拿到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程永新一下就有了“惊艳的感觉”。

《民谣》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这句话就像电影《阿甘正传》片头那片随风飘起的羽毛，带读者走进了主人公柔软的回忆里，也奠定了整个小说似水如诗的叙述基调。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在记忆不断闪回，回忆不断重构的叙述里，故事就此展开。

《民谣》首发于2020年《收获》杂志第六期

“这是一部在精神世界建立了小说价值观的作品。所谓小说价值观，是生活观、人生观、艺术审美观的综合。”程永新说，“身处文学现场，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写了很多年，小说价值观还是模糊的，不清晰的，缺乏主体意识。小说价值观和‘主题’‘体裁’有关又无关，但它和‘人生’‘历史’‘个人’‘存在’有关。《民谣》的出色在于，它通过一部作品建立了全面的小说价值观。”

程永新认为，《民谣》有成长小说的元素，有非常成熟的思考， 它对记忆和历史的处理达到了极致。

在程永新看来，《民谣》是一部可以忽略写作者身份的小说。“很多批评家、编辑写小说，我们对作品多少带着包容。但《民谣》不需要，它凭着文本本身，就足以在小说创作领域立足。它的形式之美、结构之美、语言之美，维护了汉语的尊严和优美。我个人认为，当代文学史大概率绕不过这部《民谣》。”

王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

他的创作关乎进入历史的方式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记忆”都是人们理解王尧文学作品的一大关键词。

“《民谣》最有价值之处，在于‘60后’开始回忆。”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王尧和我这代‘60后’在1980年代是以史铁生、王安忆等‘50后’作家作品的研究者的身份初入文坛。此后‘50后’这代人书写个体和时代的关系，往往弱化了当事人，将‘我’置于‘我们’之中。而《民谣》则是一次‘逆行’——它开启了个人历史的回归，挖掘出被埋没已久的‘自我’。”何向阳观察，《民谣》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我”，第二个自然段则有六个“我”。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尧是从1980年代的“他者”研究进入了1970年代的“自我”回归。何向阳因此相信，这次研讨会不只是一次个人的研讨会，也不只是一次“60后”的集体回忆，而是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文化事件。

“除了小说《民谣》，王尧的散文写作也值得收获更多的关注。”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特别注意到王尧关于中国现代文人的写作。张新颖称，现代汉语文学创作也不过一百年，但在这一百年里，不断有新东西堆上去。“王尧的这类写作挖掘出堆积层掩盖下的存在。这些存在里面有我们过往的精神脉络，是到今天还应该对我们构成意义的精神传统。” 

给后人留下若干“好的故事”

在文学创作之外，王尧的文学研究亦与“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王尧的文学研究与批评是具有深度的。有些观点如“研究文学也得研究历史”在今天已成常识，但在他们那一代人初入文坛、“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震耳欲聋时却并非如此。“坦白地说，我一开始接触王尧文章还有点不太适应。他太喜欢讲故事了，每篇论文都要讲几个文学史故事。后来才知道，任何研究必须进入历史，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由此回味出王尧讲故事的理由。”

同时，王尧的研究也具有温度。郜元宝说：“我最初进行文学批评时不认识作家，后来有条件认识了，也总是刻意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王尧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论坛’，倡议批评家和作家面对面展开交流。他自己的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不仅有八卦，还有很多文学诞生的关键细节。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王尧与莫言

王尧与张炜

王尧与李锐

那些对话在今天也都成为了珍贵的史料。郜元宝还在王尧的研究中感受到一种紧迫感。“他一直在追问，从‘50后’、‘60后’再到‘00后’，不同代际的写作会给历史留下什么痕迹？他并非要我们这代人非要在历史上和前辈那样留下什么特别的痕迹不可，而是希望至少能成为时代的一个合格的经历者、倾听者、记录者和解释者，给后人留下若干‘好的故事’。”

王尧与张充和

何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

“我是一个写作者，尽管涉及到不同的文体，但在‘文章’的传统里，我不认为自己是‘跨文体’写作，用不同的文体表达思想情感是汉语写作的传统。”《民谣》出版后，王尧曾以一位写作者的身份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事实上，他不止一次说过，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小说家这些名号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只把自己视为一位“写作者”，只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我是一个有理想抱负的人，但我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我无意于确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定位，恰恰相反，当我提出我们的故事是什么的时候，我是以历史为参照反省自己的薄弱和平凡，想知道自己如何存在下去。”王尧说。

王尧

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特别区分了“知识分子写作”和“知识分子的写作”。“老实讲，作家的写作在精神上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写作。反过来说，许多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坚守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仅仅是呈现了一些思想，而不是真的拥有思想。”

毕飞宇认为，小说最可贵的是一个作家拥有丰沛的思想资源，同时在这种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他的感受方式，同时寻找到他的小说表达。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写作”。

“毫无疑问，王尧是一个拥有丰厚思想资源的学者，他更在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了他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最后找到了一条通往小说家的路。”毕飞宇说，“他尤其善于处理记忆和历史、记忆和小说的关系。我们因此可以说，王尧是一个具有文化抱负的、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新锐小说家。我为江苏的文学涌现出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小说家倍感欣慰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