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重读《福惠全书》：首选必读的“吏治”典本

广陵书社近期推出由周保明整理的校点本《福惠全书》，对中国史爱好者是个好消息。据我所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刘秀生曾经做过标点本，因故未能面市，刘氏称该书为“清代县政管理的百科全书”。其时，此类“吏治”私人文本的史料特殊价值，史学界还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与史学研究重心下移、转向深入考察地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实态的新气象密切相关。

政治制度史向为中外史学研究的重头戏，具有悠久历史经历的中国传统政制，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况味体验的。它有存活了两千年以上的生命史，说明内在必有许多机制机理是抗得住风雨飘打、江湖变道的，其秘密何在？有些什么特色？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吗？

中国传统政制，文献资料浩如沧海，研究述论郁如邓林，其间有厚有薄，有密有疏，缺陷也明显。以政制文献而言，看《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以诏令奏议类、政书类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职官一类，有官箴与官制两属，官箴一属仅有六本，不堪冷寂如此。从深层次说，这恰恰反映出重中央（“国家”），轻地方（“社会”）；重官样文章（令典），轻实际操作（权变），是帝制时代中国的一种通病，造成了自古迄今许多政治家、史学家治国治史眼光的偏隘和短浅。直到晚近有所突破，大约到二十世纪末，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对帝制中国应该深入到州县地方的“吏治管理”层面，才能解释世界上少有的“大国政治”如中国者，最具特色的“生命密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官箴、吏治书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该类型书籍的发掘与重版，也就呼之而出，渐成规模。我个人认为，1997年黄山书社《官箴书集成》的出版，应该算是个标志性事件。该《集成》总收录一百零一种，其中不乏少见的稀本和善本，为研究者以前不易见。惜乎《集成》不作标点，也未有版本由来与校勘一类的整理说明，但推动史学研究的功效已经彰显出来，有目而共睹。后续的效应之一，就是推动了如广陵书社这样的再接再厉，对广大史学爱好者不啻是种有利于阅读理解的福音。

细加推敲，“官箴书”与“吏治书”两大类，在文本内涵方面也有所区别。“官箴书”主要讲述朝廷对各级官员履行相关职务的正规要求，重点强调忠诚于中央统一规制（在“忠君”主题下，以恪守各种法律文本为依据）以及官员应有的道德伦理操守（俗称“官德”），类似于权威的“官员读本”。“吏治书”，当然要基于上面的“规范”，但侧重于讲述程序、规则以及个人积累的从政经验（包括权变机巧的运用），突出实用性。这种区别到明清两代就非常鲜明，“吏治书”虽也有六部、督抚级文本，但是少数；多数为府县级长官“经验之谈”，还往下延伸到了佐贰、幕僚、师爷一级，更像是官吏的“职业指导书”，应用对象广泛。因其实用，明清商人便趁时介入，竞相刻印，居然形成了一种“吏治书”市场；而在销售市场的推动下，“吏治书”的种类和数量也迅速增长，呈互动之势。据有人估算，有清一代刻印的各类“吏治书”即有两百余种之多。因此，以个人之见，黄山书社出版的《集成》，较准确的定名似应为《官箴吏治书集成》。

《福惠全书》濂溪书屋藏版

至少自唐宋以来，中国官僚制度之完善，令推崇西方“科层制度”的韦伯也不得不为之惊叹。但韦伯不可能理解，这是一个君主独制、大一统的“大国官僚体制”，机构之繁复，人数之庞大，为西方“文官制度”望尘莫及。在幅员辽阔的领土上，要让各级政府变得有效率，不腐败无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难题。中央政府制订出一系列“规范”（如《大明律》《大清律》及其衍生的各类管理文件），虽已补苴罅漏，堪称周密严苛，到府州县乃至都图、堡寨，不致成为具文，仍是个大大的问号。由科举制公平考试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文化程度都够得上“标准”。看，一个小小县令，不只诗词赋曲出口成章，各处刻碑题字，在今日看来，给个“书法家”的头衔亦不为之过。在传统中国，没有足够的文化学历，即使管一个县，乡绅土豪也瞧不起，并不买账。反过来说，有了足够文化学历，就一定能做好县官？读史阅事多了，就知道文化学历不等于管理水准。

其间有两个坎，必须跨得过去。这种坎，既是官员良莠、做人做鬼的分界，亦为官员治绩高下优劣的分界。

第一个坎是道德操守。所有“官箴书”强调的重中之重，都是宣扬“道德至上”、做人第一，皇上谆谆教导，作者念念叨叨。有文化的官员也早把这等教条背得烂熟（孔孟程朱的书都入了考试内容），奈何心里有“贪”（财富欲）与“暴”（权力欲）两个魔鬼纠缠，口是而心非，心存侥幸，不惧恶报者时有；《官箴书》里的一些话，如“明生公，公生廉，廉生威”，被置之衙门正中当座右铭，亦或成场面摆设。

第二个坎是操作得法，办实事，出实绩。这需要经验，更需脚踏实地走基层，深入考察人情地情，非“本本主义”能济事。说到犯“本本主义”毛病，大概率说，中央层级官员高于府县官员，府县长官高于幕僚胥吏。“本本主义”有不犯规矩、“去越轨之心”的优点，但最易滋生低能庸官，治政缺乏原创性，效率低下；甚者成为懒政贪渎的盾牌、媚上凌下的利器。历代有一些明主很不喜欢这类庸材。擅胜于经验之谈的“吏治书”，正是瞄准了大批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包括数量更众的“储备干部”）缺乏治政实际经验，在供求规律驱使下，大行于世，亟补“官箴书”之短，市场销路因此火热，以致还出现了警告盗版和伪劣必究的知识产权“声明”，明载于《福惠全书》刻本中。

感谢胡铁球痴心做《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版），伴读之际，倒把黄山书社整套《集成》前后泛读个遍。一百零一种书，内容大同小异，读时感到冗复厌烦是难免的。想做研究，里面反映民情、社情的东西，是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值得细心挖掘。至于一般读者，包括今日现任与候任的官员，我认为《福惠全书》是首选必读的“吏治”典本，理由有二。

其一，如想挑选一本书精读，而大致能囊括其他一百种书的大意，我就推荐《福惠全书》。张养浩《为政忠告》、吕坤《实政录》当属权威精品，尤其是《实政录》，作者历仕府、县、省乃至中央监察机构，经历特别丰满，境界较高，论事覆盖面广，也不落虚空，时有不凡的政治见解和吏治举措，确实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不像黄六鸿，黄氏把州县一级长官，从吏部遴选到离任交代的全过程，相关规则、操作要求无一遗漏地讲述得清清楚楚，特别实用于“习吏”阶段的官员，这是《福惠全书》独具的长处。

其二，黄六鸿能把官箴与吏治融通一起，讲求操作技巧，但不丢官场大原则；既把官箴精神化为吏治实践，又能不拘泥于官方教条，实施变通权变。没有因“实用”而丧失良知，坠入油滑佞巧一途；尚能维持官德为先、实效为上的“循吏”遗风，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鲜为难得，故应列为这类书中的上乘作品。

《福惠全书》内容述论，详参校点本整理者《前言》，不再重复。举两个为人注目的事例，聊申以上评述决非为广告而有意溢美。

（一）“筮仕部·谒选”

明万历二十二年起，吏部选拔县令实行掣签之法，清代沿袭奉行。无论是科举、捐纳，或是由荐举（黄氏即由举人荐送）候选县官，先经吏部铨选，七项考核程序合格，每年单月选或双月选，在吏部抽签掣籤；抽到哪儿就在吏部领取委任告敕，奉敕上任。故《福惠全书》正文，即以“筮仕·谒选”开篇。

“官箴书”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官员质地素养、职业道德的看重，讲了许多大道理。俗话说大道理管小道理，黄六鸿则补充小道理也决定着大道理能否落实不走样。“万里之程，必始于跬步，千仞之峻，必积于培塿”，官德之能否善始善终，在乎种种过程、细节之克谨克慎，“其志不先自定矣，求其后不为境遇邪说所惑，几何乎？！”

例如第一环节“候选”，黄氏叮嘱的事项非常细致。在京住哪儿？“居停宜清静梵宇，或独院闲房，毋近闺声，以撩旅思。”交往注意啥？“浪游狎客，引诱闲情，且为他日累，远绝之。”另有一项少被人注意：“食饮服御概从简约，勿轻借京债。苛折重息，逾期叠滚，朝抵任而债主夕至，地方上司闻之，甚非雅便。”京债一事，我也是从《清史档案丛编》第五辑读到《呈控徐乾学炙诈婪脏逼死父命状》，才对明清间科举士人盛行借“京债”印象深刻。太仓人张恂如为迁调候选县令，向同乡徐乾学兄弟借钱，两年间高利盘剥，逼债勒索，酿成张氏“破家身亡”，恰如黄氏所警戒的那样。

（二）“蒞任部·革陋规”

被秦晖提名的“黄宗羲定律”，实指宋元明清“税外有税，鞭上加鞭，费外增费”，公众财政负担年加一年，代甚一代。“陋规”即为“费外增费”之一。黄六鸿以下见解，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然细味其意，不能不为黄氏求实的胆识点赞。照录原文于下：

凡所云陋规者，乃地方历来之成例，而非自我创始者也。然为吏者，升斗之禄有限，而应酬之费无穷。若一切旧规尽为裁革，固属美事，但冰蘖之需后此者难为继也。迨其捉襟肘见，而复易辙更弦，未免来鲜终之诮，奈何？愚以为陋规有可不必革者，有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有断断乎必宜革者。如火耗一节，每两三分五分，铢积而黍累之。出之者未觉其难，取之者原因乎众。以及牙杂诸税，稍有赢余，犹遗秭滞穗之利也，得之宁为贪乎？此可不必革者也。如冲剧之区，供应浩繁，车驴派之地方，刍藁输之户亩，照部核开销，亦不得已之需也。但不可借端苛敛，染指其间，使百姓得以藉口。此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也。至于佥粮里有馈名曰茶果，报库书有贿谓之买免，编审有仪谓之酬劳，甚至迎春扮会有折干，乡饮酒礼有致谢，不知粮里之茶果攘之穷民，库书之买免蚕其富户，编审受赂则开报任其不公，迎春折干、乡饮索谢则刮行户之臭钱，实为可耻，辱朝廷之盛典，大负吾徒，所谓厉民黩货，有玷官箴，此断断乎所宜痛革者也。

明嘉万年间“清官”海瑞，曾在县令及后巡抚任上，颁布过“兴革条例”，涉“陋规”四五十项，不斟酌当革与不当革、可革与不可革，朝夕间尽废罢。“清官”好大言，刻薄极端，博一时声名，视人情民情若粪土，古今不乏其人，恰如黄氏所言，“未免来鲜终之诮”，没好结果，没好下场。黄氏有一段议论，直指“上级”多好事，“督抚露章时形贪黩，部寺绳例每挂处分，是岂尽天资顽钝不爱功名之士哉？其弊由于心撄利欲而无慈惠之为怀，治乏精明而鲜区画之悉当，所以秽迹贻讥，罣误致累，而百姓并受其摧戕也”。

《福惠全书》一直没有标点本，一般读者深以为憾。究其原因，文字并不古奥艰涩，因内容太多涉及地方官场运作，基层都图里甲管理，乃至财赋司法操作诸多细节，不少专用术语早经“死亡”，非专业人士会感到生疏难懂，点校有一定难度，故少有敢问津者。广陵书社找到长期从事此项研究、著有《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的周保明，正可谓事得其人、事尽其功矣！

点校《前言》，除家世经历实证、全书内容概评外，还对版本源流、中外传播等方面的情况，广为搜罗材料，特加考订介绍。书内公牍、判词、告示等，均保持上、平、下格式，使读者得窥古时“原貌”，用心良苦。在我看来，从古籍整理与史料解读两方面说，《前言》都是一篇颇有水平的高质量“论文”，不可视作一般业务交代。如果能增加些必要的注释，有助于扫除普通读者阅读的知识性障碍，更臻完美。似乎有点得陇望蜀了，至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