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吴玥：《世界》：边缘书写与城市困境

《世界》：边缘书写与城市困境

作者丨吴玥

“世界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不存在世界，只存在角落。世界不过是一个把我们各式各样的生活状况集中在一起的假想空间，而我们本身并不生活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只生活在在角落里。”

——贾樟柯

《世界》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首部国内公映影片，从《小武》《站台》《任逍遥》到《世界》，贾樟柯的镜头从故乡县城转移到首都北京。在这部“进城之作”中，贾樟柯依旧秉持他的民间社会关怀，将目光聚焦在边缘人物的生活困境，真实书写小人物的创伤故事和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一瞥。通过贾樟柯的镜头，我们试图望向中国。

《世界》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走不出的“世界”：个体的自欺

埃菲尔铁塔、曼哈顿高耸的大楼，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佝偻着背衣衫褴褛的拾荒老人，荒诞而矛盾的割裂感自影片标题开始，奠定了全片的色彩基调。影片聚焦2003年的北京，聚焦在北京的世界公园内，在赵小桃身着印度纱丽穿过后台的走廊一声声喊着“谁有创可贴”中打开画面，在十七次重复后得到了那张贴住伤口的创可贴。此时的赵小桃气势凌人、恣意张扬，洋溢着年轻的魅力，却难以寻得一张小小的创可贴来贴住脚后跟的磨伤，一如她和他们的人生——隐于幕后、不被人看见的边缘群体，承受着生活、婚恋和家庭的创伤，试图寻求帮助却久久难以获得。

“不出北京，走遍世界。”这句世界公园的宣传语在全片中显得尤为讽刺，他们囿于小小的世界公园，将“我去印度”、“去日本”挂在嘴边，却甚至无法触碰遥不可及的真正的世界。但他们对此似乎一无所知，更准确地说是在花花世界的诱惑下编织出一个虚假的幻梦。小桃说出这句宣传语时语气会带着些炫耀和自豪，换上空姐制服登上飞机模型，但自己和自己认识的所有人却从未坐过真正的飞机；工资二百多，甚至还在赌钱的二小，带着“二姑娘”参观时也会对大本钟、塔桥如数家珍；太生只是园区的保安，但会在公园里旁若无人地骑着白马，对情人廖阿群说出“上我那儿看看卢浮宫、凯旋门”。充满戏剧性的台词，在人物口中显得无比自然和随意，因为公园对他们而已便是他们的世界，无论如何也走不出的世界。他们来到璀璨的北京，找寻一种“出人头地”的追求，即使还未曾有进展，但每个人都怀抱着自己的想象和愿望，这种信念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发生转变，以主体的姿态去代表周边、代表城市、代表北京，在自我编织的虚幻中获得心灵的满足。

这种自欺心态还在影片中常常一扫而过的园区游客身上有所体现。扶着“比萨斜塔”拍出照片，“白宫”前合照，“埃菲尔铁塔”里乘坐观光电梯，感受拼贴起来的世界著名建筑，追寻某种顶层的文化符号，他们也在这样一个虚幻的梦里体验国际化的浪潮。游客追求园区所代表的文化象征，园区里的工作人员渴慕游客们的身份认同，这种双重映照的结构使得影片的形式更加回环相扣，也拓展了“自欺”的指涉对象。自欺不仅仅是边缘人群的一种迷失身份后的状态，更是广大的群众在时代浪潮变化中的一种防卫机制。

《世界》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乌兰巴托的夜：全球化与城市化

在世界公园这样一个小小的微缩社会里，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可见一斑，还出现了俄罗斯姑娘等国际元素。安娜坐在简陋的小餐馆，听见天气预报里的乌兰巴托时一跃而起，教赵小桃一句句唱“乌兰巴托的夜”。“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在小桃和安娜坐三轮车回公园的路上，这句歌词浮现在观众的脑海。安娜也是特殊的边缘人群，作为外国人来到北京打工，被介绍人骗去了护照，想要赚钱去乌兰巴托找妹妹，最终也只能换了工作去做陪酒女。安娜和小桃是语言不通却心灵相通的朋友，两人在洗手间中重逢，重逢的眼泪是来自自身和对方现状的悲伤，“你好吗”“我很好”，简单的对话是在告知对方，更是说服自己。

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被冷战一分为二，全球被割裂成两个截然对立的群体。中国自战争中重生、自我建设、重新走向世界，世纪之交的中国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新世纪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从经济全球化开始，01年正式加入WTO，愈发频繁的世界贸易带来了人财物的广泛流动，国际和世界迅速地进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视野。世界公园就是高速国际化之下的产物，群众在时代浪潮中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市场和机遇应运而生。

影片中的悲剧人物“二姑娘”，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与城市化，这两个概念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自改革开放至新世纪，我国城市化数据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00年的36.2%，城市化的进程是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所推动的。1984年中央颁布一号文件鼓励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的第一次农民工进城潮。90年代后，城市工业不断发展，城市数量剧增，现代化大都市开始初具雏形，农民工进城潮有了“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的发展趋势。“二姑娘”跟随老乡进城打工，在工地上意外死亡，最终化为一张写在烟盒上的欠条遗书、一份赔偿合同、三沓被装进衣服内层的赔偿款。这是“二姑娘”陈志华的命运，也是许许多多不被关注、不被看见的农民工的命运，他们因“农民工”这个身份标签开始，就仿佛被剥夺了在城市生活的权利，或者从未拥有进入城市的权利。即使他们迁徙离开家乡农村，但根基和身份却无法随着肉体进入城市，进城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地理转移。而中国社会城市化的推动，离不开农民工，也离不开像小桃和太生这样离乡打工的青年，离不开万千劳动人民。他们的故事是中国无数普通人的故事，是关于生存与生活的故事。

《世界》剧照 （图片来自互联网）

符号：女性、爱情与死亡

“以杨贵妃潘金莲玛丽莲梦露麦当娜等一切美女的名义，为世界和平、妇女解放、脸无雀斑干杯！”当这句台词被赵小桃和她的姐妹们喊出，我在屏幕之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颤。古今与中外，世界与自我，她们的内心包罗万象。这是一群景区里的表演演员，她们大多来自乡村和小城镇，在世界公园，她们得以看见自己眼中的北京和世界。

赵小桃的人物塑造在影片不断推进中一步步深入完善，她独立而顽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依靠的是一股信念，相信自我的奋斗，相信爱情的忠贞。在她与太生的恋爱关系中，性再一次作为一种权力象征而出现于电影语言中。她从拒绝性行为到选择发生性关系，是对自我主体性的确认，是对太生的变相要求，“将自己完全交给太生”，试图以自己的忠诚换得太生的专一。而太生最终还是辜负了她的信任，同事刘有有通过权色交易获得升职也使得她无法在工作中立足，双重打击之下，她认为自己对命运的主导和掌握只是一片虚无。以猝然的煤气中毒结束生命，是小桃以死亡打破命运的掌管，以死亡逃离现实生活的悲凉，以死亡抵抗自己的渺小与无力。

“咱们是不是死了？不是，咱们才刚刚开始。”最后两句山西方言对白，是一种结束，但或许也是一种新生。贾樟柯用一场死亡结束影片，更增添了全片的荒诞感和撕裂感，将此前的一切纷争强行画上句号，也将观众从小桃和太生的人生中抽离。

世界公园是微缩的复制的世界，电影也是。电影描绘世界，我们观看电影，我们观察世界。《世界》作为一部关于边缘群体生存困境的寓言，描绘出千禧前后的时代气息，也呈现出转型期间时代浪潮下的民众群像。贾樟柯作为“被历史书写”的导演，同样用他的电影语言书写着历史，发掘出个人的时代记忆。

《世界》远去，但每个时代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被看见的群体，他们过着自我的生活，也记录着时代与国家的变迁。乡村与城市，国内与国际，中国在众多的对立与碰撞中走入二十一世纪，走入新时代，也即将走向更远的未来。新的未来中会有新的矛盾和新的困境，但同样会有无数的人民，在困境之中闯出一片光明的天地。

(本文为北京大学本科全校思政选修课《光影中的百年中国》2022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2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锐评 | 吴玥：《世界》：边缘书写与城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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